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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反之，政治活动也是需要由人来实践的。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其变化发展势必将深刻影响政治系统的走向，认识政治系统的变化离不开对人口的讨论。由于人口规模和结构变迁逐渐显著，人口因素影响政治系统的作用开始由间接向直接、由“懒惰”向“活跃”转变。目前，人口结构复杂化发展已经成为人口变迁的主要特征，结构也就成为影响政治系统的关键变量，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起到主导作用。
借用 19 世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1798—1857 年）的名言——“人口即命运”——来认识人口变量对于政治系统的重要性是比较恰当的。 [1] 尽管这种“决定论”的立场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人口的重要性却不曾被忽视。人口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元素和推动社会变迁的内生变量，在任何时代都在社会系统中发挥基础性、平台性作用，其变迁在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多个层面的政治制度、经济与社会、外交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对发展趋势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社会构成的政治系统同样受制于人口变化。
一方面，人类天然具备政治属性。人类的发展进程是通过劳动促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人类无法在孤立状态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组成一定规模的团体进行劳动和生产。而组成团体并使团体运行起来的过程也就是人类参与政治生活、推动政治发展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明确提到：“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城邦本身就是政治的具体化，探讨人与城邦的关系意在从人的本性角度强调人的政治属性。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考察，总结出人的政治属性的根本来源在于社会劳动的分工和合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人类必须依赖政治团体而生存。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所指出的：“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可见，政治属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人无法脱离政治活动而存在。
另一方面，政治系统的形成、运行与变化也离不开人的活动。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人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密切相关，政治系统的基本实践主体是社会化的人，政治系统需要通过人的政治活动而存在和运行。诚如马克思所言：“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里提到的“国家”就是人类政治现象的集中体现。总之，人口一直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人口发展的诸多态势必将深刻影响政治系统的走向。认识政治系统的发展离不开对人口的讨论。
应该看到，绝大多数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背后都有人口因素的作用。只不过在很长时间内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变化并不显著，人口变量一直表现为隐藏式的“惰性”特征，与政治系统间接互动。比如，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极致发展与政策上的重农抑商互为表里，这使得大量人口维系在土地之上。然而，土地私有化和“人多地少”的现实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呈周期性爆发，并严重影响政治稳定。中国古代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都和土地兼并下的失地农民有关，严重者导致朝代更迭。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具有民主性质的自治城市现象，也和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一定规模的商人群体有着直接关系。
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得以西欧为主的部分地区在人口规模和结构双重维度上率先出现变化。生活水平和卫生条件的改善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并延长了预期寿命，使得人口规模大幅增长。同时，工业革命所带动的机器大生产不仅使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复杂化，也促进了人口迁移，族群结构开始异质化发展。20 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步入人口变化行列。自此，世界范围内人口规模出现激增且人口结构复杂化发展的趋势，人口因素成为直接影响政治系统的“活跃”变量。比如，人口增长必然对资源提出相应要求，当资源难以满足人口增长需要时，就会引发相应冲突。并且，这种冲突不仅局限在个体层面或社会领域，很多情况下会延伸到政治领域。在相对落后、贫穷的地区，“人口爆炸”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举例来看，人口激增背景下对资源的争夺成为非洲暴力冲突不断的重要因素。在卢旺达，适合开垦的土地十分稀缺，每一块土地的开垦都伴随暴力冲突。1994 年爆发的卢旺达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就是对稀缺土地资源的争夺。
此后，随着人口转变进程的程度加深与范围扩大，推动人口因素“活跃”的内部力量也由规模向结构转变。按照日本人口学家黑田俊夫的观点，始于 20 世纪中叶的“人口世纪”（1950—2050 年），可以分成前 50 年规模快速增长和后 50 年结构持续改变两个阶段。
当前，世界人口规模会在增长惯性带动下保持较长时间增长，预计将在 2080 年达到人口规模的顶点，约为 104 亿人。但人口增速会随着发展中国家完成人口转变进程而大幅下降。自 1962 年到 1965 年人口增长率达到峰值 2.1%后持续下降，目前已经下降到 1%以下。当下的人口规模增长情况与 20 世纪“人口爆炸”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并且，现代国家对人口规模具有较大包容性，政治制度的韧性也能够较好承接人口增长。
人口结构在人口转变进程中进一步复杂化，在年龄、性别、阶层、种族、地域、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变迁对基于特定人口结构而设计的政治制度产成一定压力，甚至挑战。如此，人口结构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将会持续增强，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起主导作用。比如，以竞争选举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制度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共识基础上，社会条件比政体本身对民主政治更重要。而当下现实是，西方人口结构越来越复杂。横向来看，大批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持续迁入，造成不同文明之间的摩擦乃至冲突，西方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主流文化的主体性在下降。纵向来看，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速了社会贫富分化。金融危机、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非常规事件叠加，导致一定程度上的中产滑落。差异越来越大的阶层偏好难以调和。如此，在具备不同价值观和利益格局的人口持续分化并造成社会冲突、削弱民主共识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不仅难以弥合分歧，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分裂。近些年的欧美选举则证实了这种判断。总之，人口结构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系统的关键人口变量。
[1] “ Leaders:A Tale of Two Bellies; Demography in American and Europe”， The Economist ,August 24,2002,p.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