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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的演变虽然没有受到广泛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的引导，但也呈现出重大的历史性转变。20 世纪初，南方白人组成的联盟统治着该党，南方白人的党派归属体现的是区域忠诚，而非赞同某政策，与此同时北方城市政党的机器运转则主要靠移民及其后代的支持。这两部分组织派别都没有特别的动机促使其采用一种明确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詹姆斯·迈克尔·柯利（James Michael Curley）是一位经历丰富而又腐败的政客，他曾连任四届波士顿市长，也曾是国会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他嘲弄道：“重新分配财富是可以的，但在美国，我们能做到的最好事情就是贪污的再分配。” 97
可以肯定的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其他进步民主党人推行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干预和国际主义计划。但是，历史学家戴维·伯纳（David Burner）指出，在 20 世纪 20 年代，民主党从一个农村政党转变为一个基于“城市政治压力集团的自身利益，包括种族和经济利益”的城市政党机器。 98 民主党人团结一致支持罗斯福早期的“新政”立法计划，主要是为了应对大萧条，但该党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双方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深。南方的国会议员在修改罗斯福的许多提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要赢得来自他们的至关重要的支持，通常需要执行机制的权力下放，以及将农场和家庭劳动力排除在监管之外（参见 1935 年的《社会保障法》中出现的妥协）。
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认为，“新政”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愿景和联盟：一种是准社会主义的努力，主张对市场、劳动力和财富实行实质性的联邦监管，而另一种则只强调政府在管理经济周期方面的凯恩斯主义作用。按照布林克利的说法，支持凯恩斯主义的一派最终赢得了胜利，因为大政府的想法和提议激起了“深深根植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反政府主义冲动”。 99 对“拜政府教”（religion of government）的呼吁让位于更为温和的改革措施。 100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严重后果减少了对经济干预主义的需求，削弱了政府扩张的理由。战后时代的主要自由组织“争取民主行动的美国人（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1947），寻求抵消南方保守派在民主党中的影响，同时自然地边缘化左翼分子，最终与前副总统亨利（Henry）（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并主张与苏联和解）领导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相脱离。
布林克利（Brinkley）、卡兹内尔森（Katznelson）和劳工历史学家纳尔逊·里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都认为，美国真正的左翼政党出现的机会，随着 20 世纪 40 年代“劳工运动从一场社会民主暴动转变为纯粹的利益集团”而消失了。 101 20 世纪 40 年代，劳资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它与企业集体谈判和福利私有化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此后工党的雄心壮志受到严重遏制，其经济纲领沦为一种好斗的利益集团政治……取代了工党早先承诺的经济计划和社会团结”。 102 从那时起，一场正当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潜力仅仅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 1950 年所说的“历史档案中的一个记号”；60 多年后，迈克尔·卡辛（Michael Kazin）认为贝尔的“判断（仍然）站得住脚”。 103
战后的美国政府成了利益群体竞争的场所。卡兹纳尔逊认为，20 世纪40 年代“政治辩论的轨迹发生了改变：从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问题变成了技术经济学和利益集团政治问题……劳工运动作为潜在的社会民主力量的崩溃，以及左翼政治决策理论和学术基础的蒸发，挫伤了美国左翼的士气”。 104 这些发展使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联盟得以崛起；正如布林克利所描述的，这些战后的自由主义者：
仍然自称为“新政派”，但他们对新政失败的有关计划经济的实验……生命短暂但有力的反垄断和监管运动，对资本主义及其掌舵人的公开怀疑，对国家的公开赞美……表现出的兴趣相对很小……这样，与他们的经济结构相适应，战后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就能走向新的十字军东征（如民权和环保主义）。 105
这项新议程“更多地关注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国家和现代经济的广泛需要”。 106 戴维·普罗特克（David Plotke）对此表示赞同：“[民主党人]把政治当作群体活动……[群体]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作为政治行动的合法起点。民主党选民被州和民主党视为群体来对待。” 107
但是，正如约翰·莫伦科普夫（John Mollenkopf）所描述的那样，尽管缺乏共同的意识形态，民主党人制定了团结其城市选民的政策议程：
全国民主党各种迥然不同的城市选民——政党机器和改革群体、大企业和劳工、蓝领种族和少数族裔等，都有理由团结起来支持增长和发展计划。国家层面的政治领导人不仅利用联邦计划将地方选民召集在一起，而且有组织地将他们联合起来……政府计划可以因此巩固国家政治权力。 108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也是对不同政党群体的回应。大卫·布罗德（David Broder）指出，
约翰逊不得不调整他的计划，使其包括对给予他广泛支持的各种选民的激励和奖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约翰逊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每个计划对支持他的选区的某些群体都有实际或象征性的价值……约翰逊很少与“公众”打交道；他与许多小群体打交道，而且是通过这些小群体的既定领导人与他们打交道。 109
约翰逊蔑视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努力，在务实的政策制定上取得了成功，他支持由政客们讨价还价和妥协来协调群体多元化：“美国稳定的最大危险是原则政治，这导致群众为实现无限制的目标而进行非理性斗争，”他说：“一旦群众开始行动起来，整个事情就会失控。” 110 约翰逊在 1964 年争取竞选连任，引人注目地成立了 26 个不同的公民委员会，代表一系列不同的选民。 111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了“新左派”运动，由政党积极分子发起，他们认为民主党是现有权力中心的共同选择。像同时期的“新右派”保守分子一样，“新左派”攻击的目标是一个没有充分致力于道德原则、而过分地屈从于地位和专长的政治“建制”。然而，这两股激进主义在政治目标和偏好策略上不同。学生群体“美国青年争取自由”（YAF）等“新右派”组织努力融入更广泛的保守主义运动中，例如戈德华特总统竞选活动和共和党运动，从而巩固了与其他右翼参与者的关系，并且强调对党派和选举影响的追求。相比之下，左翼激进主义者更有可能将自己卷入到教义纠纷中，并陷入是否参与到民主党或选举体系中的矛盾情绪——他们经常偏爱其他政治活动形式，如直接抗议。
如果将YAF的《沙伦宣言》（Sharon Statement）与两年后由“学生民主社会”（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组织起草的类似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进行比较，两者不同之处非常明显。学生民主社会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主要左翼学生组织。丹尼尔·阿克斯特（Daniel Akst）指出：“一页纸的《沙伦宣言》非常简洁和连贯，尤其是与冗长的 64页《休伦港宣言》相比较而言。” 112 他总结道：
《沙伦宣言》的简洁明确无误地反映出一则更加清晰的信息：只有最小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它的基本理念是让人们自己照顾好自己，一个在当时或现在都不难阐述的观点。《休伦港宣言》则要长得多，它的许多热心的起草者背负的担子要大得多。他们不仅要完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防止政府和企业攫取不正当的权力——尽管他们要求这个他们曾经痛骂过的不称职的军国主义国家，以某种方式管理住房、资本分配和其他到目前为止明显超出它能力范围的事情。 113
许多新左派人士在 20 世纪 60 年代都被选举政治弄得士气低落，莫里斯·伊瑟（Maurice Isserman）和卡津（Kazin）认为，在 1968 年芝加哥召开的流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大多数新左派人士放弃了他们仍然抱有的改革现有政治体系的所有希望”“他们宣称自己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等第三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盟友和门徒”，集中力量反对美国在国外进行的干预。 114 根据卡津的说法：“揭穿了把爱国主义当作帝国主义战争和压制异见的烟幕……（新左派）对国家象征的普遍蔑视给了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以及具有相似思想的保守派一个机会，他们将所有反对军事干预的人贴上了标签，往好了说是幼稚，往坏了说是叛国。” 115
美国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未能构建一个致力于在现有党派和选举机构内，就一系列政策领域实施共同意识形态的融合主义运动。相反，左派的政治激进主义被分为一系列针对特定问题领域的运动，提出代表不同选民的观点，例如民权运动、妇女权利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环境运动以及反战运动。每项事业的领导人都支持其他事业，但他们的组织代表仍是分开的，他们声称要代表的选民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是美国政治中的“左翼”成员。
吸收这些组织、群体和选民加入民主党，激起了党内几类现有关键选民的强烈抵制，使民主党联盟内部持续出现紧张的迹象。南方的白人和保守的天主教徒，这两个忠诚的民主党票仓大力支持民主党，但由于民主党在种族、文化和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左倾倾向使他们与之越来越疏远。即使是在其他西方国家为社会主义和其他综合左翼政治动员奠定基础的劳工运动，也抵制与这些新事业结盟。左派人士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解释说：“与西欧不同，1968 年至 1973 年西欧的骚乱导致了深刻的动荡，为劳工运动设定了新的议程，并重组了激进的领导层，而美国普通工人的斗争没有成功地改变工会的方向……（他们）只留下了长期沮丧和士气低落的后遗症。” 116
1972 年，当民主党提名南达科他州联邦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民主党“大帐篷”下各组成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公开冲突。麦戈文凭借社会自由和反战的竞选纲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休·斯科特（Hugh Scott）抨击为“迷幻药、特赦和堕胎”]成功获得提名，但很快他的自由主义形象成为大选中严重的政治负担。麦戈文甚至未能团结起本党：美国劳联-产联拒绝支持他，南方的民主党领袖与他保持距离，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主党选民最终越过党派界线，支持共和党现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对于大多数民主党官员来说，麦戈文的惨败结果表明，直言不讳的自由主义即使在民主党内部，也仅具有有限的公众吸引力，它对于美国多数选民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无论麦戈文获得提名激起了学生、嬉皮士、女权主义者、男女同性恋者以及主张文化自由的专业人士多大的热情，都远远比不上那些为民主党赢得全国大选提供所需选票的更大社会群体对他的疏远。甚至麦戈文自己的一些支持者回想起来也承认这个问题。竞选策略师弗兰克·曼凯维奇（Frank Mankiewicz）后来抱怨说：“竞选过程总是屈从于来自追求特定目标人士的压力。我们回应了妇女、好战分子或大学群体的每一个威胁。如果重来一次，我会学会在什么时候叫他们滚蛋。” 117 乔治·米罗夫（George Miroff）认为，麦戈文的失败“让下一代民主党的左翼蒙羞，并成为该党转向中间路线的一个理由……许多民主党领导人，包括麦戈文竞选团队的校友，在 1972 年后都被吸引到一个务实的立场上来，即民主党必须摆脱与自由主义的干系，才能在新出现的保守时代生存下来”。 118 事实上，麦戈文竞选中的得克萨斯州协调员是一个年轻的法律系学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20 年后，他成为“新民主党人”中最杰出和最成功的代表，为了扩大选民支持度，他试图推动民主党向更温和的意识形态方向发展。
米罗夫说，麦戈文失败的阴影加深了两党之间的不对称性：“自由主义者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受挫，不像共和党那样有坚定的原则。源起于1972 年创伤的身份危机反映出民主党的担心，如果像乔治·麦戈文一样表达自己的信念，就会付出他那样的代价。” 119 然而，有选举意识的民主党领导人试图保持他们的传统联盟，但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麦戈文的竞选范围。民主党的“大帐篷”只能伸展到这里；根据一项历史调查，将 20 世纪60 年代的社会运动吸收进入党内，“在民主党两个重要的选区之间开凿了一个鸿沟，将黑人和自由主义者与南方白人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分隔开来，对新政秩序造成了最后的打击”。因此，“民主党失去了多数席位，也失去了设置国家政治议程的能力”。 120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该党也受到公众对经济再分配热情有所减弱的影响。历史学家杰斐逊·考威（Jefferson Cowie）认为：“妇女和少数族裔新职业机会的到来，是在广泛的经济正义呼声下降的时候。结果是加剧了对日益减少的机会的竞争。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考量发生了变化，从改变蛋糕的分配到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赢得一块蛋糕。” 121 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1977—1981）执政初期，民主党人仍在推进“新政”式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通过国家计划实现充分就业的提案、赋予失业者起诉政府的权利。 122 但是，卡特在面对其他民主党选民反对时，放弃了这些努力。
在缺乏一个广泛的内部运动来加强党内意识形态纪律的情况下，民主党领导人试图通过做出具体的政策让步，同时抵制将该党与左翼经济或顽固的文化进步主义联系起来，从而让这一新群体联盟感到满意，这两种做法在麦戈文失败后都被判定为票箱毒药。正如卡兹内尔森所言：“[由于]缺乏活跃的工人阶级社会基础……或缺乏社会民主政策的现实前景，该党将利益群体多元化视为唯一可用的策略。结果发现自己易于受到指控，被称为不过是一家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的控股公司。” 123 在这一进程中，穷人和工业工会在党内失去了影响力，被围绕社会身份而建立的新运动所取代。例如，当今的民主党政客们赞扬联合农场工人组织（United Farm Workers）联合创始人塞萨尔·查韦斯（Cesar Chavez）（1927—1993）是拉美裔政治参与的英雄，而不是工会化和经济平等的领袖。 124
民主党专注于建立单一议题群体，使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选区代表来源。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最初资助了 16 家关注不同议题的公益律师事务所， 125 这一网络与政府官员建立了联系，在人权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26 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建立了一系列华盛顿游说组织，对抗各个领域的商业利益。到 1980 年，这些群体和其他模仿者成为不同政策领域的制度化参与者。 127 甚至像共同事业（Common Cause）这种最初的综合性群体也制定了具体议程，关注开放政府和竞选资金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各种社会运动在一系列代表特定身份的利益组织中制度化。除了代表种族和族裔群体的 100 多个组织外，这个人口众多的联合体今天还包括维护妇女权利的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和全国妇女堕胎权利行动联盟（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人权运动组织（the Human Rights Campaign）；以及塞拉俱乐部（the Sierra Club）、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和环保选民联盟（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这样的环保组织。与融合主义、全面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运动不同，民主党的外围组织包含许多对候选人和民选官员都有各自要求的专门群体。为了成为一个“持卡”（card-carrying）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有个特别宽大的钱包是必要的。
这些群体及其分支机构在塑造民主党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特勒斯（Teles）认为：“新民主党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容纳了曾经将自己定义为党的对手的利益群体和社会运动。一个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松散协调网络……随着这些积极分子进入专业领域、基金会、教育组织和媒体而形成。” 128 每个议题网络，包括执行机构、精英组织和倡导群体，都扩大了其议题议程，通过渐进发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129 然而，梅耶尔（Mayer）发现，这些新运动“似乎和（它们的）理应过时的前辈一样，都是围绕群体诉求而组织起来的”。 130
政治学家西奥多·洛威（Theodore Lowi）在其 1979 年众所周知的同名著作中宣称，这些结果是“自由主义的终结”，他认为当时的政府已经演化为在每个政策领域都满足客户群体需要的系统。后来的学者们看到的是一种转变，而不是中间偏左激进主义的衰落。杰弗里·贝瑞（Jeffrey Berry）在 1999 年出版的著作《新自由主义》（ The New Liberalism ）开篇写道：“美国政治一个不言自明的说法是自由主义已死。工会能力弱，福利国家已经崩溃……但自由主义并未消亡……（它）只是改变了包装。今天的美国自由主义强调文化、地位、生活方式、道德和权利……公民游说群体是现代自由主义背后的推动力量。” 131 贝瑞（Berry）说道：
自 1980 年以来，保守派共和党人在选举中的成功，可能足以导致传统自由派人士的衰落。然而，更合理的解释应是，旨在促进经济平等的主张受到了环境、消费主义、其他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等因素出现的不利影响……或者是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白领）自由主义排挤了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蓝领）自由主义。 132
纳德（Nader）本人并没有宣称取得了如此胜利，在 2000 年，他与克林顿时代的民主党在亲商政策上决裂，作为绿党（Green Party）提名人竞选总统。
理想主义左派仍然处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态。一项社会学评论发现，“（美国）左派在制度上存在重大缺陷”，包括民主党内部、工会内部、工人阶级内部和基层组织内部的有限组织。 133 卡津（Kazin）指出，当左派取得胜利时，“从不冠以自己的名义”。 134 就连抗议者也因身份而分开，以符合民主党的利益集团政治；积极分子包括“各种不断发展壮大的事业——黑人自由、奇卡诺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权利、妇女解放、同性恋解放、残疾人权利等的追随者”。 135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右翼积极分子开始参与共和党的竞选政治和保守派群体，而新左翼积极分子大多退居学术界和新闻界。 136 他们在大学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又被划分为不同的人口统计类别，使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部门对身份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制度化。 137 根据艾泽曼（Isserman）和卡津的说法，仍然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按照议题领域划分：“到 20 世纪 80 年代，左翼民主党代表了各种‘单一议题’运动——黑人、奇卡诺人、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同性恋者和老年人——就像他们对党的机器本身所做的一样。” 138 民主党在许多议题领域都取得了政策上的成功，尤其是通过有效地将越来越多的具有独立关注点的选民纳入一个功能强大的民众联盟，促进了身份认同群体的权利。
当代民主党虽然在具体政治问题上越来越多围绕中间偏左立场联合起来，但拒绝将自由主义视为一项象征性的政党事业。民主党人不是从首要原则和哲学信条出发确立政治立场，而是继续处理分散的社会群体的具体议程，他们更喜欢技术官僚式渐进主义的治理风格，而非以全面价值体系为导向。民主党积极分子利用其对候选人和民选官员的影响力，促进党派联盟组成部分的利益，例如运用内部压力说服巴拉克·奥巴马在 2012 年总统大选期间改变其对同性婚姻的公开立场（尽管奥巴马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党实用主义者，但是，直到他的政治顾问断定不会严重破坏他赢得连任的机会后，他才这样做）。
但民主党的政客们显然不像共和党对手那样易于受到意识形态不忠的指责。与右翼类似的动员相比，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不仅民众基础要小得多，而且在政治实践中参与度低且不连续——如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 年发起），试图汇聚公众力量反对经济不平等，但很快就消失在后现代理论的迷雾中，这些理论否定政策特殊性和组织结构，或与党派和选举机构进行建设性接触。 139 记者兼活动家哈罗德·梅尔森（Harold Meyerson）在 2016年哀叹道：“美国左翼的悲喜剧历史”相当于“美国政治中的一种基本边缘化的倾向，经常以纯粹和僵化的表现浪费机会，只会让它变得更加边缘化。” 140 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后，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仍然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对手，使得社会群体主导的民主党只能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