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性根源：意识形态偏好还是社会认同？

民主共和两党中的广大选民对党派属性和党派冲突所持的不同观点，可以为学术辩论提供公民与其支持的政党相关联的信息。借鉴强调群体成员向心性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布莱德利·帕尔奎斯特（Bradley Palmquist）和埃里克·席克勒（Eric Schickler）认为政党认同主要是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产物，他们解释道：“人们在决定支持哪个政党时会问自己两个问题：当我想到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时，会想到哪个社会群体？哪个群体（如果有的话）最能符合我（的身份）？” ³⁹ 但是艾伦·阿布拉莫维兹（Alan Abramowitz）和凯尔·桑德斯（Kyle Saunders）辩称，格林、帕尔奎斯特和席克勒没有对这一主张进行检验或将其与基于意识形态的方法进行比较。阿布拉莫维茨和桑德斯认为，“大多数选民在决定支持哪个政党时实际上会问自己的问题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什么？’和‘哪个政党的立场更接近我的立场？’” ⁴⁰

无论选民是否有意识地问自己这些问题，我们对政党不对称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两党都既有一些成员受到社会身份认同的吸引，又有一些成员受到意识形态的吸引，但民主党人更接近格林、帕尔奎斯特和席克勒提出的社会认同观点，而阿布拉莫维茨和桑德斯提出的意识形态选择更适用于共和党。耶非塔克·莱尔克斯（Yphtach Lelkes）和保罗·施耐德曼（Paul Sniderman）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发现共和党人在意识形态上比民主党人更加成熟，而民主党人则更受群体吸引力的驱使。 ⁴¹ 心理学家发现，保守派在决策时更多地依赖于各种各样的道德基础，而自由派则注重公平，并据此认为保守派与其立场不同是因为后者更看重不公平。 ⁴² 政治学家有时拒绝承认党派和意识形态的不对称，但心理学家对此却较少有争议。 ⁴³ 心理学家还认识到，许多行为上的差异源于务实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差异（通常被视为“解释水平”的差异）。 ⁴⁴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有更抽象政治概念的政党在许多领域表现出差别就不足为奇了。

格林、帕尔奎斯特和席克勒利用 1992—1996 年ANES的小组调查结果，来评估选民针对某一次选举中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是否促使他们改变了党派立场。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政党的认同始终如一，即使控制了对问题的态度变量，也能预测四年后的投票结果。 ⁴⁵ 因此党派认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具有一个稳定的属性，而不是每次选举都会更新的议题立场和对候选人评估的“流水账”（running tally）。但是，这些小组模型不包括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阿布拉莫维茨和桑德斯对同样的小组调查研究后发现，意识形态也是稳定的，之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影响了当前的政党认同（之前的政党认同保持不变）。 ⁴⁶ 因此，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不只是作为政党认同的附加部分；尽管公民在成年后改换政党的情况很少见，但发生的变化确实往往与选民现有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关。

阿布拉莫维茨和桑德斯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与对国民医疗保险、政府支出与服务、堕胎等问题的看法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强。然而他们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与对就业保障、援助黑人和国防支出等问题的看法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关联。 ⁴⁷ 因此，意识形态范畴与特定的问题立场有关，但也有一些与之不同，它们（指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社会群体态度的代表。当公民同时被问及群体和意识形态时，即当被问及将左派定义为“劳工和其他自由群体的观点”的问题时，实际上他们的答案比只被问及意识形态时更加多变，也不那么一致。 ⁴⁸ 意识形态和社会群体归属感是截然不同的个人属性，每种属性都影响着公民对政党的选择，但意识形态认同更多地巩固了选民与共和党的关系，而群体关系则为选民提供了更多支持民主党的理由。 tj81JTwl8VFf6ZD31zAnDuvBgjs9SRd4iv8IptYbkJWT8XxjbDCp/6W67yewhy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