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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和发展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首先需确定一个核心假设作为学科体系演绎的起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借助逻辑手段对学科内部的逻辑关系展开推导、归纳和总结，实现由抽象理论向具体结构的演进，进而建立起相应的学科体系。这里提到的核心假设可以被视为一个学科的逻辑起点。它是一个最初、最直接和最简单的规定，是对本质的抽象。它能提供一个逻辑主线，是研究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的客观根据。它具有约束作用，可以将研究对象、范畴、方法和体系框定在合理的逻辑框架内。
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逻辑起点的选择取决于人类政治实践的本质。通过考察人口结构变迁产生新政治现象的规律、梳理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与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关系、明晰逻辑起点的内在特性，可以将“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判定为构建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的逻辑起点。“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政治研究中最直接、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能够为政治现实提供解释路径。尤为关键的是，“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学科体系设置了必要的研究边界。正因如此，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并不能完全覆盖部分政治现象背后更加复杂的机制。
“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指政治行为主体——政党、候选人、选民、利益集团等——的行为逻辑往往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即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政治行为主体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在“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进行公共选择。换句话说，在特定制度或规则的约束下，他们总是以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为行为依据。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指出，政党“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制定政策去赢得选举”，选民“为了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而把选票投给他认为将比任何别的政党提供给他更多利益的政党”。
这一描述就是“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体现。除了西方政治活动中最为核心的选举行为外，政党在议会中的斗争与妥协、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选民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待公共政策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具体到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以“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至少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政治研究中最直接、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从形式上看，“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具有逻辑起点所要求的逻辑的、抽象的特征，是对行为主体价值选择的直接判断。从内容上看，这一假设具备直接和具体的属性，是政治现实中的客观实在在逻辑上的再现。也就是说，在探究人口结构变迁制约政治系统发展的机制与规律时，应从关注政治主体的行为依据开始，将其视作最基本的分析起点，以保障逻辑与逻辑反映对象的一致性。此外，作为政治主体行为依据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基于人的本质特征、从各种各样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普遍适用于政治主体的各个方面，为一切政治主体所共有。所以，“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对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逻辑起点较为合理的抽象，能够反映其最一般的本质规定，作为逻辑起点可以使学科体系得到较为合理的逻辑推演和框架构建。
第二，“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能够为政治现实提供解释路径。政治活动是由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类政治共同体来实践的，选民、政党及候选人、政府官员、议会及议员、利益集团、公民组织等是现实生活中从事政治活动的主体。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是在人口结构变迁过程中对各类政治主体的相应实践活动及其发生机制、逻辑关联进行研究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学次级知识体系。因此，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的逻辑起点在于分析人类个体、群体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选择机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正可以为政治行为主体的选择机制作出解释——在既定的制度安排和信息条件下，具备理性思维能力的政治行为主体能够认识到自己利益所在，并按照利益最大化行事，即具有制度与信息约束条件下的行为理性。
当然，受制于客观条件限制，政治行为主体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所谓的“完全理性”对行为主体提出了三点递进式要求。首先，在政治参与中进行“成本—收益”核算时，行为主体要对所处环境和相关信息具有完备的知识。其次，行为主体的偏好体系稳定且有序，理性排序是经济学对个人偏好的最低要求。最后，行为主体能够在多种备选方案中找出令其收益最大化的方案，即可达到其偏好尺度的最高点。
当然，具有完全理性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通常情况下政治行为主体难以达到上述要求。比如，在选民投票时，囿于信息不对称、计算难度较大或收集信息成本过高等，政治主体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做出选择。再或者，政治主体认为自己的一张选票对于有众多选民参加的选举来说无足轻重，在收益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主动减少投票成本，以无知状态随意投出选票。只不过，类似的选择对于行为主体主观而言也许是理性的，但客观上有可能并非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
第三，“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学科体系设置了必要的研究边界。如果说有限理性是迫于客观条件的话，那非理性则是出于主观意愿。有时候，人的行为不完全受自利动机的驱使。一些心理情感要素，比如喜爱、面子、感激、报复、内疚、荣誉、责任等都能够使人放弃自利的目的。举例来看，偶像崇拜是人类有可能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往往掺杂着非理性和盲目的一面，会导致自利动机大打折扣。假如某位选民是某一位候选者助选嘉宾的铁杆粉丝，即便他与候选者所代表的利益存在较大分歧，出于对偶像的忠诚他也有可能投票给该候选人。这也是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比较热衷于邀请文体明星为其助阵的原因。2016 年，希拉里·克林顿就邀请了乐坛天后碧昂丝及其丈夫肖恩·卡特、 NBA超级巨星詹姆斯、摇滚乐队邦乔维及知名歌星凯蒂·佩里等明星为她助阵。
此外，根据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政府的制度结构塑造了政治家和官僚的世界观，左右着他们的偏好。他们的选择有时候是政治结构的函数，而非单纯地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具体来看，政治主体出于“政治人”属性而更倾向于追求公共价值，为国家前途而不惜得罪选民的案例在西方也不少见。因此，在部分情况下，“理性经济人假设”所支持的利益最大化准则难以解释政治主体行为。那么，“政治行为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仅为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提供了解释路径，也对其研究领域设定了必要的边界。换句话说，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只能在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既定情况下从微观角度对人口结构变迁产生新的政治现实进行逻辑一致性检验。
总之，虽然对于个体而言，受制于主客观因素，“理性经济人假设”不能总是奏效，但总体来看，这一假设仍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政治主体的基本行为特点，适宜作为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研究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与假设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