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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前文所述，贸易制裁很难挡住资本为获得巨额利润铤而走险。在对伊朗的制裁问题上，戳爆制裁的惯用套路是在阿联酋、土耳其等国设立前台公司为他们购买或运送违禁物品，但是名字跟制裁物品听起来毫无关联（常常注册为人道主义物资交易），然后在美国、欧洲等地设立前线购买公司，形成多重网络，在亚洲或者欧洲的离岸金融中心、避税天堂、港口城市的国际性大银行中注册一个银行账户，使用该银行账户来进行违禁物品的交易。
一家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公司“金门国际”要将美国国防部承包商的军工盈余产品运送给伊朗客户。那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呢？该公司的拥有者戴维森是一名伊朗裔美国公民，他利用于2013年成立的公司金门国际为德黑兰的巴巴扎德贸易公司（液压马达和泵的供应商）获取美国的军工盈余产品。2014年3月至2017年2月间，金门国际为巴巴扎德购买其所要物品后，使用一家位于佐治亚州的货运代理，把土耳其的Stare作为海外收货人，再将物品从土耳其运往伊朗。货物包括金门国际从美国国防部购买的2，700件军工盈余产品，从发动机和马达到过滤器、泵和阀门。据称，戴维森购买的一些更敏感的军工盈余产品属于“商业控制清单”。巴巴扎德怎么给戴维森付款呢？他通过亚美尼亚、塞浦路斯和中国香港的银行账户给金门国际付款。2013年至2017年期间，戴维森从巴巴扎德及其他外国公司共收到了100多万美元。
在另一个绕开制裁的案例中，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家批发商“埃德森装备”将美国制造的飞机零部件卖给中东各地的货运代理，然后通过设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前台公司网络获得这些物品，最终运送到伊朗。美国公民埃利亚巴克斯拥有的埃德森装备为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里海航空公司、基什航空公司、马汉航空公司和乌克兰地中海航空公司采购零部件，然后隐藏伊朗作为“最终用户”的身份和目的地。她聘请美国货运代理将产品运送到阿联酋和土耳其的前台公司，并将这些前台公司设定为最终收货人，事实上这些前台公司将货物转交给了伊朗人拉里贾尼，拉里贾尼再通过他的公司网络，将货物经由土耳其和阿联酋运往伊朗。随后，拉里贾尼通过以公司名义开设的土耳其银行账户向美国的埃利亚巴克斯付款。从2014年1月至2018年1月，拉里贾尼共向埃德森装备支付了500多万美元。
据报道，被美国制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了一个叫安萨尔的银行（Ansar Bank）。利用这个银行，伊朗政府建立了一个由伊朗、土耳其和阿联酋3国前台公司组成的分层网络，绕过制裁，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并将伊朗里亚尔兑换成美元和欧元，以购买伊斯兰革命卫队所需的物资。在过去3年里，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了数亿美元的物资，包括数百辆汽车。
很多国际性贸易公司发展出一套巧妙绕开制裁的系统性戳破制裁方案，也有一群戳爆制裁“专家”为新手逃避制裁提供服务。戳爆制裁通常从贿赂官员开始。有的船只因长期运送违禁物品遭到制裁，但有人将违禁船只改换门庭并贿赂海关官员，就得以放行。虽然每一艘船都有独特的认证号码，但有的海关官员有意忽视其认证号码，让改换门庭的违禁船只过港装卸，这样就不容易被外人发现和举报。他们还将船队所有者注册在几乎没有“反洗钱执法”的塞舌尔或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其实，违禁品的运输比较容易过关，因为没有任何海关有能力对每日成千上万的集装箱进行普查。
很多国际性贸易公司发展出一套巧妙绕开制裁的系统性戳破制裁方案，也有一群戳爆制裁“专家”为新手逃避制裁提供服务。
伊朗现在需要大量有跟踪监视功能的设备和技术，但是这些设备和技术刚好在被禁之列。逃避制裁领域的专家们建议，可以从位于西方或亚洲的公司为伊朗订购电信和技术设备，并在购买时备注“出于正当执法目的”。有的公司把美国最知名的技术公司“绑上船”，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供应软件和硬件；还有的公司跟想要获得伊朗电信经营执照或其他利益的外国公司做交易，以换取他们帮忙购买所需美国物品。这样，戳爆制裁的协助者不光是在一笔交易中获得高额利润，还能获得长期商业利益。
成立慈善机构来绕过制裁也是经常被专家们拿出来讲的例子。有的跨国石油公司在美国成立了慈善机构，然后利用这些慈善机构调动现金来贿赂相关官员、在联合国相关的部门和项目中购买影响力、为违禁物品的购买支付款项。例如，以“发展性援助”为名，使用外界不太了解的联合国机构，通过他们采购军民两用设备和技术，然后转运到被制裁国。用联合国集装箱装载，很少被海关抽查，并且，联合国对伊朗制裁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只有在经手国“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船正在运输“被禁货物”的情况下，才允许在该国领海内进行搜查。戳爆制裁领域的专家认为，愿意为伊朗提供或接收那些违禁品的国家当然不会相信并找到“合理依据”开展搜查。
但是，如果这些交易被全球监控系统发现，例如跨国银行的监控系统，那就麻烦了。国际性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具有某些特征的账户和交易专设警报和调查。与违反制裁活动密集的高风险国家、离岸金融中心有资金往来的账户，与众所周知的“反洗钱松懈”的国际性金融机构有资金往来的账户，账户的资金流水情况与其声称的用途不符（例如，根据公司业务性质不应该有如此大额的资金周转，冒充是最终使用者但没有能力或理由使用这些设备），从文件中发现货物“运输路线诡异”（如停靠在不必要的路线上），“付账路线诡异”，名义收款人与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收款人不是同一个人等等可疑形迹，都可以成为被发现的线索。
国际性大银行受制于西方制裁的最大原因是他们依赖美国或欧洲业务，因此花费巨资打造制裁监控体系。
国际性大银行受制于西方制裁的最大原因是他们依赖美国或欧洲业务，因此会花费巨资打造制裁监控体系。戳爆制裁者善于挖掘非国际性大银行，尤其青睐对美国或欧洲业务不太关心的银行。即使它们被美国指认为二级制裁的对象，还有很多专门从事“非西方业务”的银行愿意提供违反西方制裁的业务，改变其客户身份，“抹去关键客户信息”。为了不让这些银行成为西方银行监控的重点，戳爆制裁者又增加了一层掩护，在看似跟被制裁的业务毫无联系的国家设立账户，从那里结账。例如从马来西亚购买伊朗石油，在欧洲付款给伊朗卖主的代理人。在银行人员的“配合”下，官方文件和报表上，所有这些都能做得天衣无缝，除了银行“吹口哨者”自我揭发、新闻机构介入，其他参与该转账付款的关系银行很难发现。但是，增加掩护也就意味着增大了风险，实际上增加了作案成本，最后自然会转嫁到货物价格上。并且，随着各国对账户的“实际拥有者”和“控制者”的监控收紧，国际性大银行和制裁情报公司与这些代理人的“猫抓老鼠”游戏也在升级。道琼斯公司、律商联讯公司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挖掘了大量与被制裁者有关系的个人或公司信息。一旦国际性金融机构掌握了代理人信息，违禁贸易结算就没有想像得那样容易。
随着各国对账户的“实际拥有者”和“控制者”的监控收紧，国际性大银行和制裁情报公司与这些代理人的“猫抓老鼠”游戏也在升级。
对于不算笨重、体积较小的技术产品，戳爆制裁者常常利用欧洲的私人飞机来运送，因为那里的出口和海关管制更宽松。他们在德国市场上采购到先进技术产品，就近使用德国的私人飞机飞往土耳其、阿联酋这样的第三国，最后转飞伊朗。他们还发现，散居在外的伊朗人更容易引起怀疑，于是宁愿花时间寻找俄罗斯人或东欧人来操作。“转运”的操作者们还会选择看似无害的第三国，如比利时、荷兰这些外贸大国进行转运，再加一层掩护。
幌子公司、代理人、多层掩护都可能被银行或港口检查识别。于是，有的制裁逃避者直接把违禁物品藏匿在非违禁物品中运送，但随着扫描识别、监测货物性能技术的发展，这一招没有过去好用了。然而，对于像石油这样没有logo和序列号的产品来说，如果混合在一起，要从技术上自动识别则很难。戳爆制裁者于是发展出“石油鸡尾酒”的办法，将伊朗的石油运到第三国的存储设施中，与当地的石油混合，然后通过这些第三国的前台公司出售，这样就很难被发现了。戳爆制裁者通过重新标记或混合伊朗石油，将其作为其他国家的石油来出口，这样一来，海关官员就全然不知其就里了。
除了混油，戳爆制裁者还有一招——把两艘轮船开到公海，在那里换油。正常情况下，轮船会在公海上通过“转发器”（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简称“AIS”）发出船舶位置的信号，这些信号里包括航向、速度、货物、船舶在哪个国家/地区注册，以及大量其他信息。港口调度方通过这些信号监控船只航行、实施调度，船舶还使用转发器来防止碰撞。为了绕过制裁，两艘轮船驶向公海，关掉转发器信号，更有甚者制造更强信号或通过黑客手段来操纵信号，让监控者无法监测船只航行的路线。从转发器信号来看，这两艘轮船在公海上消失了，或者按照既定路线航行着，实际上它们正在换油。但是，现在到处都有监控卫星，记录着船舶图像并向政府机构提供分析材料。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始用监控卫星来跟踪来自伊朗等受制裁国家的远洋运输。通过这些监控卫星，这些国家可以确定船舶何时离开港口、前往何处、与谁相遇，甚至可以根据货船的影子分析货物转运的方向、船只入水的深度，估算货物重量的变化。
这些非营利性组织所调查到的关联人物、证据都会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和私人情报机构分享。
实际上，新闻调查机构、政策分析公司，如国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Defense Studies）等，一直在搜集数据、监控和分析这类事件的发展。这些非营利性组织所调查到的关联人物、证据都会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和私人情报机构分享。本书前面提到的律商联讯、道琼斯制裁观察名单上，都会包括媒体和非营利性组织挖掘出的人物和公司信息，包括那些尚未被起诉、逮捕或列进被制裁名单的对象。在制裁监控的专业术语中，他们属于“反向媒体认定”一类。不要小觑西方媒体的调查能力，史上最大的洗钱案“丹麦银行洗钱案”就是被媒体曝光才进入司法调查视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