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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起因，有学者认为，正是阿拉伯国家间的争斗和“软制衡”触发了阿以危机，并最终走向战争。尽管这种观点存有夸大之嫌，但这种“软制衡”或冷战不仅恶化了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加剧了美苏在中东的争夺，也激化了阿以间的矛盾，从而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起到一定助推作用。
首先，来自法塔赫和叙利亚复兴党政府尤其是后者的挑战，最终将纳赛尔逼到了墙角，并迫使埃及逐渐放弃了此前相对谨慎的遏制政策，转而对以色列采取威慑行动。面对叙利亚复兴党激进主义的挑战，纳赛尔曾试图利用阿以水资源争端召开阿拉伯峰会、协调各国（包括沙特等保守阵营国家）立场，孤立坚决主张对以动武的叙利亚。然而，叙利亚认为，纳赛尔与约旦、沙特进行协商，向他们示好，是以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叙利亚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叙利亚针锋相对，通过支持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袭击等方式，来激化阿以矛盾、破坏峰会共识、挑战纳赛尔对保守阵营和以色列的妥协政策。
由于叙利亚的极力阻挠和破坏，纳赛尔感到无法再通过峰会机制来限制叙利亚。如果纳赛尔想继续保持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约束叙利亚的过激行为，埃及就必须有所行动。于是，为了遏制叙利亚，避免将埃及拖入与以色列的战争，1966 年 11 月 4 日，埃及与叙利亚签订了显然针对以色列的《共同防御协定》。在纳赛尔看来，该协定的签订至少使得叙利亚在采取行动前要与埃及协商，否则埃及便无义务对其进行援助。
然而，1967 年 4 月 7 日，以色列与叙利亚发生大规模空战、叙以冲突严重升级时，埃及并未按照双方协定向叙利亚提供援助。纳赛尔的不作为遭到叙利亚阿拉伯社会党领导人阿克拉姆·胡拉尼的强烈指责，说：“纳赛尔是躲在联合国紧急部队保护后面的‘走钢丝的政治家’。” [1]
因此，对埃及来讲，埃叙联盟的后果适得其反：本想约束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挑衅行为，却助长了叙利亚的反以信心，并使埃及被迫承担应对以色列报复的义务。这使纳赛尔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他尽力阻止以色列的报复行为，便将增加战争的风险；如果他不向叙利亚提供援助，就会给阿拉伯人留下埃及不值得信任、无能力保护叙利亚的形象。最终，纳赛尔放弃了对以色列的防御政策，转而对以色列实行更具挑衅性的威慑政策。
纳赛尔一向严格从军事力量平衡的角度来看待埃以关系，但当他最初采取冒险行动时，也门战争已消耗了埃及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并拖住了埃及两个精锐师的兵力，他以往曾谈到的与以色列交战三个必备条件（具备军事优势、以色列受孤立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显然不具备。
然而，为了增加威慑的可信性，纳赛尔必须向西奈派兵和“清除”西奈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因为埃及的威望不容许它在盟友遭受杀戮时，自己却躲在联合国紧急部队后面，从而无限期地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笑柄。
这样做以后，他便进一步陷入“阿拉伯冷战”和阿以冲突的漩涡。例如，在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走之后，面对来自阿拉伯世界要求关闭蒂朗海峡的强大压力，纳赛尔只坚持了几天，便于 22 日宣布关闭蒂朗海峡、封锁亚喀巴湾。随着形势发展，纳赛尔愈加在乎增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纳赛尔最初关注的对象不是以色列，而是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2] 当然，除了“阿拉伯冷战”因素外，纳赛尔之所以不断加大冒险赌注，一定意义上与当时以色列艾希科尔政府的“温和”反应导致纳赛尔对自己的威慑策略的有效性、自身实力和以色列能够容忍的底线产生的夸大性认知也存有关联。
纳赛尔关闭蒂朗海峡，特别是与约旦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大大改变了艾希科尔政府先前对危机游戏的认识。他们认为，到 5 月 30日，纳赛尔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最初目标，由追求政治胜利转为谋求对以色列的军事胜利 [3] ，从而逐渐消除了以色列主要决策者在率先发起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在埃及关闭蒂朗海峡之前，以色列已多次声称将视关闭蒂朗海峡为一种宣战行为。而且，对于以色列来讲，埃及封锁以色列的海上交通要道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不仅直接损害了以色列的经济利益，而且挑战了其安全哲学，即只能是以色列把意愿强加给敌人，而不允许敌人强加意愿于自己。 [4] 在封锁事件发生后的次日，以色列便进行了全面战争动员。艾希科尔在 1967 年 5 月 28 日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时称，埃及关闭蒂朗海峡是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以色列将在合适的时间采取自卫行动。 [5]
其次，在纳赛尔、复兴党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日益频繁，致使以色列感到自己的安全环境不断恶化。在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上，纳赛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反对态度。为更好地疏导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绪，控制巴勒斯坦运动，避免招致以色列的严厉报复、激化阿以矛盾，埃及扶植了一个温和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时，埃及通过搜集有关法塔赫等组织的情报、扣留其成员、破坏其活动等各种方式，极力约束这些激进组织的袭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阿拉法特转而找到了与埃及唱反调的叙利亚，并获得了叙利亚的有力支持。
如前所述，很大程度上为了占领舆论制高点，与纳赛尔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叙利亚积极支持法塔赫的反以斗争， [6] 并嘲笑纳赛尔软弱无能，不配当阿拉伯民族的代言人。在叙利亚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反以斗争不仅在阿拉伯国家的封锁链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燃起了阿拉伯世界广大民众强烈的反以热情。阿拉伯民众普遍支持法塔赫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他们还对叙利亚支持法塔赫的政策表示称赞。因此，对纳赛尔来讲，继续限制这种反以斗争的政治代价似乎要比支持这种斗争而招致以色列报复的代价还要高。于是，至少部分为了对付阿拉法特和叙利亚越来越尖锐的批评、挑战，尤其是不让叙利亚抢了风头，埃及逐渐放弃对这种袭击的反对，转而支持巴解组织从加沙发动袭击。
在得到埃及和叙利亚尤其是后者的有力支持后，从 1965 年 1 月 1日，法塔赫对以色列发动首次破坏活动到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共发动了约 100 次袭击，造成以色列至少 11 人死亡、62 人受伤。 [7] 在 1966 年新复兴党上台后，叙利亚明显加强了对巴勒斯坦人军事行动的支持者，甚至直接以法塔赫名义从约旦和黎巴嫩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叙利亚时任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不无炫耀地宣称：“正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才如同人的肺获得了充足的氧气一样，变得富有活力与成效。” [8] 以色列坚称阿拉伯国家要对巴勒斯坦人从他们领土上对以方发动的袭击负责，特别指出法塔赫是叙利亚的一个傀儡组织。这些袭击加剧了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并招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严厉报复。
最后，叙利亚在阿以水资源争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等问题上的激进反以立场直接导致叙以关系急剧恶化，两国边界冲突不断升级。其中，1967 年 4 月 7 日的叙以空战，是自 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以来叙以间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这次空战被认为实际上引起了后来的第三次中东战争。
在这次空战中，以色列对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阵地进行猛烈轰炸，击落六架叙利亚米格飞机。
叙利亚之所以援助法塔赫，法塔赫之所以不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部分原因在于挑战纳赛尔，而纳赛尔最终选择对以色列实行威慑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应对这种挑战的目的。可见，第三次中东战争不仅与阿以冲突有关，而且也同巴勒斯坦人与阿拉伯人围绕巴勒斯坦民族事业领导权展开的多面向（阿拉伯国家间、巴勒斯坦人与阿拉伯国家间、巴勒斯坦人内部）斗争有关。 [9] 总之，叙利亚热衷的“阿拉伯冷战”不仅激化了阿以冲突，而且也为以色列国内鹰派势力上台和主战思想最终占据上风提供了便利。
第一，也门内战。1962 年也门内战爆发后，沙特和埃及纷纷介入。然而，埃及却在也门陷入了一场持久的、代价高昂的战争。这场看似没有希望的战争致使埃及几万军队深陷也门泥沼，国库亏空，招致英美和阿拉伯君主国的联合反抗。 [10]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纳赛尔转而对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冒险行动。
第二，埃及与约旦缔结防御条约。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来自阿拉伯激进国家的舆论压力，1967 年 5 月 30 日，侯赛因飞抵开罗，与纳赛尔签订了防御条约。可见，来自埃及、叙利亚及两国支持下的巴勒斯坦人的舆论压力，是导致国力弱小、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约旦最终卷入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11] 然而，纳赛尔与约旦签订《共同防御协定》，最终不仅使较为温和的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逐渐改变了态度，而且直接导致阿巴·埃班外长的反战阵线瓦解。在以色列看来，埃约的军事联合除了攻击以色列外，没有其他目的。这样，继纳赛尔关闭蒂朗海峡后，阿拉伯国家越过了以色列的另一条红线，进一步加速了战争到来。西蒙·佩雷斯曾谈道：“我们现在正被一群装备着苏式武器的人包围。” [12] 佩雷斯进而指出，由于该协定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的被包围感，因而成为促使以色列最后决定发动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 [13]
可见，埃及和叙利亚在战前阿以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对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叙利亚的前奏和埃及后来的冒险，战争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将以其他方式爆发。在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埃及与叙利亚围绕阿拉伯世界领导权、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控制权等展开了持久的争夺。叙利亚的激进做法加剧了“阿拉伯冷战”和阿以冲突，导致二者相互交织。在这种背景下，纳赛尔不得不放弃之前的谨慎做法，转而对以色列采取越来越冒险的行动。正如有学者指出，叙利亚复兴党这种不计后果的激进行为和纳赛尔为继续充当阿拉伯世界盟主而采取的冒险行为，最终将阿拉伯人拉入了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14]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除了“软制衡”，阿拉伯国家为制衡对手，有时也诉诸“硬制衡”手段，甚至与非阿拉伯国家联盟。例如，作为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之所以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伊拉克的君主政权受到了来自埃及等共和制政权的挑战，伊拉克希望以此来制衡本地区不断上升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威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在制衡以埃及总统纳赛尔为代表的激进阿拉伯势力这一共同威胁基础上，第一个真正的海湾联盟——伊拉克和伊朗联盟，一度形成了。
[1] Ben D. Mor, Decision and Interaction in Crisis : A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Westport:Praeger,1993,p. 118.
[2] Malcolm H. Kerr, The Arab Cold War : Gamal ’ Abd al - Nasir and His Rivals , 1958 -1970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 127.
[3] Eric Hammel, Six Days in June : How Israel Won the 1967 Arab - Israeli War ,New York: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1992,p. 38.
[4] Wm. 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 The 1967 Arab - Israeli War :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 27.
[5] Meron Medzini, Israel's Foreign Relations : Selected Documents , 1947 -1974 ,Jerusalem: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1976,pp. 773-774.
[6] Nayef R. F. Al-Rodhan,Graeme P. Herd and Lisa Watanabe, Critical Turning Points in the Middle East : 1915-2015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p. 102-103.
[7] Wm. 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 The 1967 Arab - Israeli War :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 132.
[8] Patrick Seale, Asad of Syria :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p. 124.
[9] Wm. 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 The 1967 Arab - Israeli War :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 126.
[10] Malcolm H. Kerr, The Arab Cold War : Gamal ’ Abd al - Nasir and His Rivals , 1958 -1970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 126.
[11] Samir A. Mutawi, Jordan in the 1967 Wa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 41.
[12] Randolph and Winston Churchill, The Six Day War ,London:Heinemann,1967,p. 60.Quoting Wm. 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 The 1967 Arab - Israeli War :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 70.
[13] Wm. 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 The 1967 Arab - Israeli War :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 70.
[14] Miriam R. Lowi, Water and Power : The Politics of a Scarce Resource in the Jordan River Basi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 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