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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在 1994 年国会中期选举中获得历史性的全国范围内的压倒性胜利，得益于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工作上的平庸表现以及共和党自身充满活力的支持者群体。共和党增加了 8 个参议院席位、52 个众议院席位，赢得了两院的多数党控制权，进而结束了民主党 40 年来连续控制两院的局面。没有任何一位在任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在竞选连任中失败，而民主党在选举中则损失惨重，其中来自华盛顿州的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Tom Foley）成为自 1862 年以来第一位被自己选区的选民赶走的在任议长。
胜利的共和党人将这一结果解读为选民对其意识形态方案的普遍支持，并承诺在来年 1 月份就职后进行“共和党革命”。来自佐治亚州的候任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选举之夜激动地说：“如果这不是一个朝着特定方向前进的人民的授权，我希望有人向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授权。”根据金里奇和他的共和党同事的说法，美国人民对共和党的小政府保守主义施政纲领表现出了坚定的偏好。“我相信，从今天开始，火车就要出站了，这将是一辆开往更少政府干预、更多个体自由的列车。”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在第二天早晨说道。 1 内布拉斯加 州的乔恩·克里斯滕森（Jon Christensen）是许多新当选的共和党“公民立法者”议员之一，此前从未担任过政治职务，同样声称：“美国人民向我们发出了明确信息……他们选择共和党多数来改变国会工作方式。经过 40 年的自由主义大政府（和）开支巨大的政治，美国人民说‘受够了就是受够了’。” 2
选民更倾向于保守的执政方式，证据不仅仅体现在选举结果上。1994年夏天，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只有 17%的美国人表示相信联邦政府会在大部分时间或几乎所有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3 几个月后，在大选举行的那一周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5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试图做太多应该留给个人和企业的事情”，而只有 37%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 4 在两个月后进行的另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中，67%的美国人认为削减开支是新一届国会的首要立法任务，而在《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的一项民意调查中，55%的受访者同意“尽快”削减联邦预算赤字是“绝对关键”的说法。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几乎不会因为与地位被削弱的总统对抗而害怕：1995 年 1月的《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调查发现，41%对 33%的美国人认为，共和党作为新国会的多数党拥有比克林顿总统“更好的想法”。 5
在 1995 年至 1996 年的国会期间，当共和党人采取行动推进他们的保守政策议程时，民主党领导人尽管一开始对选举结果感到震惊，并被华盛顿的权威人士嘲笑为政治上过时了，但很快就制定了一个应对策略。人们普遍认为，共和党的胜利是一种象征性的反政府情绪的表现，克林顿决定接受而不是反驳这种看法，并试图表明他对选民意愿的回应。在 1995 年 1 月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呼吁建立一个“规模更小、成本更低、更聪明”的政府，摒弃集中在华盛顿的“大型、自上而下、僵化的官僚体制……”的“老路”。 6 民主党人抨击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公开了两党之间存在的具体政策分歧，特别是那些让关键选民受益的、为热门国内支出项目提供资金的问题。在金里奇领导的国会通过了包括削减福利和提高医疗保险缴费在内的预算法案后，克林顿予以否决，结果陷入僵局，导致联邦政府在 1995年 11 月至 1996 年 1 月期间关闭了两次，长达 27 天。克林顿没有从广义的意识形态角度来描述他的立场，而是强调他声称的服务项目和受益人将在共和党预算下遭受损失，他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指出，共和党试图在“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方面“大幅度”和“不明智”地削减开支，同时对“美国压力最大的工薪家庭”增税。 7
尽管宣称倾向于小政府，但大多数民众在接受民意调查时都对克林顿呼吁加大对这些社会项目的开支表示赞同。克林顿总统通过谈判与国会达成了一项解决危机的协议，最终排除了共和党提出的大部分削减支出的方案，从而巩固了总统地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与平衡联邦预算相比，受访者更倾向于阻止削减联邦退休医疗保险（Medicare），两者比例为 27%比67%。 8 因为强行推进不受欢迎的政策而使政府被迫关门，金里奇广受指责，在预算之争中成为美国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随后他与克林顿谈判采取了更温和的方式，试图修复受到损害的公众声誉，但此举又得罪了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中的一些纯粹保守主义者，最终导致他在 1998 年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后离开国会。 9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事件有力地说明了两个主要政党的不同性质，共和党的主要动机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民主党则致力于捍卫群体利益。在本章中，我们提供了经验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即这种党派非对称是基于美国选民的政治取向。两党候选人、公职人员和其他精英的行为明显不同，反映了民众支持者与他们所选政党之间认同纽带的不同，以及他们对自己政党领导人要求的性质不同。作为社会群体联盟的民主党，培育了一种相对务实、注重结果的政治风格，其公职人员因向目标群体提供具体利益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而获得赞赏。相比之下，共和党人更有可能建立基于共同意识形态信念的党派关系，鼓励党内官员追求广泛右倾的公共政策。结果是，共和党选民和积极分子比民主党人更有可能珍视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并向共和党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拒绝温和与妥协。
公众政治态度的分布进一步加剧了党派间的不对称。美国选民在大多数政策问题上持中间偏左的观点，尽管用一般意识形态衡量，他们倾向于右翼——正如劳埃德·A.弗里（Lloyd A.Free）和哈德利·坎特利（Hadley Cantril）近 50 年前所观察到的那样，公众同时是行动上的自由派和象征上的保守派。 10 尽管美国政治已经进入了精英之间极端分化和大众选民中党派分明的时代，此种情形仍未改变。因此，民主党政客试图引导选民关注本党在具体问题上相对受欢迎的立场，而共和党领导人则将政治冲突框定为“大”政府与“小”政府之间的冲突，进而从中获益。正如金里奇在与克林顿摊牌时所发现的那样，当政府某些服务有可能被削减时，公众对有限联邦权力的抽象偏好往往就会消散。民主党人也从相反的方向对同样的情形感到惊讶：克林顿曾经广受欢迎的实施全民医疗保险的目标落空了，因为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功地将其描述为一个左翼计划，实施的目的是让政府控制医疗系统，减少公民的自由。由于公众对两党各自喜欢的辩论措辞有共同的认同，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声称自己代表了选民中的多数意见，而且双方都有强大的动力来保持自己赢得公众支持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