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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是以某一标准对全部人口作出区分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体展现，是人口存在和运动的形式。按道理讲，任何一个能够区分人口特征的变量，都可以作为人口结构划分的标准。如此，人口结构可以无限地划分下去，并且都会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对政治系统产生影响，讨论人口结构类型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则成为一项无法完成的工作。不过，相比而言，有些人口结构类型与政治系统关系较为松散，需要其他中介才能对政治发展产生明显影响，比如文化结构、伤残结构等；而有些人口结构类型与政治系统关系紧密，其变动能够对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中阶级、性别、民族、空间、宗教和年龄结构类型尤为突出。因此，本小节以上述六个与政治系统联系紧密的人口结构类型展开分析。
阶级是与政治体系关系最为紧密的人口结构类型。不同的阶级受制于经济关系，会产生符合阶级特征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权利主张及社会心理。因此，阶级结构变迁可以塑造政治体系。比如，希腊城邦直接民主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平民力量的壮大，尤其是依靠工商业富裕起来的平民有了权利主张却缺少相应的政治权利，进而作为一个阶级通过僭主来推翻贵族统治。相应的，那些别有用心的僭主们也因观察到了社会阶级变化以及由此衍生的权利主张，从而利用其反抗贵族寡头统治。再比如，英法两国政体的差异，除了意识、传统、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力量对比变化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英国之所以保留君主制并使之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初还发挥很大作用，很大程度上源于革命发生在新兴资产阶级势力还未壮大到能够彻底对抗封建势力的阶段，只能选择作一定的妥协。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是在无产阶级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后，通过推翻资产阶级或封建势力甚至是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而建立的。
上述三个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例子是在阶级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凭借阶级斗争而发生的政权在不同阶级间的更迭。这是人口阶级结构对政治体系造成影响的最典型方式。但这一方式发生频率很低，只有在社会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程度的时候才会发生。通常情况下，人口阶级结构变迁对政治体系造成影响，更多的是在稳定的政权体系下发生的微观性调整。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英国工人阶级政治力量发展促使工党出现，并对政治发展产生影响。比较而言，微观性调整是人口阶级结构影响政治体系的常态。
此外，在阶级结构的大框架下，还存在“阶层”的概念，同样属于人口分类维度。一个社会可以简单地分成精英、中产和底层三个阶层，其中精英阶层基本处于一个规模小且稳定的状态，变化幅度不大。而中产阶层则是影响政治稳定的关键，按照亨廷顿的理念，处于成长阶段的中产阶层出于对政治权利的追求而表现出激进倾向，是破坏政治稳定的力量，而处于成熟阶段的中产阶层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则倾向于保守，是保障政治稳定的“压舱石”。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不论在经济收入还是政治权利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也就造成了底层民众常表现出抗争的情绪。比如，法国“黄背心运动”就是社会底层群体的街头政治运动。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女性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在经济、教育、政治、家庭等方面都缺少话语权。在政治领域集中表现为女性缺少选举权，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女性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斐然成绩，性别平等逐渐被看作是文明的重要指标，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很快蔚然成风。通过长期或温和或激进的斗争，妇女逐渐获得选举权。1893 年，新西兰成为第一个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1918 年，英国开始赋予女性选举权，但规定只有 30周岁以上的妇女才具有选举权，直到 1928 年才下调到和男性一样的 21周岁。美国在 1920 年赋予女性选举权，而法国女性则直到 1944 年才获得选举权。
女性获得选举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选举格局，原因在于政治参与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自妇女获得选举权后，学界就展开了对两性投票模式差异的研究，比如，维巴等学者通过对英国选举投票的考察发现，两性在政治行为方面存在差异，男性明显比女性更加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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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女权运动也是性别结构影响政治系统的表现。女权运动在争取妇女权利、提升妇女地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政治运行中，因为参与政治既是妇女权利的体现，也是争取妇女权利的途径。举例来看，著名的“艾米莉名单”就是女权运动深入影响政治系统的集中反映。“艾米莉名单”是支持赞成堕胎的美国民主党女性候选人竞选公职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主要利用筹集资金和提供选票进行竞选支持。在 2012 年美国大选中，“艾米莉名单”就帮助 4 名女性当选联邦参议员、20 名女性当选联邦众议员，共捐赠了 1020 万美元的竞选资金。
民族与政治有着天然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结构对政治体系的影响有时能占主导地位。因为民族政治往往涉及国家政权的占有与分配。民族结构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可以从如下两个角度展开讨论。
一是新兴的民主国家的族际权力分配。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往往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模板，简单地遵循“一人一票”的选举机制。然而，这样的民主制度对于民族关系复杂、民族成分多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往往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缺少民主传统和观念的背景下。原因在于，西方民主制度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合意，而有些国家在民主化的转型过程中，未能很好地处理民族关系、实现民族整合，民族矛盾导致社会合意难以形成，甚至因国家政权的分配出现了社会动荡和分裂，民主制度自然无法巩固。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仅在 1990—2015 年间，就有 40 个在形式上为民主体制的国家发生了大规模的族群冲突，造成超过 240 万人的死亡。
二是稳定政权下优势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压制。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力量是不均衡的，存在某一主体民族牢牢掌握政权，并且该民族固守国家主义而对其他民族进行压制的情况。此外，也有两个或多个民族势均力敌而轮流坐庄的情况。如此的民族结构必然会对政治稳定和文明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
狭义的人口空间结构仅仅涉及人口数量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如此，人口空间结构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并不紧密，尤其是在民主制度突破人口数量的限制之后。人口空间结构需要通过其他中介因素才能与政治体系建立因果联系。广泛地看，这些中介因素是比较多的。比如，某一地区因人口过多或者过少而形成过载或空心化问题，都会对政府的管理造成较大挑战。再比如，改变人口空间结构的推手是人口流动，如果存在体量巨大的人口流动，同样会对社会治安、政治治理造成影响。欧洲的难民危机就是由人口流动造成的空间结构改变并对政治系统产生复杂影响的例子。不过，这些因素对政治体系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真正使人口空间结构对政治体系产生制约的关键因素在于民族。某一地区民族比例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体系的发展。哈萨克斯坦把首都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都比较好的东南城市阿拉木图迁移到北部条件比较差的阿斯塔纳，主要考虑就是通过迁都把哈萨克族人口迁移到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进而降低北部地区俄罗斯族的比重和文化影响。
宗教本是一种超脱于社会的事物，但由于宗教理想和社会现实间存在差距，导致其要或多或少地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弥补差距。因此，不论是作为社会文化还是社会力量，宗教都会与政治形成必要互动。
一是宗教斗争政治化。不同宗教之间或者同一宗教内部各派别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甚至斗争，如果将其转化为政治上的对立并引入政治手段解决分歧或赢得斗争，可视为宗教斗争政治化。宗教斗争政治化大体上存在三种表现方式：“正统”宗教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自己掌握或者统治集团支持）通过国家机器打击异己宗教；受压迫的宗教动用政治手段（抗议乃至暴力）反抗“正统”宗教和国家政权对自身的压迫与迫害；新兴宗教为了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主动将宗教政治化。比如，历史上多次的宗教战争无不是宗教斗争政治化的产物。
二是以宗教价值取向影响政治。宗教要想发展，就不能脱离世俗社会，就需要得到政治上的支持。那么，在宗教价值取向上就会演化出一定的政治取向，并被信众所接受。因此，通过具体的人和人的群体的政治活动，宗教价值取向就传导到政治体系上了。这一现象，在选举政治体制下表现得十分充分。比如,2004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400 万白人福音派选民重回投票站，被认为是共和党获胜的关键因素。
三是宗教政党和政治参与。宗教政党既是一个政治组织，又是一个特殊的宗教实体，它既追求宗教目的，也追求政治目标。
宗教团体可以通过组建政党或准政党组织从事政治活动。宗教政党的根本属性是政党，执政或者参与政权是其根本追求。那么，以特定的宗教信仰体系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的宗教政党，必然会对国家的政治运行产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政党的影响。不过，有些宗教政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宗教政治的范畴，而发展为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比如，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它们“基督教”的名义更多是象征性的。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新的政治世代以相同的政治态度开始政治生活。换句话说，人的政治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差异。一般认为，年轻人整体上偏向于激进自由，而老年人则会表现出保守的态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活阅历和目标追求是尤为重要的影响变量。比如，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利益所在，会更多地选择安于现状而不是参与社会变化。而年轻人则有大把精力投身于社会变化之中，有一定的价值追求。
依据皮尤调查中心数据，不同世代的价值观念存有较大差异，老年选民整体上表现出比较保守的态度，不希望政府出台过多的改革措施，尤其是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养老制度改革，对社会发展前景也展现出负面情绪；而年轻选民通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激进观念，对现状的不满会转化为对政府改革的追求和支持。中年群体则居于两者之间。
根据上述逻辑，一国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会表现出差异化的政治氛围：年轻人占主导的人口结构会更加积极，既能积极应对变化，也会主动创造变化；而老年群体占到很高比重的老年型人口结构则会趋向于保守，应对变化的动力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六类人口结构类型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和联系。比如，人口空间结构需要与民族、宗教结构结合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地对政治体系产生影响。此外，不同结构类型结合在一起，也会产生不同于单一类型的效果。英国工党是支持女性获取选举权的重要力量和关键推手，但英国女性更愿意支持保守党。不过，加上年龄因素后，可以发现，年轻女性更愿意支持工党。 [2]
[1] Sidney Verba,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 A Seven Nation Comparis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 305-323.
[2] J. Lovenduski,P Norris and R Campell,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K ,Manchester:The British Council,2002,pp. 3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