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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领域，关于美国是否衰落存在诸多争议，但关于中国复兴似乎已经形成共识，而对于中国复兴的意义和影响却又是众说纷纭。
那么，什么是中国复兴？中国复兴意味着什么？中国复兴的标志是什么？答案各不相同，显然对于中国复兴存在着不同认识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一些美国学者按照权力学说的逻辑指出，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的中国，如果还不算崛起，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崛起？只有完全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才是崛起吗？以前中国的目标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复兴含义的认识呈多元化态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认为中国变量将对未来的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认为中国复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包括中国复兴的方式、路径及影响都存在多种可能性。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复兴的评介可简单分为乐观派与悲观派两种。悲观派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带来大国现有格局和国际秩序的颠覆性改变，中国复兴的过程将会与现有主导国家形成零和博弈，进而引发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战争。中美之间是零和的，中国复兴意味着美国领导力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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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派观点以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沃尔特等为代表。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崛起后会在地区建立霸权，同时确保在该区域内没有竞争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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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认为，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美国应当重新注重以权力政治应对权力政治的道路。
柯庆生强调，中国复兴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抵消，中国外交是“战略性和平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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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转移理论”代表人物奥甘斯基和库格勒等人均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常常伴随着与守成大国之间基于权力竞争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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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相对中立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超乎想象，而且是以非西方的发展模式发展起来，这增加了国际社会的不适应感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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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打破了欧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权和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冲淡了欧美成熟社会模式的示范效果……简言之，欧美社会模式面临着生存危机，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复兴将带来新的发展模式之争。
但这一派观点并没有认定中国模式是以取代西方模式为目的的。
乐观主义者认为，由于相互依存和制度性约束，也由于中国力量和目标的有限性，领土争端引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中国的崛起将保持足够的理性，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大国责任，其崛起不是零和博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复兴给世界带来了正能量，而不是零和博弈。他还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
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世界经济正进入可持续发展时期，在推动实现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中国将起引领作用。全球经济要摆脱危机导致的困境，无论美国、中国还是欧洲都需要新的合作增长模式，才能实现安全增长，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可持续发展融资方面将是一个完美的示范。
尽管以上分析各不相同，中国自身对于中国复兴的表述是明确而清楚的，也即实现中国梦。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也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见，中国复兴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征程。诚如学者程亚文所言，中国复兴是指“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实力的全面提升、社会制度系统的迅速变迁以及精神状态上内部活力的增强；其次是指中国在参与世界政治的过程中，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上对外影响的不断扩大”
。学者华民认为应“把这样一种发生在中国最近 200 年历史中由强到弱、再由弱逐步转强的历史性变化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显然，中国复兴只是成为世界强国之林中的一员，成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国家之一。中国复兴的含义不是取代现有霸权，而是自我发展与自我壮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复兴对内体现为国富民强，对外则体现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到与自身责任相匹配的程度，同时能够在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中国复兴的标志不是成为世界霸主，而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邓小平强调：“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
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将更多地把发展聚焦于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减少并消除贫富分化，而不是对外巧取豪夺、扩张权力。这一目标与称霸毫无关系，只是获取尊严感、安全感、成就感的国家使命追求。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更多立足于自身形象和能力的改善，而不是削弱他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发展不是赢者通吃或独占，而是共赢，不是战胜他国，而是完善自己、超越自己。
中国过去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保持了高速发展，这既源于中国民众的勤奋努力和改革开放的正确引导，也得益于全球化大背景提供的特殊机遇。中国的发展有助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但这种提升更多是对妄自菲薄的失败情结的纠正，并没有导致中国整体上的妄自尊大。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没有先发优势，也没有领先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基础，中国在众多核心领域都仍处于追赶阶段，个别领域的一流水准还没有形成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飞跃。中国制造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只能依赖中国的程度。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制造还存在着制造业大而不强、产品档次不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信息化水平不高、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中国制造 2025》立足国情和现实，提出实现制造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2035年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从世界综合发展状态来看，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较之现代化程度低的国家更具影响力优势；而从现代化程度的划分来看，欧洲处于后现代化时期，美国处于现代化中后期，而中国等后发国家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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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美等国面临金融危机、竞争乏力、福利陷阱等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等国已经具有领先优势。欧美等国面临的治理难题与中国等国面临的问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些现代化困境。固然，中国通过自身道路的探索有可能避免一些传统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实现后来居上，但在整体上中国的追赶之路尚未完成。虽然中国在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所能发挥的引领作用正在不断增强，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2 月召开的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
强调“共同塑造”和“共同维护”，表明中国仍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而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达到变革世界的目的。在环境保护、全球金融稳定、公共卫生等领域，中国还处于追赶现代化标准的阶段，无法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符的全球责任。
总之，中国的复兴是相对于中国的落后状况而言的，中国复兴意味着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有担当，与他国平等相待、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大国。中国的复兴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国际社会中需要救助的贫弱之国，而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向更加繁荣的积极力量，积极主动推进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国际社会的正能量和发展与繁荣的确定性力量。中国的复兴与称霸无关，也无意与霸权国争夺世界领导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我们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说法：“全球性强国意味着真正在全球军事能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拥有重大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影响力、明显的技术领先地位和有吸引力的社会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必须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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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J.Bernstein and Ross Munro，“China I: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76，No.2，1997，pp.18-32.
[2] John 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6，p.105.
[3] Thomas J.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The Rise of China and U.S.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No.1，2006，pp.81-126;Thomas J.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No.4，2001，pp.5-40.
[4] A.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pp.163-185;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58-59.
[5] Zhang Xiaoming and Barry Buzan，“Correspondence Debating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No.4，2010，pp.447-460;Thomas Fingar，“China's Rise:Contingency，Constraints and Concerns”， Survival ，Vol.54，No.1，2012，pp.195 -204;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Peaceful Rise’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No. 1，2010，pp. 5-36.
[6] 大卫·哈维、巴里·布赞、罗伯特·库珀等人都对处于现代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进行了划分。库珀将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即失败国家，如索马里、阿富汗等；第二类是后现代国家，即欧盟那样的联合体；第三类是现代国家，即传统主权国家，包括印度、中国等。参见Robert Coop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 The Observer ，April 7，2002。转引自储昭根、任东来：《美欧分歧与“适应霸权”——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评介》，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 2 期，第 15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