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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堪比“1918年的大流感”，对世界经济冲击程度，可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冲击前所未有，供应链中断凸显安全问题，推进全球制造业的结构性重组。未来，在新冠肺炎疫情、新技术革命、国际贸易摩擦的三重合力冲击下，全球供应链将加速区域化，加速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板块。后疫情时代，区域内将构筑起闭环式完整产业链体系，供应链将收短，跨境流动将放缓，复杂分工将收缩，中间环节将变短。这将对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带来负面影响。而美欧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泛滥，将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的难点和痛点。
疫情初期，一些海外媒体大肆宣扬，外资将大规模从中国撤离，西方世界将与中国脱钩，各种论调和传言四起。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尤其肆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率先复工复产，外资逆势加速投资中国。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4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为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8.6%，折合为70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8%。值得一提的是，高技术产业成为吸收外资新热点。1—4月，电子商务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同比分别增长73.8%、46.9%和99.6%，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也同比增长2.7%。尤其是，1—4月，东盟在中国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了1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7.9%。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引资逆势增长。如上海，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46.69亿美元，同比增长4.5%。其中，3月吸引外资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1月和3月，共签约外资项目129个、投资总额达239亿美元；一季度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0家、外资研发中心5家。又如苏州，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42.3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163.3%，创下历史新高。新设外资项目236个，同比增长9.3%；新增注册外资54.9亿美元，同比增长68.3%。再如厦门，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59.6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1%，占全省总量53.0%；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6.6个百分点。在上海浦东，4月总投资额超过17亿美元的21个外资项目落地；在山东，预计总投资143.9亿美元的66个外资项目集中通过视频签约；在沈阳，宝马合资企业正酝酿30亿欧元的新厂区建设和产品升级投资计划。这些项目的先后落地显示，疫情并未改变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全球供应链也并未因疫情而逆转。总体看，疫情对供应链、产业链的影响是短暂和阶段性的，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要地位不会因为疫情影响而改变。外资逆势投资中国原因何在？
首先，中国已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岛”，且率先复工复产复市复商。在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表明，中国正进入“后疫情时期”。4月30日，北京、天津和河北同时将疫情防控等级降为二级，5月2日，湖北疫情防控级别也由一级调整为二级。至此，全国所有省份均解除了一级应急响应。特别是，5月21—28日，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虽然防疫工作将常态化，但中国政府的重心正转到恢复经济上。自2月10日复工复产以来，截至4月25日，全国大中型企业复工率已达98.5%，其中制造业复工率高达99.7%，且77.3%的企业复产率已达到正常水平的八成以上。关键是，复市复商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在“五一”前的一周已达到94.8%。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去年的102.6%；居民电信服务、互联网服务、数字文化服务销售收入分别为去年的138%、116%和105%。
其次，中国的营商环境日臻完善，政策支持力度空前。事实上，外资在看重产业供应等硬环境外，更看重营商等软环境。在营商环境问题上，中国已经取得不小进步。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估，中国总体得分为73.64，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的总体排名由上年的78位上升至第46位，进入营商环境先进国家行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唯一进入2019世行营商环境报告十大最佳改革者名单的经济体。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资政策措施，各省市也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政策，不断补链、强链、扩链。如，苏州不断完善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要素链、资源链、资金链，搭好平台，做好载体，优化环境，为资本打造适合其成长的产业生态链。2020年初，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将继续推动负面清单修订，坚持“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的原则，将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提升服务业、制造业、农业领域开放水平。疫情期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11条稳外资举措，积极帮扶外资项目和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对不同阶段项目采取分类指导、精准帮扶，推动外资企业及产业链协同复工，强调所有援助企业的政策统一适用于外资企业，同时表示将全面落实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商务部也出台了应对疫情“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20条政策，表示将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条例，建立外商投资服务体系，健全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作。各地也不断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如上海出台了稳外资24条，旨在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强化外商投资保护。
第三，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特的产业优势。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依托庞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系统，尤其是上下游相关配件、原材料，工程师群体和熟练工人群体等，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独特优势。比中国便宜的没有中国技术好，比中国技术好的没有中国便宜。这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最大吸引力，也是中短期内无法撼动的“中国制造”的关键所在。经历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低附加值行业逐步升级至中高附加值产业，而且工业总产值占全球的30%，其中约70%满足内需，同时基于大市场、大基建、全产业链和人才红利等四大产业优势。这些都是内生优势，最根本的吸引力是大市场，尤其在新冠疫情肆虐下，中国依然是跨国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事实上，华尔街金融风暴以来，外资企业一直在调整对华投资策略。撤走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型和资源密集型；中国本土竞争力上升，如家电、智能手机、工程机械、零售超市等；规避贸易战导致的高关税和高风险，等等。搬走的毕竟是少数，因为脱离中国后建立单独的产业链需要脱离大市场、提高成本，中短期内难度较大。
美国政府正抓住疫情机会，让美国产业链和供应链与中国脱钩。而新冠肺炎疫情也正迫使一些跨国公司改变商业模式，重新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使特朗普政府更有理由加速推进制造业回流，并加速推进整个美国经济的“去中国化”。疫情中，美国不少州医疗系统面临崩溃，深感医疗用品和药品的短缺，迫使美国政府更强烈地产生回迁医药产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的愿望。
然而，即使医药产业链迁出中国，要完全迁回美国的可能性仍然很低。事实上，美国的医药产业并未像美国认为的那样如此依靠中国。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8月，供应美国市场的应用程序接口（API）制造工厂中28%在美国，18%在印度，只有13%在中国。
问题是，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主要依靠企业的自主性，企业更看重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弹性，而在这三点上中国都具有吸引力。关键是，由于药品作为特殊商品，生产商必须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节约成本，而中国制造在成本上的优势仍将长期存在。中国不仅在电力、煤炭和水费等方面成本较低，而且由于有完整的供应链，降低了原材料运输和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有关企业所在的当地政府补贴、相对宽松的环境法规和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这些都使中国制造的吸引力难以撼动。故此，即使美国为了国家安全，想将医药企业的产业链从中国搬走，但成本代价实在太大，且迄今尚无国家在技术和能力上能真正替代中国而承接所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大概率是将其中部分逐渐迁移到印度、墨西哥等“可依赖网络”。
5月14日，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在美国境外生产商品的企业“有责任”将业务重新迁回美国本土。如果企业不这样做，不排除将对他们加征新税。事实上，在中国疫情暴发初期，美国政府就设想将美国供应链与中国脱钩。3月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商会就如何鼓励美国公司将一些供应链移出中国，让它们离家更近为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白宫官员认为，“疫情蔓延是一场完美的风暴，使人们对与中国做生意的所有担忧都具体化了”。最近，美国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和美国商会正在商讨制定一个“重组产业链”计划，筹备建立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织和企业”组成的“经济繁荣网络”和“值得依赖的伙伴”（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越南）组成联盟，旨在说服美国公司脱离中国，转而与“网络”成员合作，以减少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基思·克拉克对《外交政策》表示，美国必须理清复杂供应链中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瓶颈，尤其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弱点，包括数字业务、能源和基础设施、研究、贸易、教育和商业等所有领域的公司和公民社会团体都应遵循相同的标准。他认为，如果一家美国制造公司不能将工作从中国转移到美国，那么它至少可以将这些工作转移到另一个与美国更加友好的国家，如越南或印度等。而印度已经开始接触美国数千家企业，以诱人的优惠政策，吸引诸如医疗设备、食品加工、纺织品、皮革、汽车零部件等550多类产品的生产企业从中国迁往印度。
30年前美国企业来中国的考量主要是成本优势；近3年中，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考量主要是贸易战导致的风险；今天，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考量更多是供应安全。不可否认，美国政府的“经济繁荣网络”计划一旦实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危害和冲击不言而喻。
华尔街金融风暴后，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推进制造业回流美国，即再工业化进程，但未取得明显效果。特朗普上台后发起对华贸易战，背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削弱“中国制造”，重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即“购买美国”“雇用美国”，让制造业重归美国。为此，美国政府制订了三大目标战略，以此梯度推进。
一是回流优先战略。这是美国政府最早采取的让制造业回流的战略。美国希望通过给企业减税等优惠政策，诱逼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然而，其早期执行效果欠佳，近年取得一些进展。因为，通过“301调查”，美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高关税，使一些美国企业不得不离开中国。据科尔尼咨询公司《美国制造业回归指数报告》统计，2019年美国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14个低成本经济体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与美国本土生产的制造业产品规模之比下降了0.98%。这是自2011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是金融危机以来降幅最大的，其中主要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减少了17%，合900亿美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正98。然而，2019年美国从亚洲其他低成本经济体的制造业进口量增加了310亿美元，其中46%来自越南，并非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回的结果。
二是近岸外包战略。根据特朗普政府计划，如果回流优先目标难以实现，则将推进近岸外包，主要是通过签署《美墨加协议》，通过原产地规则，特别是汽车原产地规则的实施，使制造业贴近美国市场。2019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与从亚洲低收入经济体进口之比由38%上升到42%，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大涨幅。事实上，早在2016年，在墨西哥进行制造业务的美国公司中，一半以上是从中国等亚洲地区转移来的，专门服务于美国市场。美国对华贸易战以及美墨加协议的签署，加速了制造业流入墨西哥。由于美对华进口产品加征高关税，2017—2018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指定商品（占墨对美出口的87%）增长了11%，为2011年以来最大增幅。2019年，随着对华“301调查”范围的扩大，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相关商品增长4%，合110亿美元。综上所述，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在大幅下降。这说明，美国制造商已开始用墨西哥制造替代中国的部分进口商品，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的近岸外包目标取得了不小成果。
三是“中国多元化”战略。根据特朗普的计划，如果第二个目标进展仍不理想，则将推动第三个目标——“中国多元化”，即将部分价值链环节从中国挪到其他亚洲地区。这一目标实现得比较成功。科尔尼公司“中国进口多元化指数”中，追踪美国制造业进口从中国转向亚洲其他低成本经济体的情况表明，虽然中国仍是美国制成品的主要生产国，但中国进口的占比已连续6年下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占从亚洲其他经济体进口的比重，从美对华加征关税开始的2018年三季度的66%，下降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56%。毫无疑问，基于对成本考虑，减少从中国进口、增加从亚洲其他低成本经济体进口在美国对华贸易战之前已经持续数年，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和产业集群要求较低的行业。美国对华贸易战则加剧了这一趋势。今后，无论贸易战结果如何，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都会继续推进“中国多元化”战略，旨在降低进口成本，分散产业链和供应链风险。
总而言之，在贸易战背景下，上述制造业回流的三大目标战略都取得不同程度成果。因为，至今离开中国的美国企业80%是为了避免高关税。关键是，高关税已经遏制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另外，在今年底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哪一政党——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胜出，美国都会继续推进制造业回流，只是两党在推进中施用手段有所区别。加之，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高质量发展正在推进，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低端环节的生产自然会流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这一趋势将持续，为制造业回流美国提供时间窗口期。
后疫情时代，保障产业链的供应韧性将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供应链中的安全性将上升，产业链中科技含量将增加，生产将更加贴近消费。
（一）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强化。在新冠肺炎疫情、新技术革命、美国对华贸易战三重冲击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将加速调整，全球产业链将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最终形成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板块。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欧洲和亚洲三大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区域化都在加快调整。未来，构建区域内闭环式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的诉求愈发强烈。疫情加剧去国际性分工化，全球人口流动将因此放缓。结果，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复杂分工将收缩，中间品制造环节将大大缩短，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合作形成负面影响。加之美欧政治生态变化和民粹主义泛滥，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加速区域化，将成为疫情后国际经济关系调整的主要方向。
1、中国在亚洲产业链地位上升。长久以来，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中的加工贸易中心，即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中“微笑曲线”的下端，对美欧拥有大量贸易顺差，但对亚洲地区的中间贸易中却拥有大量逆差。金融危机后，中国加速整合亚洲供应链，成为最终产品生产和销售输出国，由此加速区域内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中国逐步向“微笑曲线”的两端价值链上游攀升，中下游产品生产线逐步迁移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OECD认为，尽管中国是全球加工组装地，但伴随中国发展和科技进步，一些纺织品、低技术纤维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正向柬埔寨、越南等国家转移。同时，中国也在向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具有工业产能和高科技最终产品出口能力的国家出口中低和中高技术的中间产品。尤其是，美国对华贸易战加快中外企业将上述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从中国转移到亚洲邻国，如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加工贸易产业链将加速向亚洲下游国家转移。疫情后，亚洲产业链区域内分工将进一步延长，中国的制造业将加快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技术含量将进一步上升。这有利于促进亚洲区域产业分工与经贸合作，促进区域内贸易增长，有助于中国和亚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美国更强调北美供应链排他性。2018年11月，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的美墨加协议（USMCA）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条款。一是原产地原则。新协定规定（五年过渡期内）每辆汽车零部件的北美原产地占比须从目前的62.5%逐步提高到75%，且要求汽车制造商至少70%的钢铁和铝原料须来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这将促使汽车供应链逐步转移到三国。同时，新协定在原产地规则中规定，乘用车高工资劳动占比（每小时工资16美元以上的工人生产）从2020年前的30%逐步增到2023年的40%。可见，该协定将提高加拿大和墨西哥汽车出口量，但有75%的“门槛”限制，很大程度上把中国、日本、欧盟汽车制造商排除在外。提高工资标准，可提升美加制造商竞争力，推动相关制造业回流至高工资的美加地区，也使其他国家更难在墨西哥廉价生产汽车等产品。北美地区甚至全球汽车价值链很大程度上将被颠覆性重塑。二是美墨间取消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这意味着第三方投资者将无法利用这一机制提起仲裁。如果投资者来自美墨以外的第三方，而该方被美或墨认定为非市场经济体，那么此投资者不能成为申诉方提起投资仲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墨西哥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在美国投资，该企业不能作为申诉方对美方提起诉讼。企业赴美墨投资得不到保障，无形中增加投资风险和交易成本，新协定变相起到排他性作用。三是含有“毒丸”条款。USMCA的第32章第10条规定：如果美加墨三方正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贸协定事宜，则缔约方不仅应在启动谈判前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缔约方，还应该尽早将缔约目标应尽可能告知其他缔约方；还需要在签署前至少30天将拟签署文本提交给各缔约方审阅，以评估该文本对美墨加贸易协定的影响；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后的六个月内，允许其他缔约方终止美墨加贸易协定，并以缔约方的双边协定取代。该协定具有显著的排他性和歧视性，虽然可以密切美墨加三国经贸合作，但却通过协议条款的形式将其他国家排除，削弱了北美与亚洲、欧洲之间的价值链联系及合作。后疫情时代，美国政府会进一步强化上述条款的实施。尤其是，美国会更多利用墨西哥作为其安全供应链，部分并逐步替代亚洲特别是“中国制造”。
（二）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趋势将持续。一方面，伴随新一轮科技发展，全球供应链中间环节缩减，高科技制造业向发达国家本土回归。生产日益贴近和匹配需求。如，3D打印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使企业把制造过程更贴近消费市场，发达国家需求巨大，许多企业会把生产过程搬回本土。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多制造业将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后疫情时代，这一进程将加快，无论是欧洲、北美，还是日本等，都会想方设法将影响其国家安全、民生必需，尤其是医药医疗等卫生产品，在本国、区域或“可依赖”伙伴内，建立起闭环式的生产线和供应链。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政府已经着手，让企业将制造业搬回。可见，后疫情时代全球中间产品贸易将进一步减少，国内、区域、同盟间贸易和价值增值现象将增多。另一方面，疫情暴发后，发达国家普遍出台政策，鼓励本国制造业回流。尤其是，美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财政政策，鼓励并推进制造业回归美国，以增加制造业就业岗位，扭转产业“空心化”。在监管方面，特朗普提倡“小政府”理念，减轻不必要监管，提高效率，为企业松绑，改善营商环境。
（三）数字技术推进供应链加速变迁。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变迁的关键因素将是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与过去数十年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供应链变迁有质的区别。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全球供应链系统正在变得更加复杂，但国际分工效率进一步提升，企业边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许多企业不仅愿意进行传统的垂直分工合作，也希望通过信息共享、物流共担进行企业间横向的“水平”合作。从微观层面看，以先进机器人、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基础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已然开启，企业商业模式日趋网络化和去中心化，全球扁平化的“分布式生产”将大行其道，企业组织形式逐步由大型公司转向平台化、分散化和普惠化。在技术带来的新业态模式下，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边界、企业与市场边界日益模糊。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生产与需求之间日渐开放，共享与合作增多。从中观层面看，数字技术将带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产业兴起，并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升级改造。全球价值链布局将展开深度调整。劳动力在生产中的地位大幅下降，并容易被机器替代，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劣势弱化以及消失，技术创新优势凸显。从宏观层面看，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将打破现有国际经济合作模式，使得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服务等无形产品在全球更自由地流动，劳动力的迁移与劳动人口迁移逐步分离。在网络应用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发达国家可以雇佣其他国家的劳动力而不必引进其劳动力人口。由于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生产可更贴近本国需求端，因此区域乃至国内贸易得到增强，但跨洲价值链或遭受损失，因为许多企业因科技进步节约大量成本，不必将中间贸易产业链置于遥远的地方。
（四）数字贸易促进国际贸易转型升级。疫情中，电子商务异军突起，后疫情时代数字贸易将加速国际贸易升级。随着全球经济日益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不仅催生了数字贸易，同时引领全球商业革命，国际贸易无论在业态、流程，还是技术、体验上都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贸易体系正向以数字贸易为代表的新型贸易体系转型升级。数字贸易尤其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已经超越时空限制，对促进全球贸易便利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世界贸易发展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首先，促进贸易形态转型。数字技术最重要的影响是，显著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多方面影响全球贸易构成：服务贸易占比增加、即时敏感性货物贸易增多；比较优势模式改变、全球价值链调整。据WTO统计，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中一半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超过12%的跨境货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WTO认为，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构成，并将重新定义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其次，拓展全球供应链。数字技术不仅有利于货物贸易发展，更能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推动服务贸易增长，同时催生新的服务业态，如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区块链等正深刻改变着国际贸易模式、贸易主体和贸易对象。据WTO预测，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将由目前的21%增加到2030年的25%。第三，提升发展中国家份额。数字技术促进全球价值链拓展，将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至发展中国家，区块链技术将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国际贸易，3D打印则将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推动制造业发展。据WTO预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将由2015年的46%增至2030年的57%。第四，提升中小企业主导权。鉴于跨境电子商务门槛越来越低，使中小企业越来越多地活跃于跨境贸易业务，使外贸主导权开始从跨国公司变成很多优秀的中小企业。同时，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直接接触到市场和消费者，使企业生产从原来的标准化、规模化逐步转型为个性化、订制化，一批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由此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