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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让美国从一个四处扩张的开放性强国调头内顾、处处“建墙”。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让美国经济逆转，使民众生活大变。虽然美国各界认识到特朗普政府的防控失败是重要因素，也明白“甩锅中国”出于政治动机，但相当一部分人仍对中国十分不满。这些不满促成了相关法案的通过，也加速了美国在各个关键性技术领域“修墙”的步伐。
但是，在多数美国民众因为香港问题（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涉港争议性言论）和新冠问题开始关注中国、将中国视为威胁之前，美国政府和利益攸关者已经焦虑很久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为世界经济带来了繁荣，但是也在发达国家引起了“逆全球化”的反弹。全球化意味着让渡部分主权，包括赋予资本在全球逐利的自由。这些自由带来的社会后果并不都是令人欢迎的，甚至带来了引发革命性冲突的后果。这几年，主权回归的声音在英美都很响亮。特朗普和约翰逊被选上并不是偶然的。现在，以美国为首、在战后建立的这一波全球化秩序在为世界提供 70 多年和平和繁荣以后，正在转向。
对于战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美国来说，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劳动力和物流的全球化，美国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的不平等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吸毒问题加剧，自杀率升高，人均预期寿命在多年的缓慢增长与停滞之后，首次变短。经济与科技的领先优势收窄，在全世界的相对地位和影响力减弱，中产阶级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改善，美国各界弥漫着危机感和民粹主义。这些民粹主义思潮认为，以“铁锈地带”工人为代表的失业是因为全球化中资本的“毫无担当地逐利”造成的。他们相信，资本没有爱国热诚，哪里有利润就去哪里。他们将美国积累的结构性失业归结于美国“开放”的贸易政策，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已经从低端制造上升到了中端乃至一些高端行业。这些结构性问题最终引发了大量失业，导致吸毒、自杀和其他健康问题。
2016 年，美国“民粹主义”在与“跨国资本”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在相互撕破脸皮的总统大选的厮杀声中结束，特朗普代表的反全球化施政纲领从此开启了撼动全球经济的大动作。在此类纲领形成之前，这批人早已了解该战略将导致物价上涨、宏观经济增长受阻等后果。但是，他们愿意牺牲宏观经济利益，甚至承受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因为他们相信宏观经济利益都已被跨国资本拿走，与他们毫无关系。
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已经突破国防扩展至电信等领域，在该领域占据并保持优势地位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策略。
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在经济和科技等诸多方面正在赶超美国，在美国的全面反全球化措施中毫无疑问首当其冲被视为主要竞争对手。进入2018 年后，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直接反映的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的对外经济战略。这对于中国投资者意味着更多的贸易壁垒、行业性投资限制、进出口限制、经济制裁，美国对涉及关键性技术和“国家安全”（这个定义在不断扩大）的中国的投资行为的审查变得更加苛刻。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已经突破国防扩展至电信等领域，在该领域占据并保持优势地位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策略。《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IRRMA）专门针对中国提出了中国对美投资的报告要求——在法案生效后两年内及之后每隔两年，一直到 2026年，美国商务部长须向美国国会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提交“中国投资人”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这将大大影响中国对美投资。
1990-2018 年，中美两国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比较
数据来源：荣鼎咨询公司
实施国家安全性审查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近几年名声尤其响亮，因为特朗普在就任的前两年中就借用它阻止了几起外资并购——2017年特朗普制止了一家中国公司购买一家芯片制造商Lattice Semiconductor; 2018 年特朗普又阻止了新加坡一家公司对美国芯片制造行业领袖高通的购买计划;Tiktok （抖音海外版）在美国的境遇是CFIUS使用“国家安全”名义干涉商务的又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案子。
但是，对外资监管的收紧趋势并不是美国专有。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最近几年都加强了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并阻止了多个并购活动。然而，相较于其他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美国对外资开放性的逆转程度相对较大。欧盟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了象征性的制裁，并且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一个保护欧盟企业、针对来自外国（尤其是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法案。总体来看，欧洲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和美国较为相似，更倾向于视美国为盟友、视中国为交易对象。
多年来，美国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获益者之一。他们一边抱怨中国政府的“不公平政策”，一边不愿意采取行动离开中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一个代表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 200 多个大公司的联合组织，每年都对成员做调查，以了解中国的运营环境。特朗普上台之前，他们发现有 59%的成员非常担心在中国的“技术转让”，虽然只有 23%的公司说过去三年间被要求技术转让。
这个调查多年的结果也显示,70%以上的公司担心中国政府制定的数据方面的政策。有的调查发现 80%以上的公司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历年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发现（如下图），已经或计划搬离中国的美国公司仍然是少数
。
这些公司在 2020 年的贸易战、中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仍然大赚其钱（如下图
）。
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他们担心和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会导致将来没有立足之地。为什么过去不担心呢？事实是，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美国创新的速度能够碾压中国追赶的步伐”。这些抱怨成了 301 调查和贸易战的导火索。
“中国威胁论”始于特朗普政府特定部门、智囊和与中国有大量接触的跨国公司。2019 年 1 月，美国国家情报局发布了一个《全球威胁评估报告》，该报告声称中国对美国的军事技术、基础设施和政府行为的网络攻击给美国带来了最大的间谍威胁。2018年年底，与美国政府关系紧密的胡佛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在美影响力的报告，其中谈到中国投资的部分，认为中国会使用跨国公司推进中国在海外政治影响的战略，并获得关键性基础设施和技术。该研究中心声称：（1）中国使用各种手段获取了有重大军事和经济意义的关键技术；（2）在经济间谍、偷窃和强制性技术转让以外，中国也通过对美国高科技行业的投资和对美国大学实验室开放性的攫取而获得技术机密。
特朗普政府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2019 年 7 月的国会听证会中提到,1000 多个牵涉到美国知识产权盗窃案件的调查最终都指向中国。他声称，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比中国对美国的反情报机构工作、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更大威胁。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清洗科学家和限制学术交往的调查，令多名华人科学家蒙冤。
然而，从打击能力、影响范围、打击精度和成本控制来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多方面的手段都不能跟金融制裁相比。“9·11”事件是美国人第一次感到战争的威胁抵达本土，之后，美国快速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将反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战场的重心转向金融领域，用 20 年打磨了金融制裁这一“国之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