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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意识形态思维在塑造共和党人的政治取向方面发挥着比民主党人更重要的作用，首先有必要界定和衡量选民观念中意识形态的复杂性。1964 年，菲利普E.康沃斯（Philip E.Converse）在其一项开创性研究中确定了公民意识形态的多个指标，包括：（1）对意识形态标签，如“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自我认同（和理解）；（2）用抽象的原则和价值观来概念化政治选择（如青睐的政党或候选人）；（3）随着时间推移，在一系列具体政治问题上，稳定地表现出左倾或右倾观点（公民有时会将自己的立场与自由派或保守派精英的立场进行比较，以此来衡量这些观点）。 11 康沃斯得出了一个著名结论，即许多美国公众在“意识形态上是无知的”，因为他发现根据这些明显指标所做的统计数据之间的关联度不大，而且大多数美国公民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并没有保持一致的自由或保守立场。
近年来，政治精英之间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使得学者们开始调查大众选民是否放弃了之前哲学上的不连贯，表现出了同样趋势。学术分析往往基于对政治意识形态取向的主要指标中某个限定问题的衡量，即个人是否对一系列具体政策保持一贯的自由派或保守派观点。 12 研究者经常将调查对象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合并成一个数字分数，代表公民在单向度“左与右”尺度上的理想点，但这种做法可能系统性地低估了美国公众在大多数问题上的极端政治程度。 13 此外，这种方法忽略了由康沃斯所确定的其他意识形态指标的衡量。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认同和对抽象原则的信奉，虽然往往与受访者在对多个具体政策问题均衡考量后所采取的行动措施不完全相关，但仍然能够对选民的意见和行为施加重要的影响。即使一个公民在特定问题调查中意识形态倾向不明显，但他仍认为自己是自由派或保守派，并在政治舞台上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可能会对美国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更有可能表现出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化，但这种不对称并不能反映两党支持者对政策一致性不同程度的要求。自称是共和党的人比自称是民主党的人更有可能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待党派政治，并将自己的政党视为一套抽象价值观和原则的代表。这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一定产生议题限制，存在的限制也不一定揭示意识形态存在的原因（因为人们也可以从党派、社会认同或其他来源获得所坚持的政策观点）。本书的分析采用一些指标，以抽象的或承载价值观的术语，衡量个人对政治世界的感知程度，以及他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我们赞同学术界的一般性假定，即意识形态具有单一维度属性，范围是从自由的左派到保守的右派。克里斯托弗·埃利斯（Christopher Ellis）和詹姆斯·A.斯廷森（James A.Stimson）认为，当代人们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理解，可以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 1938 年播出的“炉边谈话”的一段节选来概括：
大致说来，自由主义学派认为，世界各地出现的新情况需要新的补救措施……如果我们利用政府作为提供这些补救措施的工具，在我国目前的政府形式下可以采用并成功地维持这一制度。反对这一学说或保守的思想学派，一般不承认政府本身必须介入并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新问题。他们相信个人的主动性与博爱会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应该废除已采取的“新政”措施，回到从前的政策。 14
尽管这些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但它们的一般原则和与之相关的具体政策类型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 80 年不变。埃利斯和斯廷森在报告中说：“最能定义这个维度的是有关政府支出、税收、政府规模、福利覆盖范围以及收入平等的问题。” 15 与之类似，共和党人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民主党人以群体为基础的组织本身，相对来说就是美国两党制稳定和长期存在的属性，在几十年的政治历史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并在 21世纪仍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