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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世界各国和地区几乎无一幸免，数十亿人口被隔离，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突然骤减，有些几乎停滞，由此导致经济断崖式下降，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就波及范围和综合影响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突然的巨变激起许多反思和讨论，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关于全球化
的讨论与反思非常引人注目。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特征。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活动相互连接，通过陆海空运输通道和网络连接创建越来越大规模的经济、科技、人文交往。全球化打通了国家间地理、政管的限制，创建了开放的世界市场空间，一则，为投资和贸易开拓了巨大的市场；二则，为各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机会；三则，为个人经营、学习、旅游提供便利。因此，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总体推进了人类生活水平的提升。
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发展和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比如，财富积累加快向少数大资本集中，形成超级大公司集团和富可敌国的个人，这与被边缘化的国家和低收入、贫困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99%与1%”的畸形结构，即1%的人掌握了99%的财富，从而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激发了社会矛盾；产业转移会导致移出地区产业空心化，形成衰落的“铁锈地带”
，使得就业萎缩，收入下降；基于分工的供应链会使得断裂风险增加，产生供给链的不安全，一旦发生事故，供应链断裂，会导致运营与社会问题。
在以往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美国推动的自由主义使得全球化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得负面影响凸显。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达沃斯论坛会议就提出了“人性面孔的全球化”（human faced globalization），号召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不仅要考虑公司利益，也要考虑当地和劳工的福利。联合国推动制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指导文件，要求企业担负起社会责任，减少经营对当地的损害，改善当地福利。其实，全球化产生的问题需要政府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推动失落地带的再生，对受影响的企业、个人提供转型和再就业支持，但在这方面，政府往往表现得失能。
事实上，反全球化势力一直是与助推全球化的势力相伴相随的。在全球化的问题凸显时，反全球化的势力影响增大。近年来，财富积累的两极化引起了热议，在一些国家甚至催生新的政治势力崛起，引发激烈的社会运动。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关于批判财富积累两极化的专著《21世纪资本论》成为热销书。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危机把全球化积累的问题更突出地暴露出来，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引发了大规模反资本、反外来移民、反外来投资的公民运动，代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政治势力影响大增。本次疫情来势凶猛，影响极大。面对疫情，各国都采取了严厉的防控措施，其中，停止或限制国际交往和居民活动是普遍采取的应急措施，由此，导致国际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国际交往突然中断，使得经济社会活动断崖式变冷，国内外生产与消费的供应链断裂，企业和个人都陷入严重的困境。
分析和认识全球化的新发展，还是要先从认识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开始。总体看，支持全球化发展的要素主要是四个：一是多边开放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二是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与国际供应链；三是政府以增长导向的开放政策；四是公民的支持，即公民认为他们可以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
多边贸易体系是二战后建立的最重要国际治理体系之一，宗旨是以制度构建推动世界市场的开放。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多边体系并没有形成全球开放的市场框架，真正变为全球的体系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因为世界市场分裂被打破了，形成了世界打通的市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升级为WTO，提升了推动开放与治理的能力，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都加入了WTO。从数据来看，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或是供应链，冷战结束以后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点。全球化所积累的问题凸显，引发了对全球化的反思与调整。从大的方面说，主要背景之一就是世界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了大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形成了对世界经济原有结构的挑战和改变。
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实力上升，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崛起的情况下，美国对以普遍开放为原则的多边体系不再给予支持，对冷战后转型的WTO开始发难，发达国家也抱团要求改变原来的规则，这使得支撑全球化的多边体系面临制度危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部长先后发表了多份联合声明，提出推动WTO变革的主张，美国则直接干预，终止了WTO争端机制的运作，甚至威胁退出。
面对诸多的国内社会问题，比如，贸易不平衡、地区发展失衡、公众对财富分配的不满等，许多国家的政府大幅度调整政策。作为全球化发展主推力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推行本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贸易大国实行单边主义限制。其实，不只是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再支持普遍性开放，转而推行平衡与对等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考虑开放的负面影响，不再认可“开放都是好的”自由主义信条。社会公众不再盲目支持全球化，而是要求政府保护就业，保障权益，民粹主义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是全球化的助推者，也是受益者。总体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出现了政府与社会对全球化的反思与调整，企业界仍然基本坚持国际化战略。不过，由于政府政策与社会认知导向的变化，它们的国际化战略与运行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全球化的冲击，使得此前已经发生的一些问题更凸显，同时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后，政府采取封城和其他严厉隔离措施导致了大批供应链上的企业停工停产，使得国际供应链断裂。鉴于中国是地区和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其影响巨大。供应链断裂后，国外大批依赖供应链运营的企业没法再进行生产。同时，为了阻断疫情蔓延，其他国家也采取封关措施，致使国际联系从双向切断，诸多经济活动都陷于停滞。在中国国内疫情减弱的情况下，各地尽快复工复产，旨在尽快恢复原来断裂的供应链。但是，由于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导致了新的冲击波。各国实行更严厉的封堵停措施，人们对市场恐慌加剧，金融风险增大，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特别是，由于欧美日成为疫情重点地区，经济萎缩造成的冲击力度更强，事实上，停工停产成为全球现象。
突如其来的变化引发了人们的反思，世界怎么了？在此情况下，对全球化的责难如潮水般涌出来，悲观的论调占上风，有人甚至断言，全球化已经终结。的确，疫情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许多与全球化有关，比如，基于全球市场的经济供应链表现得非常脆弱，一处出问题，处处出问题，精心打造的供应链不堪一击，陷入整体断裂和停转；基于市场开放和竞争优势构建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需求与供给的分离，疫情期间凸显了基于分工的依赖并不安全，鉴于许多产品的供给高度集中国外，且高度依赖少数市场，甚至单一供给来源，在急需或者需求大幅度增加时，供给难以保障。
特别是，面对疫情扩散和由此造成的严重问题，政治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家，往往把本国的问题归咎于外部传递与外部依赖，这为反全球化的势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像企业外迁、生产外包、进口依赖、外资控制等等，都成为政治话题，各种基于本土生产、限制关键生产转移的提案被列入政治议程，有些已经成为法规。
企业界也在重新思考基于全球化的国际经营战略与布局，把经营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因此考虑缩短供应链，把核心程序供应链本国化、小区域化等等。社会公众更为关心的是自身利益与生存安全的保障，为此对政府提出更多的社会诉求。显然，反应最强烈的是作为曾积极推动全球化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而作为参与供应链分工和产业转移接受地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反全球化气氛并不强烈，而且担心来自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行动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尽管疫情期间，面对诸多问题，对全球化的问题存在着过度解读的问题，但应该认识到，全球化在变，变得与前不同。全球化转变的突出特点，是更新，或者说是蜕变。
政府在全球化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开放的政策是全球化正常发展的基本保证。疫情巨大冲击波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危及社会、人的生命安全、就业安全，而且也危及总体国家安全。这使得许多政治家、战略家对全球化的含义进行新的认识，甚至重新定义。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使得国家安全变得非常脆弱，一旦暴发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疫情，供应链断裂，国家就会面临重大的危机。因此，必须降低对外依赖，让涉及国计民生的生产和其他能力留在国内。在美国，有的政治家甚至主张实行极端的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政策，总统经济顾问公开呼吁美国企业撤回美国。因此，后疫情时期，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会对以前的开放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进行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政策转变中，有些是与疫情无关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把具有很强国际链接功能的高科技企业、网络公司列入受限的所谓“实体名单”，这样会对供应链产生严重影响。美国的单边保守主义与对抗性政治如果继续发展，对全球化的未来发展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当然，从发展规律上看，严重的疫情与综合影响往往会导致极端思维、极端势力上位，而危机过后，会出现思维与行为的理性回归。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对新形势下全球化所会发生的重要调整与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给予高度重视，以便在准确把握大趋势的基础上制定适宜的应对之策。
从发展看，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会影响未来全球化趋势的变化：
其一，政府出于对国内社会经济均衡，特别是国家安全的考虑，政策考量会更重视对国内关键产业、关键技术的保护与留驻，更注重公民对利益的关注与诉求，从而更强调内向性支持、内向性发展。美国政府将会大力推动企业回归，让主要产能留在国内，对国内生产将会给予更多的支持。日本政府已经拨出巨资，为那些愿意回迁日本的企业提供支持，承担搬迁费用。现在还没有看到欧盟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估计也会有一些支持企业留在欧盟的政策推出。
尽管如此，也要看到，让企业都回归本土，甚至是大部分回归，是难以实现的。对大多数参与全球化的企业来说，把全部或者部分经营环节转移国外，是保证企业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获得了生存和扩张的机会，让后起发展中国家有了参与的机会，形成了优势互补的组合，这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今，发达国家要他们迁回国内，即便政府出资承担搬迁费用，由于成本和其他因素的考虑，回去后经营上也会出现困难。政府的减免税收和其他临时补贴，也许难以让企业生存下去。比如，苹果公司，主要是产出技术专利，生产大都在其他国家进行，特别是装配工序，主要在中国和其他低成本国家完成，如果在美国生产，高昂的生产成本将使其产品失去竞争力。即便公司决定在国内扩大投资，下游生产还会依赖分工生产。
其二，面对变化的政策和环境，企业针对新形势的调整早已开始，疫情冲击将会推动调整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开始，企业加速进行全球化经营布局，构建基于国际分工的产业链，由此，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形成。由于交通、通讯便捷，供应链稳定，很多大企业都实行零库存供应制度，这种制度大大节约了成本，加速了贸易投资的发展，但这样的供应链也有很大的脆弱性，一旦发生突然事故，就会受到断供的影响。此前，日本的地震、核事故就曾造成供应链中断，既影响国内，也影响国外。这次疫情非同寻常，波及广，影响大，促使许多企业重新考虑国际产业链布局。预计，未来调整的一个趋势是缩短国际供应链环节，尽可能保护关键环节的安全。也就是说，把一些核心的东西往国内迁移，尽可能缩小环节链距离，把主要的供应集中在比较少数的几个节点上。以往，一个产品有的多达到几十个环节，这样的安排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但风险大。事实上，有些调整并不主要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经营环境的改变。比如，许多利用中国作为低成本加工地的生产链，随着中国的成本上升，必然会迁到成本更低国家，但是，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的生产会继续留下来，还会随着中国消费需求的增大而扩大生产。成本是企业效率的基本要素，全球化为企业提供了降低成本的机遇和平台，为了生存发展，企业是不会放弃的。因此，疫情影响下的企业全球化战略是调整，而不是摒弃。
其三，在未来调整中，全球化也会有新的发展。疫情也催生了新的行业，比如，与疫情关联的公共卫生产品的国际交易大幅度增加，大数据、大网络技术加速升级，迅速扩张，诸如网络视频、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线上销售等的国际化加速，像原来名不见经传的ZOOM，一举成为全球性的视频网络，得到快速发展。网络数据产业具有空间化、全球化的特征，原来许多产业链的构造可能借助大网络、大数据进行调整，使得供应链更有稳定性与安全性。
大疫情突如其来，来势很猛，让世界各国都措手不及。疫情还在发展，何时结束，如何结束，结束后会不会死灰复燃，或者以新的变种再暴发，都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观察现在，又要思考未来，需要科学分析，对新形势、新变化有比较准确的判断，以制定新战略、新对策。重要的是，不能把什么都与疫情联系起来，疫情毕竟会过去，但世界还要发展，需要研究长期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政府、企业、个人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还需要支持、参与和利用好全球化。疫情发生前，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上升，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支持全球化发展、捍卫多边主义体系的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要看到，全球化发展面临新的环境，需要进行调整改革。特别是，作为参与全球化很深的中国，要以变局中改革的认知来审视与应对全球化的未来发展。因此，在总体支持全球化发展的同时，要重视新变化，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企业战略，都需要与时俱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一些势力把全球化、疫情冲击政治化，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由，助推与中国脱钩，以增加安全性为借口，排斥中国企业参与供应链，对此，我们需要给予特别重视。
中国在推动面向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中，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身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推动形成支持全球化发展的共识；本身的巨大市场，会继续吸引国际资本、技术、服务的流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提升，中国由生产转移和技术传递的接受者角色向提供者角色转变，有推动构建产业链更新的能力；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可以成为推动全球化更新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开放的市场环境，需要全球化下的多边治理，需要参与和推动发展的机会，因此，中国推动全球化的更新与发展会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同时，企业需要继续利用开放的全球市场实现发展，也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之，开放下的相互连接与相互依赖不仅是当代，也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化在改变，但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面向未来。世界不会退回到各自为政的所谓“部落主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