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兴办民间科技企业，能在一生中搞出一两个市场需要的拳头产品，这一生也就算没白过！”

创始人能够造就伟大的企业，通常都有一个宏伟的愿景。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景，创始人很难把企业做成伟大的企业。

当客户问曾任华为人力资源副总裁的吴建国华为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时，吴建国直言华为的成功基于两点：“一是拥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二是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不放弃。”

吴建国得出这个结论源于他自己的经历和观察。1996年，吴建国入职华为，直到2002年才离开。期间历任人力资源部副总裁、产品策略总监、公司总裁助理等职务，主持参与华为薪酬改革项目、绩效管理项目、任职资格管理项目、私募与上市筹备项目等，甚至还是构建华为人才管理体系的核心成员。

这样的观点与曾先后就职于麦肯锡公司和惠普公司的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杰里·波拉斯（JerryI. Porras）不谋而合。1994年，吉姆·柯林斯和杰里·波拉斯提出了“愿景型企业”（Visionary Company），认为一个好的公司愿景应包括两个部分，即核心信仰（core ideology）与未来前景（envisionde future）。前者包括核心价值（core value）和核心使命（core purpose），用以规定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存在的原因，是企业长久不变的东西；后者包括要10—30年努力来实现的宏大远景目标（big，hairy，audacious goals）和对它的鲜活描述（vivid descriptions），它们是企业期望得到并需要重大改变和进步才能获取的东西，其作用是激发变革与进步。作为愿景重要支柱的核心信仰，需要拥有其组织的耐久性能力，犹如组织黏结起来穿越时间的黏合剂。核心价值是一个组织的最基本和持久的信念，它具有内在性，被组织内的成员所看重，独立于环境、竞争要求或管理时尚，一般有3—5条。核心使命规定了组织存在的理由，它是组织努力的指明星，可以通过连续追问来理清。核心信仰必须被组织成员共享，它的设定是一个组织自我发现的过程，是员工自我看重的价值而非别人强加。

与此同时，未来愿景的作用是激发变革与进步。真正的宏大远景目标应明确和有力，成为人们努力的焦点，并且是团队精神的催化剂。它应有明确的期限，并且容易理解。对组织整体来讲，这个目标应该需要10—30年的努力来完成。合适的宏大远景目标的设定要超出组织的现有能力和目前环境，并且是需要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参与的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它主要有目标式、共同敌人式、榜样式、内部转型式四大类，分别适合于不同环境和情况下的企业。此外，需要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把宏大远景目标实现后的情景如图画般地描述出来。对它的鲜活描述要展示出激情与坚定，以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动力。

当我们回望华为30多年的发展历程时发现，任正非的梦想伴随着华为的成长，即使在华为刚刚成立不久的1988年，任正非的“实业救国”的战略愿景就已经被媒体记录了下来。

1988年5月，《深圳特区报》在一篇标题为《充满活力的一株幼苗：对深圳民间科技企业的考察》的新闻中就报道了华为公司。“公司经理任正非对我们说，我们这些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离开国营单位，自己出来找饭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战的危机，人人奋力拼搏，没有内耗，没有扯皮现象。在一个国营企业里，厂长、经理往往要用60%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想干成一件事是很难的。兴办民间科技企业，能在一生中搞出一两个市场需要的拳头产品，这一生也就算没白过！”

一、“处在民族通信工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竭尽努力，在公平竞争中生存发展，决不退步、低头。”

1988年5月，任正非在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华为才创建8个月。爱企查的数据显示，1987年9月15日，任正非拿到工商部门颁发的华为营业执照（见图1-1）。

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虽然已经是改革开放前沿的经济特区，但是仍旧有很多禁区，即使创办民间科技企业也有诸多限制。这些限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注册资本必须10 000元。《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的信息显示：“第十六条 民间科技企业建立有限公司，股东须在两名以上，注册资本须在壹万元人民币以上，各股东以其出资的注册资金额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对外以全部资产承担有限经济责任。”

第二，必须审批。《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显示：“第九条 在深圳经济特区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由科技人员提出申请，并经深圳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第十条 申请筹建民间科技企业时须提交下列文件：（1）申请筹建书；（2）可行性研究报告；（3）企业发起人起草的企业章程；（4）资金来源证明；（5）企业发起人名单、身份证明及简历、专长证明和固定住所；（6）其他规定文件。”

为了达到这个标准，被深圳南海石油集团公司所属的电子分公司辞退的任正非只能和5名技术人员一起筹集资金并准备相关资料。幸运的是，任正非创办华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得到了“深府办”的批复（见图1-2）。

深府办（1987）608号《关于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明确了华为经营的合法地位，同时也表明华为这艘大船驶向全球化的起点。该批复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深圳市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筹备组：

关于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并原则同意公司章程。

二、该公司属民间科技企业。为责任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贰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伍年。自本文下达之日其生效。

……

在当时，任正非提出了“搞一两个市场需要的拳头产品”的愿景，源于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国门正在渐渐打开，一批创业者“春江水暖”地洞察到商业的初春即将到来，由此掀起一阵阵的创业热潮。二是跨国公司纷纷登陆中国市场，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迅速拓展中国本土市场。

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上，任正非介绍了当时的创业背景。任正非与主持人、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首席财经记者岳·琳达（Linda Yueh）的详细对话如下（有修改）：

主持人：任董，处于私人公司在中国非常难干的时代，您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存在什么样的困难是私人公司以前需要面对，现在也需要面对的，有什么东西你希望可以改变一下？

任正非：我们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是1987年，中国的思想还没有走向允许这个产业成长的阶段，中国面临的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就业问题。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他们创业，卖馒头，卖大碗茶。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民营企业、私人企业就是从这些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当时下发了一个推广民营高科技的文件，要求5个董事，2万元钱，这个也是极难的，就凑啊凑啊的凑了出来。我们那个时候感觉不到国营和国企有什么区别？我们两边都靠不着岸，感觉不到他们的竞争压力。

但是随着这个世界的高速发展，外资进入了中国。大规模外资进入了中国以后，中国才发现本国的工业体制已经落后于当时世界上的先进体制。所以，有一次见几个领导人，他们认为电子工程是绝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就放弃了电子工程。放弃了，我们就没有了竞争对手；他们不做，就剩下我们来做。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要向做得好的外国老大哥学习。我们做成交换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见过交换机，我飞到吉林，让大家看一眼5号机是什么样子。终于，大家同意了。

那次我带他们去的时候，晚上不小心就让小偷偷了，带了一些礼品放在房间，晚上睡得太死了，到了机场发现钱也没有了，证件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在那个状况下，还是非常尊重西方公司的，希望能学习他们的一些东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处在民族通信工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竭尽全力，在公平竞争中生存发展，决不退步、低头。”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华为已经拥有多个拳头产品，实现了任正非当年定下的目标，即使在2021年受到美国政府打压，华为在前三个季度仍然引领着全球电信设备市场。

2021年12月，德罗洛集团（Dell’Oro Group）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整体电信设备市场报告》数据显示，华为、诺基亚、爱立信、中兴、思科、三星、西纳7家供应商共同占据全球约80%的市场份额，其中，华为占29%左右，诺基亚和爱立信各占15%左右，中兴通讯（11%）、思科（6%）、三星（3%）和西纳（3%）占据了另外20%左右的市场份额（见图1-3）。

德罗洛集团公开的这组数据说明，华为已经傲视全球，成为一家巨型的跨国公司之一，当初立志于“能在一生中搞出一两个市场需要的拳头产品”的任正非完成了自己的战略构想。正因为如此，一批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支撑了深圳经济的高速增长，他们自身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20年8月26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设立的经济特区，深圳迎来了自己40周年的生日。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美国《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报道称，“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窗口的深圳，其大幅度的变革掀开了改革开放的盖头。经过40多年的发展，深圳不再是当年那个只有区区3万人的无名海边小城，而是如今人均GDP位居全国前列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科技现代化的奇迹。即使受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深圳奇迹也依旧亮眼，2020年上半年，深圳的企业注册量居一线城市榜首。

企查查的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6月，深圳新注册企业（含个体工商户）高达23.5万家，同比2019年上半年增长1.41%，超过北京、上海、广州同期新注册企业的数量（见图1-4）。

深圳2020年上半年经济能够实现正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深圳推出的“惠企16条”等多项措施，及时缓解了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压力。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深圳多年的科技产业积淀，让基于互联网与新兴技术的一大批科技企业练就了非同一般的抗风险能力。 科技企业是指依托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多分布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简称“信息传输业”）等。企查查的公开数据显示，近10年来（2011年至2020年），深圳市信息传输业共新注册企业19.9万家，平均每年增加1.8万家，占深圳特区成立以来（1981年至2020年）信息传输业企业新注册总量的84.67%，占近40年深圳企业新注册总量的3.68%（见图1-5）。

惠及企业的举措并非今日才有，早在1987年，深圳就已经开始了。2015年，任正非出席达沃斯对话现场，回顾创业之路说道：“根据深圳（19）87年（18）号文件 ，可以创立民间科技企业，就走上这条不归路。因为幼稚才走上通信这条路，认为通信市场这么大、这么多，我搞个小产品总有机会吧？但是通信产品稍稍只要有一个指标不合格，就是废品。通信是全程全网的，会导致与世界通信不通，这样严苛的技术标准对小公司极其残酷，一个小公司怎么可能搞高技术标准，我们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生存下来的。当时也不可能再后退了，因为一分钱都没有了。只有向前，因此我们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2016年5月，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时，任正非坦言，华为的成功源于“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源于改革开放政策。究其原因，没有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也不可能提供创业平台。任正非说：“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

经梳理发现，在多个场合，任正非都直言，改革开放，尤其是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是决定创建华为的关键性因素。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华为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而且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的参与者、实践者。

1988年5月，《深圳特区报》在一篇标题为《充满活力的一株幼苗：对深圳民间科技企业的考察》的新闻中这样报道了华为：“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由8名科技人员组成的。他们看到随着商品经济日趋活跃，通信事业必将有一个很大发展。在企业建立之前，这群科技人员便对特区及沿海开放地区的通信事业发展情况做了调查，了解到近年来一些地方虽引进了大型程控交换机（200门以上），但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和私人需要。于是，他们选择了开发生产400门程控交换机这一项目，并以过硬的技术和出色的服务，随时改进设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特殊需要，因而在众多强大对手的竞争中赢得了市场，产品还处于试制阶段，客户便纷纷上门订货。”

二、“作为民族通信工业的一员，已在拼尽全力向前发展，争取进入国家大公司战略系列。”

通用汽车公司前顾问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认为，作为企业高决策者，必须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企业将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企业应该是什么？

其实，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企业的战略愿景（vision），即：要到哪里去；未来是什么样的；目标是什么。

对于初创阶段的华为，与众多创业企业没有什么区别。“一位记者记得当年任正非到银行申请贷款的模样，憨厚得像个农民，穿得像搞建筑的，见了银行的什么人都递名片，非常谦卑。深南电路的一位负责人对任正非第一次到公司请求加工线路板的情形记忆犹新，那个单太小了，是在任正非的恳求下很不情愿地接下的。” 但是任正非的战略愿景已经非常明确，即致力于做行业隐形冠军。

在随后的几年中，任正非从代理开始转向研发，由此拉开了华为“搞一两个市场需要的拳头产品”愿景的幕布。1995年，在第四届国际电子通信展华为庆祝酒会上的发言中，任正非说道：“中国通信产业正飞速向前发展，并形成自己的民族通信工业。未来3年将是中国通信工业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持续10年的中国通信大发展催生了中国的通信制造业，并迅速成长。全世界厂家都寄希望于这块当前世界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对此进行拼死争夺，造成了中外产品撞车、市场严重过剩的问题，形成了巨大危机。大家拼命削价，投入恶性竞争，外国厂家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已占领了大部分中国市场，中国厂家仍然维持现在的分散经营，将会困难重重，是形势迫使必须进行大公司战略。拥有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必须有自己的通信制造产业，对此，华为作为民族通信工业的一员，已在拼尽全力向前发展，争取进入国家大公司战略系列。”

客观地讲，任正非制定这样的中长期的战略规划是合理的，同时也符合企业自身的愿景。这是因为作为一家新兴的高科技企业，1995年的华为经过自身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同时还拥有独到的竞争优势。对于华为的竞争优势，任正非介绍道：“第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高科技产业稍有不慎，就会落在后面，出现危机。作为有高素质的人才群，有灵活有效的管理体系，有良好激励机制、制约机制的新兴公司，华为反应比较灵活，跟随新技术发展的方向比较及时。第二，华为自创建起就借助了国际公司的管理经验，建立了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新产品开发、生产为主体，以资产为纽带的规范运行新型公司。作为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华为没有什么包袱，机制灵活，有良好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实践与探索，运行也比较灵活，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集体奋斗。第三，华为在这6年的发展中，以大市场、大科研、大系统、大结构为目标，建立了一个运作良好的组织体系和服务网络。现有的1750人中，有1400多人受过本科以上教育，其中有80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开发人员占总人员的40%，市场营销人员占33%、生产人员占15%、管理人员占12%，这是一个良好的倒三角形，明年（1996年）华为总人数将达到2500—2600人。以此，形成了覆盖全中国的营销网络，以及延伸到美国、中国香港的采购网络。从而为1996年销售21—25亿打下了基础。同时，在近几年市场销售的激烈竞争中，靠拼力渗透，我们培养了一批久经考验的人才，形成了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企业管理队伍。第四，华为正进行的体制改革、组织改革、工资改革、企业文化教育、业务流程重整、管理信息系统的引进等，都正在为华为迈向一个大集团公司作好起点准备。因此，华为有能力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在20世纪末成为一个具有国际中等水平的大公司。第五，华为正在奋力开拓国际市场，努力扩展生存空间。在国内与众多竞争伙伴实行企业重整、股份制合作，建立由市场与国家控股的大产业集团，进入良性竞争。”

据公开资料显示，1995年的华为，员工人数已经达到1750人，营业收入也达到15亿元。1996年，华为的销售额达到26亿元。1997年，华为的销售额达到41亿元。1998年，华为的销售额达到89亿元，同时还进入1998年“新一届电子百强企业名单”中，排名第18位。1998年4月6日，《华为人》报道了这样的喜讯。

倍受社会关注的依据各企业1997年实现的销售额排序的1998年“新一届电子百强企业名单”，经过各主管部门的认真推荐、电子部严格审核后，现已揭晓。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实现年销售总额418 932.0万元，排名第18位。

今年的“百强”企业的规模化有了明显发展，企业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而且一批通信、计算机企业成为发展最具潜力的成长性企业，反映了“百强”企业产品结构对信息经济的迅速响应。

这样的业绩足以说明，任正非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愿景，真正地开始了与世界巨头的竞争。 KTLSjkSv5g5A58HE4inrNo6ap/SpcKBiI7ItsezdKXAOR6ctm2KmKMKWF6E8a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