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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第一批在观察美国政治中看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重要方面有着本质差别的学者。认识到两党行为方式明显不同，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种常识性观念，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两党的具体行为方式似乎在不断变化。过去观察家们常常认为共和党人行为有条不紊，忠诚于领袖，并且在一个共同的政策议程上团结一致，尤其在与被描绘为碎片化的、无纪律的、意识形态不连贯的民主党人相比较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共和党主要由来自相似社会经济背景、志趣相投的成员组成，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步调一致。这与由多个派系组成、在对党组织和政策平台的控制权问题上一直相互竞争的民主党形成了鲜明对比：机器般政客对良治政府改革者，北方人对南方人，种族隔离主义者对民权活动家，鹰派对鸽派，保守派对温和派、自由派等。正如尼尔森·W.波尔斯比（Nelson W.Polsby）和威廉·G.梅尔（William G.Mayer）在 1999 年所观察到的那样，“民主党是一个分裂的、不和谐的政党——甚至是一个内部分裂程度比共和党严重得多的政党——这种形象在美国的民间政治传说中根深蒂固”。 8
民主党内不团结的名声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聚集在四任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背后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将工会成员、非洲裔美国人、城市贫民和工人阶级以及自由知识分子等离散社会群体，加入到了南方白人、北方移民和天主教徒等现有的民主党基础中。虽然这种大规模的选区融合证明了巨大的选举力量，使民主党领导人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不断取得全国范围内的压倒性胜利，但聚集在民主党旗帜下的政治异质性群体，在 1932 年之后对全国性的政党领导人能否达成一个共同的实质性议程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许多选民是出于非意识形态原因隶属于该党，如南方白人隶属于民主党是基于区域标识，北方机械性的忠诚者与党的关系主要是交易性的，在此时期民主党的积极分子和在职官员中有大量代表，其中很多人经常反对该党自由阵营的政策主张。著名的事件有：1938 年罗斯福试图通过个人竞选在初选中“清洗”国会中反“新政”的民主党人却遭到失败；1948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南部几个州代表团由于该党在民权问题上的立场而退场，这导致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在当年 11 月脱离了“州权党”（State’s Rights Party）的竞选阵营，成为民主党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几十年来，民主党政客们由于内部严重分歧在酝酿和制定连贯的政策方案中面临重大挑战，一直是公众评论和学术分析的一个常见话题。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在 1955 年出版的《一个民主党人看民主党》（ A Democrat Looks at His Party ）一书中指出：
“从一开始，民主党就是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政党……代表许多利益、许多观点和许多目标……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有技能的和无技能的劳工，白领，农民，专业人士，依赖储蓄或养老金的人，知识分子，寻求住房或基本医疗服务的人，还有商人——所有这些纵横交错的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观点，这些利益和观点迫切需要关注，而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制衡体系……民主党在立法程序开始前，或作为立法程序的一部分，通过其自身的程序，对各种不同的利益进行初步的调节和规定，从而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性的政策和计划。” 9
这种妥协并不总是成功的，这使得政党领导人经常无法实施自己声明的立法优先事项。20 年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未来的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在哀叹自己无法保持民主党团结时表示：“我们民主党人都在一个帐篷里。在其他任何国家，我们都应该分裂为五个不同的政党。” 10
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研究也涉及民主党的分歧。（小）基（V. O. Key）的《州与国家层面的南方政治》（ 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1949）深入分析了当时坚定支持民主党的南方（但经常反自由主义）向国家层面民主党组织和国会领导人提出的政治难题。詹姆斯·Qj.威尔逊（James Qj Wilson）的《业余民主党人》（ The Amateur Democrat ）（1962）按年代顺序记录了北方城市出现的紧张局势，主要受选举实用主义和分赃制度驱动的老派民主党人在控制地方党组织方面日益面临新一代以问题为导向的党内积极分子的挑战。1966 年，在对二战后国会投票模式的研究中，大卫·R.梅休（David R.Mayhew）指出，民主党立法议程“是通过添加不同的项目元素达到的”，如对农民农作物进行补贴、对工会工作场所监管、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项目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代表不同选区的议员互相投赞成票的党内促进机制制定的。相比之下，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则认为，他们适当的立法角色代表“政府中的自由企业和经济”原则。 11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政党委员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 Committee on Po litical Parties）在 1950 年发表的报告《朝着更加负责任的两党制发展》（ To ward a More Responsible Two - Party System ）中，呼吁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增强党组织和在任官员之间的内部凝聚力（进而增强执政能力）。尽管这份报告表面上适用于两党，但它是由程序化的自由派人士在制定自己所青睐的政策议程时面临着巨大制度困难所激发的，而民主党则长期在名义上控制着联邦政府。 12
民主党内部的相对分裂也波及广大选民。“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往往比共和党内部的分歧更大”，诺曼H.奈（Norman H.Nie）、西德尼·韦尔巴（Sidney Verba）和约翰R.佩特西克（John R.Petrocik）在 1976 年《不断变化的美国选民》（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中指出：“民主党代表了很大部分各种各样的人群，而共和党则代表了较小但更一致的人群……民主党很大部分为左翼，但核心部分（虽然较小）是右翼。”相比之下，“共和党仍然严重倾向于右翼”，而“关于共和党积极分子的数据表明，他们像普通共和党人一样倾向于保守派，只是程度更大”。 13
在 1968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指责越南战争的内部分歧不仅引发了关于党纲和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斗争，而且激起了芝加哥街头反战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这强化了民主党作为一个由经常相互敌对的派系和独立部分组成的松散联盟的声誉。1968 年的选举标志着共和党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总统执政时期，期间只有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1976 年“水门事件”后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险胜，这使得许多党内外的政治观察家们得出结论：民主党人缺乏共同的意识形态纽带，使得大量的政党认同者容易被反对党共和党挖走，从而在选举中遭受严重不利影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的竞选活动经常强调保守派的主题和国家认同，得到了温和派和保守派“尼克松民主党人”（Nixon Democrats）和“里根民主党人”（Reagan Democrats）的有力支持，弥补了该党在美国选民中的相对数量劣势。
纳尔逊·W.波尔斯比（Nelson W.Polsby）认为，民主党在 1968 年后对总统提名程序进行的改革，目的是削弱该党领导人对候选人选择的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该党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总统竞选时遇到的困难负责，尽管支持该党的选民一直占据多数。“民主党内部的各个派系未能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导致民主党不同派别在政策关切和承诺上的所有差异都在民主党候选人参选时暴露无遗，”波尔斯比在 1983 年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建立联盟的策略，就很有可能出现比共和党严重得多的背叛风险，共和党保持着程度很高但分布不广泛的共同信仰者，因此，共和党提名的有竞争力的候选人更有可能在公共政策上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 14 1972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极端自由主义者、南达科他州联邦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在选举中历史性的糟糕表现，证明了这一明显弱点。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共和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一直无法与民主党相匹敌，但它在历史上也曾展示过自己的派系政治。20 世纪 30 年代至60 年代，共和党阵营内部的分歧将东海岸和西海岸的温和派分隔开来，东海岸温和派在国内政策上对“新政”采取了相对妥协的策略，在外交事务上采取了国际主义的做法，而中西部（以及越来越多的南部）保守派则继续支持内政上的有限政府和外交上的孤立主义或单边主义政策。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双重冲击，使传统保守主义在美国多数地区的选举中无法生存，从而暂时增强了党内温和派集团的影响力。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 1964 年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标志着一个日益强大的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出现，该运动试图推动共和党在整个公共政策领域向极右翼的方向发展。
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在有效控制全国共和党方面获得显著成功——这一进程几乎没有因为戈德华特被民主党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压倒性击败而停滞，1980 年里根获得总统提名并在大选中获胜——这主要归功于共和党政治家、积极分子和选民对意识形态诉求的支持，削弱了温和派和自由派共和党人抵制保守派接管的努力。正如尼克尔·雷（Nicol Rae）在 1989 年解释的那样：
1960 年之后，共和党内右翼取得成功的秘密，在于它抛开了各种不同的事业和议题，打造了持久的意识形态选区。粗略地说，他们的意识形态可以这样表述：美国政体中有些东西已经腐朽了；这种腐朽是自由主义造成的；只有回归美国过去的经济、道德和外交政策戒律，才能兑现美国的承诺……只要美国政党政治坚定地沿着“新政”路线走，“我也如此主义”（me-tooism）的温和战略才有战略意义……[但是]随着“新政”共识开始瓦解……[温和派]已不能像纯粹主义和毫不妥协的右翼保守主义那样，对主流建制派提出另类的见解或挑战。当然，[温和派]共和党人并不缺乏想法和政策，他们缺少的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 15
民主党积极分子组织往往被分成多个社会群体和议题领域——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等，而保守派在共和党的优势地位是通过广泛动员具有意识形态动机的积极分子来实现的，共和党积极分子提倡一种适用于广泛政策领域的另类哲学。在里根获胜后，意识形态认同和党派归属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宣称坚持保守主义运动实际上成为共和党官员保持良好信誉的必要条件。在这一时期，南方白人被吸收到该党的选举和积极分子联盟中，非但没有造成党内分裂，反而加强了该党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如今，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囊括了经济、外交政策和文化等领域。
1986 年，乔·弗里曼（Jo Freeman）在对党内精英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了意识形态对界定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群体成员的重要性。她认为，双方都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政党文化”，包括态度、组织和风格。她指出，民主党的组织结构是由选区组成的联盟，党内核心小组代表了作为“主要参照群体”的子群体，往往界定了党内辩论的断层线。相比之下，共和党则被一个共同的保守派身份捆绑在一起，内部冲突表现在对特定党员是否是真正的保守派，因而是否是“真正的”共和党人的判断上。她总结道，“共和党并不是拙劣地模仿一个常规的构建联盟的政党”，“而是一个以不同方式行事的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