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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居里的父母，都是有学识、有见地的人。父亲先前在国外的大学里研究高深的科学，后来回到华沙教授数学和物理学。母亲把一所收寄宿生的女校办得很成功，城里最好的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
到了 1868 年，玛丽·居里的父亲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被任命为一所中学的教师兼副督学。丈夫有了新职务，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可能既保持女校校长职务，又照管她的 5 个孩子，于是不无遗憾地辞去了自己在女子中学的职务。而在前几个月的 1867 年 11 月 7 日，玛丽·居里出生了，她的母亲亲昵地叫她玛妮亚。她，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
从玛妮亚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就再没有亲吻过她。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喜欢用手指抚摸她女儿的前额，这种抚摸是玛妮亚所知道的最亲切的表示了。那时候，玛妮亚所能想象到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偎依在多思多虑的母亲身边，从母亲的一句话、一个微笑和亲切的一瞥中，感受到有一种极深厚的慈爱保护着她，关注着她的命运。
她还不了解，母亲为什么对孩子们那么冷漠？其实，母亲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生玛妮亚的时候，她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后来 5 年中，虽然经过多方调治，病情还是发展了。然而，这位勇敢的女人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给人一种身体健康的错觉。她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不拥吻她的儿女。孩子们不大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他们只听见由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一阵阵短促的干咳声，只看见母亲脸上的忧愁阴影，只知道他们的晚祷辞里加了一句很短的话：“保佑我母亲恢复健康！”
玛妮亚学习读书速度很快。有一年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姐姐布罗妮亚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妹妹玩“教师游戏”。这两个小女孩有好几个星期总在一起，用纸板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有一天早晨，布罗妮亚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亚听得不耐烦，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
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玩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是她忽然惊慌起来，看了看爸爸、妈妈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姐姐不高兴的样子，她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不由得哭了——她还不过是一个 4岁的孩子，她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痛哭着重复着说：“请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
在这次难忘的事件发生之后，父母总是担心他们的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所以每逢她伸手去拿书本的时候，就想法支开她，叫她做别的事。
玛妮亚天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也喜欢沉浸在幼稚的幻想中。她常常昂着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且呆呆地站定在她特别喜欢的东西跟前。
那一个是挂在墙上的精确的气压表，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到一定的日子，她的父亲就当着他那几个聚精会神的孩子仔细地调整它，并把它擦干净。再就是一个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璃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有几支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
玛妮亚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着它们，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了她：“物-理仪-器。”
多古怪的名字！她记下了这个名字，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
当时的波兰首都华沙是在俄罗斯的统治下，那是一段屈辱而又艰难的日子。
俄罗斯统治者用十分残酷的手段控制着这片土地，为了在幼年时就泯灭孩子们的爱国情绪，他们对学校也进行着严厉的管制。这种情况在公立学校尤其严重。
私立学校，虽然这方面的限制少些，但也必须受到警方的监视，而且规定必须用俄罗斯语言教学。这使得孩子们在年幼的时候就不得不放弃学习自己祖国的语言，而学习俄罗斯语言。所幸的是，在私立学校有很多爱国的老师，他们会尽量设法让学生在监视之下多学点波兰语言，即使这样做可能会使他们受到迫害。
玛妮亚上学后坐在第三排，靠近一个高高的窗子，由窗子向外望，可以看见花园里白雪覆盖的草地。
教师杜普希雅，是学校的数学和历史教员，兼任学监。这种职务使她有时候不得不用强制手段，压制小玛妮亚的独立精神和固执性格。然而她看着玛妮亚的时候，眼神仍含着很深的慈爱。她怎能不为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呢！这个学生比其他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都似乎不觉得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
这一天，杜普希雅老师正在用波兰语教波兰历史。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
突然，电铃声由楼梯那里传来了。两声长的，两声短的。杜普希雅猛然挺直身体，急忙把课桌上的波兰文笔记本和课本收起来，堆放在 5 个学生的围裙里。她们抱着这些东西，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跑出去。接着，是几声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当 5 个学生喘着气回来坐下，通往前厅的门也慢慢地打开了。
霍恩堡先生在门口出现，他是华沙城里私立寄宿学校的俄国督学，身材粗壮，脸很肥胖，眼光由金边眼镜后面射出来。
这个政府督学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些学生，陪他进来的校长小姐，站在他旁边，表面上故作镇静。现在的教室里，25 个小女孩都在低头做针线。杜普希雅老师惊魂未定，脸色有些涨红。
校长从容地用俄语说：“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
霍恩堡像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附近一张课桌的盖子掀开，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本波兰语笔记，没有一本波兰语书。这时，霍恩堡说：“请你叫起一个孩子来。”
玛妮亚在第三排，本能地把她那恐慌的小脸转向窗户，心里暗暗祷告着：“我的上帝，叫别人罢！不要叫我！不要叫我！”但是她知道一定要叫她。因为她知道得最多，而且俄语讲得好极了。
听见叫她的名字，她站了起来。她似乎觉得热——不对，她觉得冷。一种不让讲波兰语的可怕的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
霍恩堡突然说：“由叶卡捷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
“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督学满意了。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她的发音多么惊人啊！她真像是出生在圣彼得堡的。
“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说给我听。”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一串名字，霍恩堡微笑了。
……
他又问：“谁统治我们？”
校长和老师为了掩饰她们眼中的怒火，都注视着面前的花名册。因为答案来得不快，霍恩堡生气了，用更大一点的声音再问一遍：“谁统治我们？”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玛妮亚很痛苦地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
考问结束，这个官吏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这时，杜普希雅抬起头来，对玛妮亚说：“到这儿来，我的孩子。”
玛妮亚离开座位，走到教师面前，这位教师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吻她的额头。忽然，这个波兰小女孩难过得哭了起来。
受考问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玛妮亚仍然觉得不安。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深恨这种屈辱的表演。然而，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们必须说谎，永远说谎。这次视察，使她更沉重地感受到了自己生活中的悲哀。
玛妮亚对祖国执著而又强烈的爱，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就根深蒂固。
1825 年沙皇尼古拉接替皇位，他下令把波兰改为俄国的一个省。波兰人民不甘心忍受奴役，武装起义风起云涌。
沙皇对此采取严厉镇压，同时又派遣大批官吏、警察监视波兰人民，严禁出版有反抗思想的报纸和书籍，并且不允许波兰学生学习本民族的历史和语言。
在 1873 年秋的一个戏剧性的日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带着全家度假后回到学校，准备开课。这时他在桌子上看见一封公文，通知他：奉当局命令，他的薪俸减低，他的副督学头衔，以及按职务分配的住房，一并撤销。这是降职了，不肯奴颜婢膝的老师，都得到了当局这样的报复。
几度迁居之后，玛妮亚一家终于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定居下来。因为环境所迫，他们的生活逐渐发生了改变。为了维持家庭开销，父亲收了两三个寄宿学生，后来增加到 5 个、8 个、10 个，供给他们食宿和个别辅导。他们的生活依然是困顿的，玛妮亚的父亲常常焦虑将来，十分悲苦：他时时刻刻为自己无力改善家境而自责。
玛妮亚第一次认识厄运，是在 1876 年 1 月，有一个寄宿生患斑疹伤寒，传染了姐姐布罗妮亚和素希雅。那是多么可怕的几个星期呀！在一间屋子里，母亲尽力要压住她那一阵阵发作的咳嗽；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因发高烧而呻吟着、颤抖着。
在一个星期三，父亲带孩子们来到大姐跟前。大姐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柩里，脸上毫无血色，似乎是在微笑，两手合在一处，头发虽剪得很短，样子仍是非常美丽。
这是玛妮亚第一次遇到死亡。这是她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而处在恢复期中的布罗妮亚，则一直在病床上哭泣；身体太弱不能出门的母亲，勉强地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自己孩子的棺木缓缓而去……
玛妮亚的母亲也想到了自己即将辞别人世，而这可怕的一天很快就来临了。在家人面前，她的脸色显得很平和。到临终的时候，她的样子都极端优雅。她的死正如她所希望的：不昏迷，也不错乱，她的丈夫和儿女都在那间整洁的屋子里环绕着病榻。她还有精力向每一个人道别。后来慢慢地越发虚弱了，剩下的一点生气，只许她再说一句话。
这最后的一句话——是她一口气低声说出来的，凝视着她的丈夫和儿女，向他们告别：“我爱你们。”
玛妮亚又穿上了黑色丧服，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在房间里悲痛地游荡着。她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同感受着亲人离去的哀伤。父亲匆忙地雇了一个管家，每天来指挥仆人，分配寄宿生的食物，并且漫不经心地照料一下这些孩子的穿着。玛妮亚对于这些事都觉得不习惯……
玛妮亚很早就知道了生活是残酷的：对民族残酷，对个人残酷。这个小女孩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却从来没有诉过苦。
这个刚刚 10 岁多点的女孩，一连串可怕的打击使她失去了她这个年纪应该享有的快乐与幸福，但是玛妮亚并没有因此而绝望消沉。相反，多灾多难的生活环境培养了她的独立精神和坚强性格，使她成为了一位不向命运低头的女性。
虽然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刚刚遭受灾难，但他们的家族却到了一种全盛时期。在 5 个聪明热情的孩子中，死神夺去了素希雅，但是其余的 4 个生来就有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他们 4 个后来战胜困难，克服阻碍，都成为了非凡的人物。
一个金奖章，两个金奖章，三个金奖章，先后到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家里。第三个是玛妮亚的，就在 1883 年 6 月她参加中学毕业典礼时得到的。当玛妮亚告别自己的中学生活，挽着父亲的胳膊走出校园时，她的成功使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骄傲极了。
玛妮亚上学很用功，甚至是非常用功。当然，她也是非常成功的。
父亲身为一家之主，维持收支平衡已经够困难的了，但他依然是好学的，他会特意找出时间来看他很费力得来的出版物，以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他觉得应该赶上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应该知道希腊文和拉丁文，除了波兰语和俄语之外，应该还能说法语、英语、德语，应该把异国作家的杰作译成本国语言，应该自己写一些诗……
每到星期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晚间都在一起研究文学。他们围着冒热气的茶炊闲谈，这个老人背诗或朗读，儿女们都入神地听着。他有着非凡的口才，一个星期六又一个星期六过后，很多名著就这样由一个熟悉的声音介绍给了玛妮亚。
玛妮亚永远忘不了这些夜晚，她在内心深处深深地感谢着自己的父亲。
居里夫人的哥哥约瑟夫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后，成为了华沙一所大医院的主任医生。
二姐布罗妮亚也像哥哥一样学习医学，并在巴黎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后与一位波兰的内科医生结婚，在波兰的山区创办了一个很大的疗养院。
三姐海拉在华沙结婚，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教育工作，波兰独立后，在一所中学担任校长。
天性慷慨的玛妮亚总是十分忧伤，她原是一家中最小的孩子，却觉得对所有亲人的前途负有责任。特别是二姐布罗妮亚明显的焦心和沮丧，成了她时刻记挂在心的忧虑。
自从母亲去世后，布罗妮亚的友爱给了她像母亲一般的帮助。在这个很团结的家庭中，这两姐妹彼此最亲近。她们的天性很是相得益彰，姐姐的处事才能和经验令玛妮亚折服，所以日常生活的小问题玛妮亚无不拿去请教。比较热烈的妹妹，则是布罗妮亚年轻的伴侣，因此她们之间的爱更为深厚。为了支持姐姐布罗妮亚去巴黎继续求学的心愿，玛妮亚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去担任家庭教师（在当时的波兰，家庭教师的地位十分低下，是被人歧视的职业）。
1886 年 1 月 1 日，玛妮亚在严寒中启程，这一天是她一生中的残酷日子之一。她勇敢地向她父亲告辞，前往异乡的Z先生家当家庭教师。她上了火车，忽然间，一种莫名的孤寂感向她袭来。
这个 18 岁的女孩，突然恐慌起来。玛妮亚坐在这辆笨重的把她送到异乡去的车子里，羞怯和恐怖使她颤抖。假如这个新雇主不好交流，该怎么办？若是在她走了之后父亲患病，可怎么好？她还能再看见他吗？她是不是做了一件很蠢的事？太多令人痛苦的问题袭击着这个少女。她紧靠车窗，在茫茫的暮色中含泪凝望着在白雪下面沉沉入睡的原野。眼泪刚用手擦干，就又流了出来。
Z先生是个著名的农学家，精通新技术，管理着 200 公顷土地的种植。玛妮亚时常安慰自己：“我的运气不算坏！Z夫人脾气不好，但她对待女教师不甚苛求。她的丈夫很好，孩子们也都还不至于叫人受不了。”
玛妮亚每天在泥泞的道路上总会遇到一些农民，一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和女孩，在他们那大麻纤维似的头发下面，都是一张张顽钝的脸。她忽然想起一个计划来。为什么不把一些宝贵的进步思想观点，在这个极小的天地里实行呢？村里的儿童大部分不识字，进过学校的人也少极了，即便是进了几天学校也只学会了俄文字母。若是秘密教授波兰文，使这些幼稚的头脑觉悟到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的美，那该多么好！
她渐渐把仆人、农民、糖厂工人的子女，围拢在了自己的周围，认真地教他们认起波兰文来。她的学生身上有一股很不好闻的味道，但他们明亮眼睛里，都有一种天真的热烈愿望，希望有一天会做读书、写字这些神奇的事。她想自己这种微小的目的达到了，自己的付出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但她的这些学生却不知道，玛妮亚在担任教师的同时，内心之中充斥着怎样的求学梦想——她要通过教师生涯，为自己再去当学生积攒学费，她对学习、对知识有着一种强烈而迫切的渴望。玛妮亚希望自己能去法国继续求学。和自己的国家相比，法国是一个尊重自由的国度，而且欢迎所有不幸的和受迫害的人，无论这些人是由什么地方去的。
Z先生的长子卡西密尔，假期回到老家来度假，在几个长假期之后，他发现家里有一个家庭女教师，跳舞跳得极好，能划船，能滑冰，聪明娴雅，即席赋诗能像骑马或驾车一样不费力。她与他认识的青年女子不同——完全不同，不同得出奇！
他爱上了她。而年轻的玛妮亚，也喜欢上了这个很漂亮而且不惹人讨厌的学生。但当卡西密尔把恋情公开后，他父亲大发脾气，母亲几乎晕过去。他，卡西密尔，他们家的孩子，竟会选中了一个一文莫名的女子，选中了一个不得不“在别人家里”做事的女子！他很容易娶到当地门第最好而且最有钱的女子！他疯了么？
转眼之间，在这个一向自夸把玛妮亚当作朋友看待的人家里，社会界限竖立起来了，无法越过。玛妮亚很想作出立刻离开Z先生家的决定，但她的内心又很不安。现在是玛妮亚和她的父亲供给布罗妮雅在医学院求学的费用，她每月给姐姐寄 15 卢布，有时寄 20 卢布，这差不多是她工资的一半。到什么地方还能找到这种待遇？她与Z家的人没有直接解释，没有痛苦的争论，就好像不曾发生什么事一样。
初恋结束的哀伤，物质景况极其困难，玛妮亚试图忘记自己的命运。她很想念自己的家人，但不是请求他们帮助，也不是向他们诉苦：每一封信里她都尽量提出劝告，答应给予帮助。她愿意家里人都过上很好的生活。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拿到养老金之后，开始设法找报酬更高的职务。他想帮助他的女儿们。之后，他接受了一个既讨厌又麻烦的位置：管理离华沙不远的一个儿童感化院。那里的空气和环境都令人不愉快，什么都不好，只是工资比较高。父亲决定从中提出一部分月薪，供给布罗妮亚求学。
布罗妮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嘱咐玛妮亚不要再寄钱给她。第二件事是请她的父亲此后由每月寄去的 40 卢布中留下 8 卢布，用来一点一点地归还她妹妹寄给她的那笔钱。从这时候起，玛妮亚的财产才由零开始增加。
一年以后，玛妮雅由华沙向布罗妮亚写信，决定去巴黎继续求学。
法国首都，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地处法国北部。塞纳河蜿蜒穿过城市，是巴黎城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巴黎是法国教育事业的中心，著名的索尔本大学（现为巴黎第一大学）就坐落于此。
※人必得要有耐心，特别是要有信心。
※弱者坐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
※我们每天都愉快地过着生活，不要等到日子过去了才找出它们的可爱之点，也不要把所有特别合意的希望都放在未来。
玛妮亚刚刚在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就忽然消失了，她的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亚还是头一次。玛妮亚住进了姐姐布罗妮亚的家。
因为很兴奋，所以她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从那里可以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为“宇宙的缩影”。她记得一位伟人曾说过：“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亚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终于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上急急走下，脸色紧张地向索尔本大学的铁栅跑去。
这座知识殿堂，在 1891 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几年以来索尔本大学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并不时传来嘈杂的建筑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学生们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一些旧屋里，也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玛妮亚，用自己一点一点积蓄起来的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在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的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一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的试验了。玛妮亚现在是索尔本大学理学院的学生了。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叫玛妮亚，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又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一直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一句：“美丽的头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毫不感兴趣，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他们都是“最高学府的教授”，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她要从他们的身上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每次上课，玛丽总是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与非凡的科学知识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无尽的科学世界挺进！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听到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出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我也要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这句潇洒诙谐富有深奥哲理的语言在玛丽的心中重复着一千遍一万遍，以至于鼓舞着她的一生。
布罗妮亚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了玛丽将要搬到学校附近去住，那儿更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开始找房，去看每一所出租的顶楼。玛丽和布罗妮亚之间，许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很伟大的精神：牺牲、忠诚、互助。布罗妮亚正怀着孕，身体很沉重，仍然亲自捆扎她妹妹的一点可怜的物品，把它们堆在一辆车上，以便短途搬运。
自从玛丽自动放弃了姐姐供给她的食宿，就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她的进款分成一小笔一小笔来支出，她有一点积蓄，她父亲给她每月寄来 40 卢布。在 1892 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 40 卢布在巴黎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法国货币单位）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
为了得到安静，她用 15 法郎租了一个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那是极小的一间斜屋子，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由此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玛丽把她所有的东西布置在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简单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
姐姐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她没有仆人，一天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但其实，琐碎的家务事她并不擅长。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不去烧那装着弯曲烟筒的火炉。在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时候，她不知不觉手指渐渐麻木，两肩也颤动起来。只要有一碗热汤，有一块肉，她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不会做汤！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的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就到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这种饮食，使健壮的玛丽很快就患了贫血。她时常由书桌前一站起来就头晕，刚刚到床前躺下就已人事不省。醒过来的时候，她还常常自问为什么会昏过去。她觉得自己有病，但是她对于疾病也和对于别的事情一样，极为轻视。她一点儿没有想到，她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晕倒的，也没有想到她唯一的病乃是饥饿。
她也从不向姐姐夫妇说起这种生活。每次她去看他们，他们问她烹调手艺进步如何，问她每天的食谱，她总是以简单的话回答。若是她的姐夫说她气色不好，她总坚持说是因为用功过度。然后，用一个表示不关心的手势，推开这些忧虑，开始和她的外甥女玩。这是布罗妮亚的女儿，她很爱这个孩子。
可是有一天，玛丽在一个同伴面前晕倒了。一小时后，玛丽的姐夫登上楼梯，进了顶楼。面色苍白的玛丽，已经在读第二天的功课了。他检查她的住所，尤其注意察看那干净的碟子和空的平底锅，在屋子里他只找到一种食物：一小包茶叶。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教室里去了。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20 分钟后，玛丽在姐姐家一口一口地咽下姐姐夫妇命令给她的药：一大块带血的烤牛肉和一盘油煎的脆马铃薯。好像奇迹一般，她的脸上有了血色。当晚十一点钟，布罗妮亚亲自给她熄灯。几天工夫，因为吃得好，照顾得好，玛丽经过适当治疗，体力恢复了。然后，牵挂着快要举行的考试，她又回到了楼顶，答应他们说她从此会好好照顾自己。
但是，第二天她又开始了喝风过日子。
卢布，最早为沙皇俄国时的货币单位，其名称依然沿用至今。
一个学士学位是不够的！玛丽决定考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位，一个数学学位。她以前订的要求很低的计划扩大并且充实起来，其速度快得她都没时间、更没有胆量向远方的父亲透露。
但无论玛丽如何不爱交际，每天总不免要遇到一些人。有些小伙子对她很友善而且真挚，这个波兰女子被包围了。迪金斯卡小姐是一个很可爱的热情女子，自告奋勇充当了玛丽的护卫。
玛丽让迪金斯卡小姐去抵御那些她不感兴趣的追求者，她自己则去接近那些不献殷勤并且可以一起谈功课的人。玛丽没有工夫结交朋友和谈情说爱，她爱的是数学和物理学。她的头脑很精确，智力惊人地清晰，没有任何事情的混乱能破坏她的努力。支持着她的是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狂热求完善的情趣，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她有步骤地、耐心地达到了她自己的目标。1893 年，她先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 年，她又得到了数学学士学位。
没有人知道她有多么激动。她从同伴的贺喜声中脱了身，从人群中逃脱，跑远了。现在假期已经开始，回波兰的时候到了，回家的时候到了。
贫寒的波兰人回家，是有固定规矩的，玛丽都一一遵行了。她把床、火炉、用具都存放在一个在巴黎留着住屋的同胞那里。她退掉自己住的顶楼，在离开它之前把它完全打扫干净。她买了一些预备在路上吃的食物，然后，计算一下还剩多少钱，再走进一家大商店去买一点小摆设和一条围巾。在波兰的风俗中，出国的人带钱回家是可耻的！要用完所有的钱给家里人购买礼物，然后一文不带在巴黎火车站上车。
2000 公里之外，在铁轨的那一端，有父亲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约瑟夫和海拉，有一个家，有饿了可以任意吃饱的食物。对于玛丽来说，那里是世界上最为温暖的地方。
但是，回家之后到哪里去筹钱回巴黎呢？40 卢布接着 40 卢布，她的积蓄已经用完了。而且她一想到父亲为了要帮助她，连很多人生的享受都放弃了，就觉得十分惭愧。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奇迹。
那个曾经用伞保护她、使她不受爱慕者包围的迪金斯卡小姐，现在又给她一次更及时的帮助。她确信玛丽的前途不可限量，在华沙用尽一切办法，替玛丽请求“亚历山大奖学金”，这种奖金是供给成绩好的学生在国外继续深造用的。
600 卢布！够用 15 个月了！玛丽虽然很知道如何替别人求助，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求这种补助，尤其没有勇气去办必需的手续。现在，“亚历山大奖学金”来得正好！玛丽刻意节省，试着使那 600 卢布能多维持一些日子，以便在教室和实验室里可以多留一段时间。更令人钦佩的事，发生在多年以后：
几年之后，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进行一项技术研究，她又同样刻意节省，从这第一次收入中省出 600 卢布来，送交“亚历山大奖学金委员会”的秘书。这个秘书大吃一惊，因为委员会的纪录中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玛丽为什么要归还这笔奖金呢？原来，玛丽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对她的信任的证据，当作信用贷款来用。在她那坚毅的灵魂里，她觉得把这笔钱留得太久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笔钱此刻也许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贫寒女学生的救生圈。
英勇奋斗的大学四年，并不是玛丽最快乐的日子，但在她的眼里却是最完美的日子，离她仰望的人类使命的极峰最近。这个 26 岁的波兰女子能够无视她所忍受的贫困，能够安于她的贫贱生活，这绝对是一种奇迹！
巴黎，也记忆下了玛丽寒窗苦读的每一个日子——
每当天一黑，她就跑到图书馆那个幸福的“收容所”去避难，那里有煤气灯和暖气，不用担心寒冷的煎熬。她端正地坐在一条长凳子上，贪婪地翻着一页又一页书刊，直到晚上 10 点钟图书馆关门。
“小姐，该回去了。”一个温和而熟悉的声音把她从思索中拉回来时，她才惊奇地发现，偌大的一个图书室，只留下她孤零零的身影。
在一声声“对不起”的道歉声中，她仓促把书放回架上，夹着笔记本急急忙忙地跑出图书馆。回到家里，冰冷刺骨，毛巾和水都结成了冰，刺骨的寒风偏偏挤进这密封度极差的小阁楼，冻得她牙齿咯咯作响。她点上煤油灯，躲到被窝里，继续畅游知识海洋。直到凌晨两点，她硬是自己熬得两眼通红，疲惫得无法打起精神时才入睡。寒冷使她无法入眠。床上的被子不足以御寒，她便把箱子里所有的衣服翻出来，盖在被子上保暖。然而，冬夜的巴黎，温度在零下几十摄氏度，寒冷仍然像幽灵一样缠着她。她只好把那个椅子也利用起来，椅子的腿朝上压在被子上面，来抵御寒冷的袭击，给自己一种重量和暖和的幻觉，挨到天亮。
在寒冷的冬天，玛丽的衣服和鞋帽仍是那么破旧。正值花一般的年龄，本应穿戴得漂亮一些，但她做不到，也不在乎。只有当她的旧衣服穿得不能再补时，她才不得已去买一块便宜的衣料，自己动手缝制一件新衣服。她面临的最大窘境是鞋破烂得不能再补了，她得决定是买吃的还是买新鞋。买一双便宜的新鞋也需要几卢布，那就是半个月的伙食费啊！所以她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作决定。她把硬纸板垫进磨穿了底的鞋里，凑合一天算一天。
玛丽对这种困苦生活一点也不在乎。她很清楚，如果要使自己的钱能花到获得学位的那一天，这些困苦，甚至更严重一点的困苦，都是值得的。
※我从来不曾有过幸运，将来也永远不指望幸运，我的最高原则是：不论对任何困难都决不屈服！
※我要把人生变成科学的梦，然后再把梦变成现实。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她的梦想萦绕在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在一个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的时候，一个法国人、一个天才的学者，却在冥冥之中等待着她。
神奇得很，玛丽还在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比埃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做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一次，他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把身心都献给了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一位漂亮的女子。他已经 35 岁，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有天才的妇女很少。”
“我走进去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 35 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 1894 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
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科瓦尔斯基先生，一所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夫人旅居法国，玛丽以前与他的夫人相识。科瓦尔斯基先生经常友善地打电话给玛丽，并且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在分析各种矿物时，需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
科瓦尔斯基先生考虑了一会儿，对她说：“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在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来喝茶。我请这个年轻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这是平静的一晚，一个法国物理学家和一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适合他。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比埃尔·居里和玛丽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科学发现。这个物理学家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这个可爱的女子竟然如此与自己有着某种默契，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他着迷，而她的毫不做作使她更加动人。他想起了主人对这个女子的介绍：“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于是他问玛丽：“你将永远住在法国吗？”此时，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亲朋的消息。比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被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所征服。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了。比埃尔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做他的妻子，但他的请求没有得到许可。对玛丽来说，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到华沙。在比埃尔的失望中，她上了火车。
他由远方继续写信请求她。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捷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比埃尔·居里在等她。
10 月，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因为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最后答应，还须再过几个月才能和他结婚。这时，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大家：“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亚已改姓了……我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比埃尔和玛丽的共同生活，在开始的日子里是很别致的。他们骑着自行车，在法兰西岛区的路上漫游；他们坐在树林中空地的苔藓上，吃一点面包、干酪、梨、樱桃当作午餐。每晚随便到一个陌生的客店里去投宿，在那里他们能喝很浓的热汤。他们独处于田野之夜的沉寂中，时常有远处的犬吠、鸟的低鸣、猫的狂叫冲破这种沉寂。
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增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和快乐。
新婚旅行结束后，这对新婚夫妇为自己租了一套小房子住。屋子的陈设很简单，包括只有一个书橱和一张白木桌的夫妻工作室：桌子一头是玛丽坐的椅子，另一头是比埃尔坐的椅子，桌子上是一些物理学的专门书籍、一盏煤油灯、一把花，此外别无他物。
一天八小时进行科学研究，两三小时料理家务，这还不够；到了夜晚，玛丽·居里还要在帐簿中“先生费用”和“夫人费用”两个堂皇的栏目下面记上每日支出，然后坐在白木桌的一端，专心预备大学毕业的职业考试。比埃尔在煤油灯的那一边，埋头制定他在理化学校的新课程的教学大纲。
婚后第二年，除了玛丽因怀孕而感到不适外，健康状况与第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居里夫人愿意有个小孩，可是这样使她不能照旧不疲倦地在仪器前研究钢铁的磁化作用，这真使她烦恼。她在 9 月 12 日生了女儿伊雷娜，一个美丽的孩子，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姐姐居里大夫负责助产，玛丽咬紧了牙关，不哼一声。
这次分娩没有怎么声张，也没有多费钱。在 9 月 12 日那天的账簿上记着：“香槟酒，3 法郎。电报，1 法郎 10 生丁。”在疾病项记着：“医药和看护，71法郎 50 生丁”，居里一家在 9 月份的总支出是 430 法郎 40 生丁。支出增加了，玛丽在 430 法郎这个数目底下，画了两条很粗的线，表示愤慨。
不久，玛丽遵照医生的明确嘱咐，不再给女儿喂奶；但是她在早晨、中午、晚间、夜里仍替伊雷娜换衣服、洗澡、穿衣服。乳母带着小孩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实验室的仪器前忙碌，并且起草她的磁化研究报告，后来在“全国工业促进协会报告书”上发表。玛丽·居里的第一个孩子和第一次研究成果同年出世，相隔仅 3 个月工夫。
这个波兰女子在 1891 年的一个早晨，带着几个包裹，坐三等车到了巴黎。从那时候起，她走了多么远的路啊！她经过了大学学习阶段和结婚生女儿，她发现了物理学、化学和妇女的全部生活。她战胜了无数大小阻碍，却从来没有想到，她所完成的事业需要无比的坚忍，需要过人的勇气。
这些斗争和这些胜利使她的身体上发生了改变。以前那个略显健壮的女孩，渐渐变成了一个清灵的妇人。
居里夫人与荣誉有约会。她令自己变得很美。
※我们不得不饮食、睡眠、浏览、恋爱，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接触生活中最甜蜜的事情，不过我们必须不屈服于这些事物。
※如果能随理想而生活，本着正直自由的精神、勇敢直前的毅力、诚实不自欺的思想而行，一定能臻于至美至善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