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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领导人面临的来自各自选区的不对等压力，反映出两党获取公众支持类型的根本差异。尽管在明显不同的条件下，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保持着动员潜在的多数民众的能力。民主党可以吸引那些支持其部分特定政策议程的选民，那些认同其联盟内某个社会群体的选民，或者那些赞同民主党声称的代表受压迫者与强权斗争的选民。相比之下，共和党潜在的吸引力在于象征性保守主义和对政府在社会中适当角色的普遍看法。这些不同的公众支持形式与两个政党的选民和积极分子所在的选区相对应。由于对保守主义和抽象原则的普遍坚持，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要求党的领导人坚守自己的信念。民主党的支持者中包含着形形色色的选民群体，他们赞成采取务实的行动来取得具体的政策成果。两党选民基础的根本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两个政党民选官员的不同行为及两个政党采取的不同路径，我们将在第 3 章对此进行专门讨论。
我们对公众舆论的分析也为大众政治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些独立见解，首先从意识形态的概念化开始。若在定义公民意识形态时，将具体问题立场与更广泛的政府观混为一谈，将产生前后矛盾的结果，甚至无法明确回答美国总体上是中左还是中右国家。公民态度的复杂性并非简单地由于他们对意识形态标签的误解，而是因为象征性保守主义是将抽象的意识形态视角与大众中流行的自我定义融合在一起。简单来说，在哲学层面上，公众认可共和党，但在政策层面上，却赞同民主党。
党派认同理论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公民出于不同的原因与政党结盟，或者至少他们以独特的方式看待与自己支持的政党之间的关系。民主党有许多追随者，他们通过自己的社会群体关系在政治上定义自己，并将自己所在的政党描述为代表自己在与对立群体的持续冲突中不断获得自我认同的群体。共和党支持者不太可能认同这种观点；相反，他们更普遍地认为，在和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民主党斗争中，共和党代表了对政府和社会的愿景。
意识形态分类和极化的趋势影响了两党，但不一定使它们在性质上更加相似。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南方人离开了民主党，使其规模更小，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同质化，但坚定的自由派在人数上仍是少数，与围绕单一问题或身份问题而形成的共和党选民展开竞争。尽管起点较低，但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倾向的选民在民主党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而保守派在共和党中占压倒多数，并在政治世界的意识形态分裂中变得更加激进。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所显示的那样，两党的选民是随着各自政党及其外围组织更广泛的体制化发展而同步演变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政党基础并不是附带存在：它们构成了独特的环境，在其中两个政党都发展了自己的当代结构和风格。
在美国选民中，行动性自由主义与象征性保守主义的双重流行，也对精英们引导公众舆论的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受到选举成功和大多数公众支持党纲中具体议题立场的民意数据的影响，民主党政客一旦上任，通常会采取行动履行竞选承诺，结果却由于共和党对手基于意识形态的攻击引发民众共鸣，使其民众支持率不断下降，正如奥巴马和他的国会盟友们在他总统任期的头两年里所遭遇的那样。许多美国人虽然从政府的具体项目中获益，并极力捍卫这些项目，但倾向于保持反政府的意识形态，这种倾向往往被解释为单纯的困惑、无知或虚伪。然而，象征性的保守主义不需要伴随着行动性保守主义就能对选民的观点和行为施加重大影响，正如众多市民参加市政厅会议和茶党集会、给总统写信、在 2010 年的中期选举中积极投票，从而表达对医改法案的强烈反对那样，其逻辑一致性上的瑕疵几乎没有阻碍其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反对大政府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偏爱传统价值观，往往是共和党人在党内和公众中赢得广泛支持的有效策略。然而，一旦他们获得权力，共和党领导人也面临着两难困境，当实施削减或取消特定公共项目时，多数原本倾向抽象意义上“小政府”的选民往往会改变立场，正如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比尔·克林顿的斗争中所认识到的那样。共和党人认为，获得公众授权来实现有限政府愿景，并没有转化为公众对实施这一愿景所需的具体改革（以及削减相关的政府活动）的支持。政党不对称性，被选民自发的行动性自由主义和象征性保守主义在最大程度上强化了，对民主共和两党努力实现政策倡议以获得广泛和持久支持的行为提出了重大挑战，并导致当代美国政治中频繁出现程序僵局和党派怨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