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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把人口结构和政治系统联系起来，用人口变迁视角和“理性经济人假设”来研究政治发展的问题。伴随人口结构的进一步变迁，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愈发显著，对学术界提出了很多科学问题。其中，需要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研究的议题大概有如下三类。
虽然人口结构在本质上属于人口统计学范畴，不过对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来说，它是学科得以建立的驱动变量和研究主线起点，所以研究框架的第一部分在于明确人口结构构成体系。因为人口结构是一个多向度概念且几乎任何人口特征都可以作为划分依据，这样就使其外延极大扩展。具体来看，人口具有自然和社会两大属性，加之地理空间上的分布，一般情况下常把人口结构分成三大类：一是自然结构，主要根据人口的自然因素——年龄、性别、伤残等——作出划分；二是社会结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口结构划分，比如收入结构、教育结构、阶级结构、民族结构和宗教结构等；三是空间结构，通过人口在不同地域空间的聚居、迁移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变迁。由此可见，人口结构是一个多维体系，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边界划定，避免泛化而成为一个没有边界、无限划分的庞杂体，以便进行下一步讨论。本书认为，在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的研究范畴内，明确人口结构构成体系应以是否与政治系统产生显著互动关系为判断依据。以关联程度强弱为依据，判别影响政治系统的主要人口结构变量，并揭示人口结构变迁的演化过程、发生机制及多元特征，可作为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家政治系统和个人政治观念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塑造，十几年来，一些新的政治状况尤其具有负面指向，如政治代表性持续下降、政党和议会制度被削弱、民粹主义泛滥等， [1] 形成了扎堆出现的发展态势。另外，西方民主制度不仅在对外输出过程中遭遇巨大挫折并使输入国家陷入动荡，对内也因多维结构失衡面临民主制度机能失调的压力，以致引发“民主危机”的担忧。 [2] 因此有必要刻画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制度、政治观念、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的变动格局。
进一步看，因外部环境和具体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在面临上述共性挑战的同时，也出现了具有国别特征的政治新现象。比如，作为移民接收大国的德国难民危机尤为明显，反映到政治系统上，则是具有明确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盟立场的右翼政党选择党（ AFD）迅速崛起并进入议会，对于存在政治禁忌的德国政坛而言，这确实是划时代的事件。而美国作为传统移民国家，除了种族歧视问题仍然严重外，多元文化主义下的移民政策也使国家精神逐渐分裂，成为美国政治精英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正是因为存在明显国别差异，政治系统新现实异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对具体现象、情况、案例展开系统测度以发现形成差异的条件、动因与关键变量。
探究人口结构变迁对政治系统产生了哪些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既是人口结构政治学的研究主旨，也是最为核心的研究框架。人口具备政治属性，其结构变迁必然造成政治格局变动。比如，一国内部不同族群差异明显的生育率会使“人口力量平衡”发生变化乃至被打破，以致长期具有政治优势的族群相较具有较高生育率的族群表现出衰落迹象。美国南部诸州部分郡县的拉美裔发展为多数族裔，而白人在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等地区变为少数族裔，并逐渐丧失政治话语权的现象可以较好地证明上述论断。在明确人口结构变迁能够对政治系统产生实质影响后，需要对影响机制做出剖析。
除了以“理性经济人假设”看待政治主体做出政治选择的动机外，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街头政治、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竞争选举乃至暴力行动等多尺度政治元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中介变量。人口结构变迁的效力如何通过诸多中介变量传导至政治系统的作用机理，例如，激进的意识形态是怎样的人口结构造成的、新的政党崛起源于什么样的人口结构变迁、大选结果是否能够反映人口结构变迁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此外，因为人口结构兼具层级性和多维性的复杂体系，剖析某一人口结构下的具体人口现象，如老龄化、青年人口“膨胀”、外来人口过多、人口流动频繁、种族成分复杂等影响政治系统的机制，可以深化人口结构的政治效应分析范式的研究。
[1] Andreas Kalyvas,“ Whose Crisis? Which Democracy? Notes on the Current Political Conjuncture”， Constellations ,Vol. 26,No. 3,2019,pp. 384-390.
[2] “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ch 1st,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