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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开始，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就向自由主义精英宣战，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精英已经控制了美国政府、新闻媒体和教育系统。 81 卡巴兹尔维（Kabaservice）认为，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将他所反对的那些为了复兴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的个人、机构和思想联锁在一起的理事会称为‘自由建制派’”。 82 这种权力的联合绝不是巴克利想象出来的：像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这样的常青藤联盟成员在大学、媒体机构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慈善机构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政府等机构之间穿梭。他们以“最好和最聪明”的跨党派社会小群体身份行动，就外交和国内政策问题向政治领导人提供建议。
巴克利把自己定位为此种建制派的反对者，纳什（Nash）指出：“《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在它最初岁月里的主要观点是，它的头号学术敌人——他们坚称是敌人——是自由主义。巴克利在第一期中说道，‘是自由主义者在管理这个国家’。” 83 这一论点为巴克利和其他出身良好的保守派人士带来了民粹主义的光环，为他们在精英圈外的活动提供了支持。卡巴兹尔维指出戈德华特的支持者在 1964 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缺乏巴克利对于建制派细致入微的看法，但他们对巴克利的信念——‘宁愿生活在一个由波士顿电话簿上的前 2000 个名字统治的社会里，也不愿生活在一个由哈佛 200 名教员统治的社会里’，做出了本能的回应”。 84 随后，理查德·尼克松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接手了这项事业，与“一群把自己描述成知识分子的无耻势利小人组成的颓废群体”开展斗争，并指责他们制造了暴力和校园骚乱。 85
尽管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毫不迟疑地称他们的政治对手为“自由主义者”，但后者却不并接受这个标签——甚至少部分人认为自己在领导一场左翼的意识形态运动。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建制派”认为，有关政府规模和目的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适当角色的分歧已经得到了根本性解决，对现代国家进行有效管理成为目前国家政治领导的主要任务。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 1960 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概念。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也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一章结束了《政治人》（ Political Man ）（1960）的写作。 86 正如卡巴兹尔维所说：“‘建制派’成员一直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追求意识形态的人。” 87 政治学家艾拉·卡兹尼尔森（Ira Katznelson）指出，改革的“非意识形态（技术自觉、跨意识形态）导向，建立在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高度自我满足的基础上”。 88 从这个角度来看，保守主义是一种心理冲动，而非竞争思想的源泉。 89
因此，精英和专家在政府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被“建制派”人士视为一种自然的发展，几乎不需要智识上的防御。战后科学的崛起（由核计划成功引领，后来又因太空竞赛而进一步增强）被认为是公众共识的产物。艾森豪威尔在进入白宫之前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倡导进行对公众辩论有用的研究。“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计划是技术官僚的胜利，进一步将社会科学的成果融入公共政策的发展过程中。正如约翰逊（Johnson）在布鲁金斯学会所说：“伟大社会计划的每个方面都被塑造，或被重新塑造，或以某种方式受到学者和思想家的影响。思想的交流还在继续——因为问题还在继续。” 90 受过教育的专家阶层为政府研究机构的决策者提供建议，成千上万拥有高等学位的专业人士加入了联邦机构。 91 正如斯蒂文·泰利斯（Steven Teles）提到的，政策改革源自“公众动员在制定政府议程方面的作用日益减弱，以及学术、专业和政府自身产生的理念的作用日益增强”。 92 罗伯特·维斯布罗特（Robert Weisbrot）和卡尔文·麦肯齐（Calvin Mackenzie）都认为：“联邦政府并不是作为美国人民的代理人在回应他们的要求，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寻求解决专家们已经发现的问题，并将现代分析工具应用到这些问题上。” 93
为了挑战这种被感知的共识，保守主义运动建立相关机构来培养自己的精英阶层。美国的法律系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激进分子”法官的反对促进了商业和宗教保守派的团结。保守派基金会资助新的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以对抗各种群体权利组织的事务所），并通过法律和经济项目打入美国的法学院。 94 联邦主义者协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创建了一个持久的保守派律师网络。泰利斯强调，这场运动“越来越多地受到那些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新一代保守派行动者的指导”，他们“投入大量资源，对基本承诺进行严肃的一阶讨论，却几乎不图任何短期回报”。 95 到里根时代，联邦主义者协会的成员们形成了一个政策共同体网络，使得雇佣和联合志同道合的保守派变得更加容易。 96
尽管美国左翼人士有时也对“建制派”持负面看法，但他们没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平行的建制，动员起相当数量的选民群体，或掌握一个主要政党的组织网络。只有保守主义运动将强大的制度能力与开放的意识形态观点相结合，成为对精英主流的最大反对派，这些主流精英对于许多政策问题都抱着中间偏左的态度，但其动机既不是出于推动意识形态的目的，也不是有组织的行为。保守派对“自由建制派”的诋毁，不仅仅是在另一种幌子下的党派冲突；许多建制派人物都是共和党人，早期的保守主义运动就像致力于重建保守主义原则那样致力于重建共和党的教条，并在有力地反对民主党人的同时获得了对共和党组织机构的绝对控制。尽管这一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从未出现过与之相对应的左翼运动以重塑民主党自身的形象，结果导致了两个政党之间的基本非对称关系延续到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