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党发展中的非对称

除了适合叙述性的历史回顾外，政党非对称还与以政党组织和内部派系为重点的政党发展的系统研究相一致。为了说明这一点，表 3-1 概述了丹尼尔·迪萨尔沃（Daniel DiSalvo）在 2012 年划分的 20 世纪中叶以来每个政党内部的派系，以及菲利普·克林克纳（Philip Klinkner）在 1994 年所总结的对总统竞选失败的政党反应。作为参考，我们增加了每一次总统选举在选民和选举人投票中获胜比例的差额，学者们对茶党内部派系更新的分类和我们对自 1996 年以来失败政党的反应的评估。

每次总统竞选的特征、败选政党的反应和两党内部活跃的派系（用阴影表示）。败选政党的反应根据Klinkner的表 16 （1994）更新。党内派系根据DiSalvo （2012）更新。增加了 1996 年后的选举团数据、公众投票差额、败选政党的反应，以及茶党派系。

迪萨尔沃识别出内部派系积极控制两党组织和总统提名的企图。他认为有三个政党派系成功地影响了民主党：20 世纪初的民粹主义民主党人（Populist Democrats） ¹⁴¹ 、20 世纪中叶的自由-劳工民主党人（Liberal-Labor Democrats）以及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政治民主党人（New Politics Democrats）。他还发现两个未取得成功的民主党派别：南部民主党人（the Southern Democrats）（活跃至 1976 年）和新民主党人（the New Democrats）（活跃于 1988 年至 2004 年）。阿尔沃将自由-劳工民主党人和新政治民主党人归类为具有“目标选民”或拥有利益集团的党内派别。根据迪萨尔沃的说法，自由-劳工民主党人“倾向于把关于意识形态承诺的争议推到幕后”， ¹⁴² 而新政治民主党人则在身份政治方面帮助重塑政党形象。后来，新民主党人试图将该党推向意识形态中心，并将其描述为“擅长满足不同的选民，但不善于在整体概念上改善公共利益”；然而，由于内部缺乏强大的能引起共鸣的选民力量，新民主党人的发展受到了抑制。 ¹⁴³

根据迪萨尔沃的观点，只有一个派系，即新右派，成功地改造了共和党，尤其是从 1964 年开始将其推向保守主义方向。 ¹⁴⁴ 尽管新右派包括自由主义者、老保守派、新保守派和宗教右派，但他发现该派的“中心力量是反国家主义”。 ¹⁴⁵ 它不代表单一利益集团的选民，而是从更广泛的保守运动中汲取力量。迪萨尔沃指出，1968 年标志着自由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geller）派系对共和党的影响力名存实亡。洛克菲勒曾经对保守派“用自己的方式坚决而无情地接管政党、政纲和候选人”的做法发出警告，但后来承认自己的努力失败了。 ¹⁴⁶ 最近，茶党派系鼓励一种对抗性的政治风格，并将该党进一步推向右翼。

克林克纳（Klinkner）通过密切观察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分别为RNC和DNC）在总统选举失败后的反应来分析政党的变化。他发现民主党人有时通过改变政策立场（1956），有时是通过修改组织和选举策略（20世纪 80 年代）来做出回应。然而，其最常见的反应是对内部提名程序进行修改。 ¹⁴⁷ 尤其是 1968 年之后，在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的敦促下，民主党实施了一波根本性的政党改革，其中包括要求制定书面的代表遴选规则，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州代表团的组成对黑人、妇女和青年实行“优惠性差别待遇”（平权）；并禁止在州里用赢者通吃的方法给候选人分配代表。 ¹⁴⁸ 改革引入了由党团核心小组和初选驱动的提名程序，对选民代表性实行‘事实上的配额制度’，使代表与传统权力结构的联系大大减少”。 ¹⁴⁹

民主党相信能通过更好地平衡选民获得选举成功，在 1972 年、1980年、1984 年和 1988 年选举失利后，分别再次修改了选举程序。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保留着一份官方的选区核心小组名单，并于 1982 年进行了改革，允许任何拥有 10%选民签名的人启动一个新的核心小组；这项改革催生了一系列群体的产生——亚洲人、自由主义者、男女同性恋者、商人、印第安人、农民、以色列同情者、残疾人、欧洲少数民族——所有人都“喧嚷着要求获得认可，并获得执行委员会的席位”。 ¹⁵⁰ 后来，该党对这一制度进一步改革，以避免党的巴尔干化（分裂），但以人口结构为基础的选民仍然是民主党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民主党领导人为了改善其选举命运而实施内部改革时，新的程序仍继续认可该党不同的选民。1980 年以后，民主党人试图通过设立商业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小型商业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来筹集更多的资金，但这一行动遇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同样的问题，而且程度要严重得多，那就是自 1968 年以来一直弥漫在程序改革争议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问题”。 ¹⁵¹

但共和党的反应则远没有那么多样化：针对总统选举失败的每一个回应都集中在与选举策略有关的组织改革上。共和党人一直在寻求重建其政党基层组织，而不是改变政策立场、满足内部选民的竞争，或有针对性地吸引新的群体。然而，根据克林克纳的说法：“对包容性的追求刺激了民主党在程序上的努力，在共和党内照样存在。许多共和党人，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也希望扩大自己的政党，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少数族裔，但前提条件是，这些新加入的成员必须是独立的共和党人，而不是有组织的群体。” ¹⁵²

共和党人经常把选举失败的原因解释为意识形态不够纯洁，而非意识形态过分纯洁的结果。自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于 1976年总统大选失败后，联邦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当年在总统初选中支持里根挑战福特）认为，“现在共和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转变为具有广泛基础的保守党”，支持让坚定的保守派组织接管“政党机器”。 ¹⁵³ 这一思路在保守派英雄里根于 1980 年和 1984 年赢得选民票和选举人票的巨大胜利后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使得保守派几乎没有受到党内或公众的强烈反对。

比较两党对选举失败的反应可能最具启发性。共和党的戈德华特和民主党的麦戈文在总统选举中都曾以 23%的劣势落败，但两党都没有公开表态向中间路线靠拢。1964 年以后，即使是共和党自由派也是通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布利斯（Ray Bliss）来关注组织的反应；克林克纳（Klinkner）说，该党“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该党对此类策略的关注，在过去四年中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 ¹⁵⁴ 克林克纳认为，1972 年后民主党的反应“似乎与以胜利为导向的政党理论相矛盾”。他说：“那些人们以为只关心赢得选举的正规军和专业人士，实际上很愿意接受对程序公平性的呼吁，他们甚至在选举中遭遇惨败、在党内的影响力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¹⁵⁵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政党提名、规则制定和党代会中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他们现在是总统候选人的筹款人、媒体发言人和服务组织，而总统候选人通常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就被选举出来。但是在 2008 年，民主党人再次受到有关“超级代表”——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保留投票权的政党官员在发挥作用时程序不公正的指控。由于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明确界定了竞争对手的选民群体（分别为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在一场竞争激烈的提名竞争中，这些“超级代表”可能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所引发的内部民主问题尤其敏感。在共和党一方，经历了 2008 年和 2012年选举失利之后，共和党积极分子迅速否决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试图通过支持吸引少数族裔的政策来软化该党形象的企图。

政党定位的差异也体现在最重要的政党大会演讲中，即由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在接受提名时发表的演讲。表 3-2 报告了我们对自 1948 年以来演讲随机样本内容的分析，以及这些演讲内容的差异。我们为接受提名演讲的每一段话编码，包括任何提及意识形态或哲学原则、社会群体或利益群体、公共政策或象征意象的段落。我们发现，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倾向于提及原则，尤其是与本党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原则——事实上，27%的段落提到了保守的意识形态原则。共和党人也更有可能使用带有国旗的象征性图像，其中 22%的段落提到了美国的例外主义或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由于该表报告了平均被提及的次数，所以这两个数字都比较高，因为同一段中每种类型都有多次提及。）民主党更有可能提及公共政策和社会群体，特别是具体的政策建议和人口群体，并将目标群体和相关政策结合起来。总统候选人的演讲标示着政党独特的政策偏好。

数据来自 1948 年以来所有大会提名演讲的 1000 个段落的随机抽样的原始内容分析。我们评估了提及每一类型的每个段落。数据、内容分析编码本和可靠性分析，参见：mattg.org。 cbCIHomywmqdRG5ojpyvbtxUzEnvNJvrRsMesFfBG+SWQewXEsgzFU5a5CRdw3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