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兴必须走一条与他国不同的路,也必将通过不断努力实现优选之路。
从复兴的进程和影响来看,中国复兴首先是内部复兴。这是一种内化的、内向的发展壮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经济上表现为发展结构的完善、发展模式的升级、管理模式的创新、内部市场的增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实现国内结构性变革的任务十分繁重,既需要全神贯注、集中投入,也需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
其次是国际体系内复兴。中国需要国际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国际市场的需求。第二轮“走出去”不再是简单的对外部市场的需求,而是需要加大技术和投资的力度。双循环绝不是重回封闭,而是在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潜力的同时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开放。中国虽然努力在高科技领域实现飞跃,但还很难挤占发达国家的高端科技产品市场,而是偏重于相对传统的能源、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合作构想的体现。由于对外部市场、新的技术和投资的需求依然十分强烈,中国对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需求也在上升。由此,中国不可能通过利用或制造外部区域的动乱而获取经济收益,更不可能通过战争或军事手段拓展市场,有限的军事能力是保障投资和人力安全的必要举措,不会构成军事威胁。
再次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相互依存背景下的发展。中国过去40 多年的建设成就,得益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产业分工,也得益于相互依存所造就的互利共赢的国家间良性关系。相互依存虽然无法抑制竞争与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间竞争与冲突的强度,塑造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国家间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形成和平互利的世界观,也使得中国的发展能够造福于他国,更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这三个条件决定了中国复兴循序渐进、有章可依、路径清晰、损害性小、确定性强。换言之,中国复兴的过程既是主观意愿的选择,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定,并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
(一)中国不具有通过战争方式谋取霸权的可能性
中国复兴并非谋霸,中国更不可能通过战争方式谋霸。
虽然以往任何一次赢取霸权的机会都是通过大国战争直接或间接获得的,但如今,人类已经进入核时代,中国不可能选择以直接策动或参与任何这样的大国战争谋取霸权,如果这样,只能以极大的代价换来自毁的命运,造成两败或多败的结局,失去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有挑起世界大战的野心,军事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大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以奥甘斯基和库格勒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总喜欢议论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并把这种冲突视为历史的惯性。 [1] 但近百年来两次国际格局转型表明,即使是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转换,也并非通过直接战争实现。美英霸权之间的转换表明,霸权国英国与挑战国德国之间的战争导致第三方国家美国崛起为霸权,而并没有实现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转换,这其中的原因是深刻的,挑战国不仅很难实现夺取霸权的目的,反而可能因为不断的挑战而导致自身的衰落。“1914 年灾难前,帝国主义列强向英国发起了挑战,不过一战是出于其他原因爆发的。1991 年苏联相对和平的解体表明,力量不断削弱的大国及其竞争对手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无法避免的。” 即使存在历史惯性,当代世界的危机管控能力也有了一定提升。然而,虽然冷战时期美苏危机多次被化解,但对于未来我们仍要特别警惕大国之间军事上迎头相撞的危险局面出现。当然,个别大国也有可能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但所有大国均出现失灵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自冷战以来,军事在大国间的作用已经发生重大嬗变,由征服变为威慑;特别是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大国发展的成败除了别国的外部压力,更多取决于自我发展和纠错的能力。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个大国的命运能够被另一个大国所决定,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战争导致的,也不完全是由于外部力量强加所致。大国不可能通过战争被击败,大国战争只能是两败俱伤,不会有幸免者和赢家。
传统的强权政治也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历来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向他国强制输出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中国在第一次崛起的1000 多年中并无滥用权势的记录。”“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对现今中国的忧虑都是来自苏联的经验,苏联(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推动或支持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但中国与苏联不同,即使在激进的‘文革’时代,也没有实际证据表明其向其他国家全盘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总体说来,在与美国试图输出民主制度相比时,现今中国的记录并不是那么糟糕。” 那种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观点,所依据的只是中国常常谴责美国霸权和权力政治。“北京的言语之中常常谴责美国霸权和权力政治,意味着中国有可能拥有一个潜在的修正主义议程——挑战美国创造并领导的国际秩序的长远之计。” 中国谴责权力政治却被当成中国热衷于权力政治,这显然是荒谬的。权力政治的逻辑恰恰是中国和平发展所希望避免的。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复兴的方式一直是避战、避险的,在竞争的危机中努力运用化解之道。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坚持和平方式的。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任何争端,与之相反的是,凡是有利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事情中国就积极加以推动,对于国际热点问题、争端问题均倡导并力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并积极探索和平解决热点或危机的新途径、新办法。这是足可以昭示于天下的。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一国两制”等构想,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强化捍卫主权的意志和能力,都绝非为了挑起战争和事端,而是不得不回应外来因素对国家主权的侵害。基于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在中国由弱到强的进程中,中国人对于稳定与尊严的诉求表现得尤其强烈。在捍卫主权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强化自身领土范围内的军事防御能力无可非议,维护国家稳定、防范外部侵略仍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而中国之所以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其目的也是解决霸权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潜在冲突问题。正是为了实现和平复兴,中国才强调不断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现有体系内发展壮大。
(二)中国复兴将是内外良性互动的过程
中国的复兴将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外两个大局的互动是不可回避的,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相互内嵌,使得中国的国内发展与国际社会密不可分,处理好这一关系有助于内外关系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中国塑造自身形象,形成互利合作的国际环境,反之,则可能导致内外因素的对立、排斥,形成负相关关系。
中国的复兴必然受制于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积极正面地看待内外互动的影响,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同时积极承担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所赋予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外合作的不断深化显然有助于中国对外影响力的提升,但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国际合作的进程中,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先于也远远多于对他国的影响力,这就要求中国必须避免权益多于责任的期待,保持战略定力与克制。如同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所言:“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 [2]
受制于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以及全球化相互依存等诸多因素,中国复兴的过程相对更长。在扩大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受到国际社会的规范和约束,也将受到其他大国的限制和制约,以和平方式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将是可接受、可监督的,而不是为所欲为、破坏规范的过程,只有经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双重规范互塑的国家,才能成为未来世界的真正大国。因此,中国复兴必将经历自我修炼与自我完善,而这一进程本身是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条件的。
总之,中国复兴是内外互通、由内向外跨界溢出的过程,是时间、空间多层次、多场域多维互动的过程,是全球责任和影响同步扩大的过程,这也决定了中国复兴将是稳步、可控的过程。
(三)中国复兴必将经历艰巨的探索
中国没有作为一个现代大国的历史积淀和经验积累,也即中国并没有战胜或超越比自己更为先进的国家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经验。在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几乎所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规则都是由西方国家设计和制定的,中国的遵约实践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完成的。21 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对国际体系作出有中国特色的贡献,在完善与变革现有国际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建设性作用,然而并非替代或主导现有体系,也难以另起炉灶。这种“先天不足”和后发劣势,使中国的复兴必将经历容错和纠错的过程,面临更高的标准,付出更巨大的代价,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这就要求中国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长期保持理性、审慎、创新的态度,在大国竞争的复杂关系中寻找非零和的路径,不断探索和开拓新途。
中国的复兴必须是综合发展,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苏联失败的教训表明,任何单一领域的优势都无法长久支撑一个大国的整体发展,结构合理的均衡发展才能造就和维护一个大国的强国地位。全面综合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必须结合自身特点不断探索创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避开与传统大国相争相撞的新尝试,是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共享资金技术、共担责任、互联互通、共同完成经济结构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构想庞大、过程漫长、充满机遇和挑战,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创造性尝试。
2 Zbigniew Brzezinski,“Living with China”, National Interest ,Vol.351,No.59,2000,pp.140-147.
[1] A.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pp.163-185;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58-59.
[2]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Penguin Press,2014,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