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宋朝有太后称制的惯例，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仁宗慈圣光献曹皇后、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为太后时都曾权同处分军国政事，即垂帘听政，但三人听政方式又有不同。
宋朝早朝的地方在文德殿，但皇帝一般不御临文德殿，只在垂拱殿与宰执大臣朝议，相当于开个班子会议，而后宰执将朝议结果传达给文德殿等候的群臣。章献刘太后听政时，仁宗还未成年，大小事务都是太后说了算。章献太后在垂拱殿设帘帐，朝议时太后与小皇帝同坐帘后，一切听命于太后懿旨。当然，为了培养小皇帝，太后会让小皇帝发表看法，但最终决定权还在太后。
慈圣曹太后则不同，当时英宗已经成年，只是身体有病、头脑有时不清楚所以才有太后暂时称制。太后并不到垂拱殿办公，而是在柔仪殿东阁处理政务。柔仪殿在皇宫内宫的内华门旁，宰执们在垂拱殿和皇帝商量政务后再到柔仪殿向太后汇报，请太后定夺。
宣仁太后仿效的是章献太后办法。两相比较，临朝的太后权力要大得多，是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她的生日被定为节日，要接受臣民和外邦的朝贺。而不临朝的太后权力要小些，相对应的皇帝权力也不相同。
宰执们商议向太后该以何种方式听政，章惇主张让皇帝和太后决定，曾布力争：“无论禀报圣上还是太后，他们都不好意思裁决，这事还是我们商议比较妥当。”曾布提议仿慈圣曹皇后故事，蔡卞提出一些异议，但最终他们还是达成了共识。向太后虽然听政，但不临朝，也不遣使通报于兄弟之邦，这意味着向太后只是暂时辅政，并不具备国家元首身份。宰执们将意见分别上奏给皇帝和太后，两宫都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也有学者分析这引发了太后对曾布的不满，只是藏于内心并没有直接显露出来。
宰执们到太后处领取懿旨时，向太后提出应追封徽宗的生母为皇太妃，徽宗生母陈氏生前的封号为贵仪，母以子贵，重新追封也是惯例。宰执们连忙检讨思虑不周，遗漏了这么重要的一项。他们还讨论了为新皇的兄长申王赵佖加封号、哲宗刘皇后搬出坤宁宫等问题，这些都是应有的程序，太后处分得极为恰当，宰执们见太后圣德谦恭，便放下心来。
太后的提议很快得到落实，新皇赏赐、加恩无一遗漏，申王晋陈王，赞拜不名，还任命了实际职务；徽宗生母的坟茔派官兵守护，并责令礼仪官研究如何加尊崇；皇太后、皇太妃、哲宗刘皇后以及徽宗生母的娘家三代人都得到晋封；执政大臣也都加官晋爵，连仁宗、英宗、神宗等前朝嫔妃也没有忘记。在一系列晋封加礼中，徽宗表现出谦逊的品格。他的两个舅舅被安排在皇宫禁卫中担任官职，徽宗担心他们不能胜任，曾布劝慰说：“时间长就熟练了。”
由于兄终弟及，哲宗家眷是个问题，比如刘皇后怎么称呼？再称皇后与新皇皇后难免冲突，称皇嫂也不合适，毕竟曾为皇后。当年太宗即位，称太祖遗孀宋皇后为开宝皇后，因循旧例，刘皇后册立在元符年间，便称为元符皇后，她搬住的新殿称元符宫。
当然现今最要紧的是哲宗的丧葬。宋朝皇帝在位时不修墓葬，崩逝后才开始选址、挖土、修建，而后安葬，前前后后需要七个月。为了体现对大行皇帝的尊重和对丧葬的重视，朝中职务最高的大臣负责这项工作，职务为山陵使。正月十七，任命章惇为山陵使。由于宋朝寝陵在巩县，所以这七个月章惇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朝政。
宰执都是新党人物，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变法政策会被逆转，因为向太后显而易见倾向于保守派。在章惇离京之前，宰执们先发制人，想把新政的基本国策巩固下来。借向太后奏事的机会，章惇开始引导话题：“神宗皇帝勤于政事，更改法度，造福万世，这是我大宋的福报啊！”蔡卞意会，附和说：“臣等受神宗擢拔，唯有谨守神宗法度才是对他最好的报答。”言外之意，你要更改神宗法度，我们决不答应，然后建议：“皇太后要了解神宗变法的来龙去脉。”这是逼太后站队在新党一边。章惇进一步亮明立场：“神宗政治中间遭受挫折，令人切齿痛恨！”所谓挫折，指的是宣仁高太后元祐年间重用司马光尽废新法，即所谓的“元祐更化”。曾布话语稍微婉转：“臣等尽心尽力实践神宗政治，所推荐提拔的人才都是经过检验的，太后继续重用他们便是了。”这是给皇太后打预防针：不要召元祐旧臣入朝！皇太后不表态，顾左右而言他：“相公们既是神宗旧臣，更要尽心辅佐官家。”
事实上，在章惇离京前就进行了新朝第一次人事变动。徽宗与宰执讨论尚书省缺人，曾布说：“不只下面缺人，执政队伍也只有编制的一半。”徽宗便让他们先提交人选。蔡卞踌躇不安，私下对曾布说：“外面传闻要召梁惟简入朝。”梁惟简是元祐间的内侍押班，在元祐党人名单之列。曾布不以为意：“公无须担心。苏轼、苏辙这样的元祐首恶肯定不会召回，其他还不明朗。”最终韩忠彦被擢拔为门下侍郎（副宰相），李清臣除礼部尚书，一同起复的还有黄履、陆佃以及曾布的兄弟曾肇等共七人。韩忠彦元祐中曾知枢密院事，属于温和的保守派，没有激烈抨击熙宁新政的言辞；李清臣则是温和的变法派，这七人为各方面所接受，徽宗朝的第一次人事任免波澜不惊。整个任免过程可能体现了向太后意志，但具体环节由徽宗主导，比如徽宗向宰执询问每个人的情况，包括他们过去为什么被贬，以及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徽宗钦定了名单之后，由宰执拿去让太后审阅，太后只说：“上所取舍，皆合公议。”这件事就这样确定了下来。朝政运行模式大抵如此，皇帝与宰相商讨后提交太后审核，皇帝并不直接向太后报告，由宰相充当联系人在两宫之间斡旋。
变法派对人事的担心并非多余，种种迹象表明在向太后影响下新皇帝有可能偏向保守党。譬如就在徽宗即位的当月，皇帝下诏内侍省因元祐而被降职处罚的人可以回朝供职，当月又遣使者到永州慰劳元祐党人的中坚范纯仁。
到了二月，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二十九日，徽宗列了个长长的名单，包括范纯仁、吕希纯、苏轼、苏辙、程颐等二十九人，这些人都是绍圣年间被剥夺职务的所谓元祐党人，是还在世的著名的保守派人物，诏令这些人或起用，或从偏远地区内移到交通便利的地方安置，或解除监视居住。这份诏令向国人宣告，新皇将对旧党人既往不咎！
向太后立徽宗，就对他政治上寄予厚望，希望他纠正哲宗绍圣年间重用新党、打击旧党的政治，徽宗果然没有辜负向太后。
三月初，徽宗又诏令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为左、右正言。侍御史和左、右正言官职虽然不高，但他们负责监督百官和向皇帝提出谏言，并称台谏，岗位非常重要，一向是新旧两党政治的风向标。龚夬在绍圣年间就是台官，清正廉洁，他以父母年老为由请求下放地方，一直远离朝政纷争。陈瓘早年有官名，反对朋党，劝章惇不要报复元祐党人，可惜章惇不听。邹浩在哲宗朝因弹劾章惇、反对立元符皇后而被削官，羁管岭南。
细究起来，龚夬、陈瓘都曾试图置身朋党之外，反对党争，对二人的使用暴露了徽宗真实的政治立场：希望达成政治谅解，使新旧两党和睦相处，改变王安石变法以来持续了三十年的政治分裂局面。党争消耗帝国元气，这一点徽宗看得十分清楚、十分理性。
至于对邹浩的使用，是对付章惇的一颗子弹，不久将显现他的威力。
与章惇有过节的邹浩能够回京，曾布“功不可没”。新皇即位大赦天下，曾布便趁机诱导徽宗：“邹浩因为劝谏立元符皇后被贬，哲宗皇帝曾晓谕臣说，邹浩怎么能置之死地？如果邹浩不能生还，对先朝来说影响不好。”徽宗不喜欢元符皇后，欣然同意邹浩入朝。不过徽宗知道邹浩与章惇的关系，与曾布商议：“章惇未必同意邹浩回来。”曾布出主意说：“不如以大赦名义直接批给三省，他们肯定不敢怠慢。”这样才有邹浩的复官。
曾布总体上属于新党，但他更愿意做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而不满足于置身某个党派。神宗时，他暗地里帮助皇帝调查市易司，而市易司是王安石变法的桥头堡。也正因为这次调查，他得罪了王安石、吕惠卿、章惇等整个变法派阵营。绍圣之后，曾布与章惇、蔡卞回到朝廷，执掌朝政，他们既有共同的敌人——旧党，又有各自的利益，加上旧有的裂痕，因此钩心斗角，相互倾轧起来也绝不手软。政治上章惇主张完全恢复新法，而曾布则相对理性温和，被新党视为摇摆派。
曾布从前期的人事变化中窥察到徽宗和太后的良苦用心，加上他的摇摆和急于上位，使他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援引旧党，打击同僚！蔡卞曾试图巩固新党联盟：“天下大计已定，唯是先帝法度、政事当持守。”而曾布却说：“事止有是非，若持守于公议为是，孰敢以为不然。”意思是天下事应该以公议作为是非的标准，而不应该以党派划定界限。明显，曾布已经打算抛弃同党，独自俏立枝头了。
曾布相对中立的立场正好契合宋徽宗调和党争的政治理念，在拥立过程中又有定策之功，这使得他在徽宗初期的政治布局中占尽优势，出尽风头。
新任门下侍郎韩忠彦是已故宰相韩琦的长子，他的六弟韩嘉彦拜驸马都尉，娶了神宗皇帝的女儿。徽宗将韩忠彦的任命决定传谕到专门撰写圣旨的舍人院时，给事中刘拯以皇亲国戚不宜执掌重权为由拒绝撰写圣旨，叫“封还词头”。徽宗没有行政经验，不知如何应对。刘拯是蔡卞的门人，曾布将他归入蔡卞势力，趁机进谗言说：“刘拯曾附和蔡卞妄议大臣任免，被哲宗训斥，多亏大家为他说情才没有受到处罚。”他建议徽宗将刘拯贬出，杀鸡儆猴。徽宗听从了曾布的建议，将刘拯逐出朝廷。
贬谪刘拯后，徽宗意识到草拟圣旨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敏感的岗位，必须控制在得力听话的人手中，打算继续贬谪其他人如中书舍人张商英等，徽宗直言不讳：“商英没有一天不与章惇混在一起。”曾布原本打算为张商英求情，听这么一说，便不再言语。另外徽宗又谈到御史中丞安惇，曾布建议用言官弹劾的方式逼他离开朝廷。曾布把翰林学士蔡京归入章惇、蔡卞一党，希望一并贬黜，但因向太后反对暂时没有成功。
人事调整的终极目标是宰执特别是宰相章惇，这方面徽宗和曾布很容易达成一致，无论其党派如何，必欲除之而后快，二人对此甚至可以开诚布公。但对宰执不能操之过急，这样重量级人物的去留总要找到充分的理由，好堵住悠悠众人之口；另外章惇正在修建哲宗的坟墓，安排哲宗的丧事，这项工作不宜中途换人。
实施一项伟大的计划总要经过一系列舆论准备，特别是政治风向的改变。保守派的韩忠彦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后立即提出四点建议：其一广仁恩，指出近年执政过于功利，政太急，刑太峻，不是社稷之福；其二开言路，充分重视言官和御史的作用，任用直言敢谏之人；其三去疑似，法不分新旧，便民就是好的，人不分党派，有才能就要使用。他还特别批评过去对元祐党人的不公；其四戒用兵，他列举了近年来西北用兵的得失，认为用兵花费太多，收获甚少。神宗熙宁以来，新党重视政策的实用性，比如通过青苗法、市易法充盈国库；旧党强调儒家道德，斥责新党追腥逐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新党重视边功，富国强兵，开疆拓土；旧党主张息宁边事，避免劳民伤财。韩忠彦的四点建议不折不扣地体现了旧党的一贯立场。
徽宗采纳了韩忠彦的建议，因为这四点至少目前来看是切中时政的：新皇登基，当然要广仁恩收买人心；新朝忙于内部事务，也不是打仗的良机；召回元祐党人、实行政治和解也已是既定方针。而徽宗最感兴趣的恐怕还是开言路。熙宁变法起，无论朝堂怎样起起落落，旧党在士大夫中一直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开言路会形成有利于召回旧党、打击章惇势力的舆论氛围。新任中书舍人曾肇恳请明诏百官，下及庶民，使得直言时政，无有所隐。于是徽宗下诏说：
朕以微末之身继承大统，任大责重，不知道该如何治理国家。天下这么大，事务这么多，哪里是一个人能够全部了解的！必需依赖士人百官、庶民百姓多进忠言，匡扶朕的过失。……凡是朕的缺失，比如左右忠邪，政令优劣，风俗美恶，朝廷德泽能不能惠及底层，民间疾苦能不能上达朝廷，都可以直言不讳。……如果进言被采用，朕则有赏；如果言论有偏失，朕不加罪。
这份诏书出自曾肇的手笔，可谓言辞中肯，情真意切。特别是允许庶民上书，打破了士大夫对言论的垄断，由此可见徽宗迫切希望有一个清明、和睦、深得民心的政治新气象。
此诏一下，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时言论汹汹。对于徽宗来说，其中有深合其意的，也有始料未及的。
皇帝求言，过去不敢上书、不能上书的臣僚借此议论朝政，而旧党和新党仍然各说各话，譬如奉世郎钟世美应诏上书，乞复熙宁、绍圣故事，说熙宁、元丰年间大治，而元祐更化后官府废坠，财用匮乏，京师累月冰霜，河朔连年灾荒，西贼长驱寇边如入无人之境。
筠州推官崔
为旧党鼓吹，认为当下政令烦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是因为朝中出现了奸臣。崔
鲜明地亮出观点：凡诬陷元祐之臣的都是奸人。崔
特意指出，京城流传一个顺口溜：“大惇小惇，殃及子孙。”其中“大惇”指章惇，“小惇”就是御史中丞安惇，天下人都知道章惇是奸臣！徽宗看到崔
的奏章很高兴，把他的官位往上提了一级。
借进言攻击新党的主要还是新晋的言官。左正言陈瓘攻击章惇独宰政柄，首尾八年，迷国误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丛归一身。他说徽宗临御以来，海内想要弹劾章惇的人就像刺猬毛一样多。
弹劾章惇的奏章非常多，徽宗四月中旬统计已收到一百多份。但他不能马上罢免章惇，他还需要一段谨慎过渡的时间，做好人事上的衔接。曾布建议他先免去蔡卞，蔡卞一去，章惇独木难支了。曾布的如意算盘是各个击破，把他朝中的对手全部驱逐。
徽宗虽然感谢和欣赏曾布，但不能提拔他，因为章惇和曾布同属新党，这不符合政治调和的要求。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向太后对曾布并无好感，他们只是为了反对章惇结成了临时的政治同盟，向太后更希望旧党进入二府。四月初八，徽宗诏令韩忠彦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结束了章惇独相的局面。同时让李清臣接替韩忠彦为门下侍郎，还给曾布派了个助手，任命蒋之奇同知枢密院事，这无疑是个信号，徽宗要过河拆桥，曾布正在失宠。下旬，徽宗借皇长子诞生再次大赦天下，恢复了一批元祐党人的官职。
绍圣年中，朝廷成立了一个“编类臣僚章疏局”。宋朝士大夫上疏喜欢长篇大论，洋洋洒洒数千字还未切入主题，编类臣僚章疏局的作用是对奏章进行整理、摘录，挑选重点、紧要的观点汇总编册。实际操作中，章疏局变成了罗列元祐党人罪状的机构，他们从百官奏章中摘录只言片语，加以曲解，给政敌罗列罪名。既然决定起用旧党，编类臣僚章疏局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曾肇建议裁撤，徽宗听从了他的建议，还诏令把过去编类的章疏全部烧掉。
对新党的攻击仍在继续。御史中安惇曾弹劾过邹浩，邹浩回朝时也竭力反击，陈瓘在攻击章惇之余，顺带把安惇也捎带了进去，徽宗便将安惇逐出京城，“二惇”去除了一个“小惇”。
接下来倒霉的是蔡卞。龚夬上一道奏章，指陈蔡卞利用王安石女婿的身份，自诩领悟了王安石的道学，以此招摇撞骗，蒙蔽朝廷，报复仇怨，打击异己。龚夬还告诉徽宗说，京城百姓十分痛恨这些奸臣，有民谣骂他们说：“二蔡、二惇，必定灭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还有一则：“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二惇”是章惇和安惇，“二蔡”指蔡京和蔡卞，显然言官将他们归并入了一党。
陈瓘也开足火力攻击蔡卞：“蔡卞以不仕元祐为高节，以不习诗赋为贤士，与现实政治很不合拍。道合则从，不合则去，这是人臣的大节。蔡卞应该主动离职！请陛下把臣的奏章让他看看！”徽宗觉得直接把陈瓘的奏章批给蔡卞看很为难，他想了一个办法，把奏章批给章惇，章惇必定捎话给蔡卞，蔡卞就能领悟皇帝的意图了。果然，章惇把奏章转给了蔡卞，蔡卞识趣地主动请辞，被安置到了江宁（今江苏南京）。江宁属于大镇，王安石罢相即知江宁。台谏们觉得难以解恨，继续弹劾，徽宗又下旨将蔡卞贬为提举杭州洞霄宫，一个闲职。
朝臣无论弹劾安惇还是蔡卞，只是罗列罪名，并没有提供确切的证据和具体的错误事实，他们要的是政治正确，是非对错都在立场中，个人品行的好坏反而不重要了。
“二惇二蔡”剪除了一半，另一半日子也不好过。
弹劾章惇的主攻手是陈瓘，三日一进言，五日一奏章，新任御史中丞丰稷、侍御史陈师锡等充当了助攻，他们攻讦的还是绍圣年间章惇独掌权柄，贬斥旧党。但徽宗对待章惇是谨慎的，章惇为独相七年，不仅朝中势力盘根错节，而且已经成为变法的一面旗帜。徽宗要报反对拥立之仇，还要避免给人以彻底抛弃新党的错觉，最好能找一个与党争无关的理由贬去章惇。
是年七八月以后，中原天气多雨，绵绵数十日不见太阳。章惇负责哲宗丧葬事宜，修好陵寝后要把灵柩运送到巩县，由章惇亲自押车。巩县处于平原、丘陵、山地交界地带，道路崎岖狭窄，土壤质地不一，有石砾，有黄沙，有黏土，有些地方坚硬，有些地方松软，给行车带来困难，阴雨过后更是泥泞不堪。刚进入巩县境内不久，灵车竟陷入沼泽，车轱辘没入过半，马匹人力竭尽其力也没有拖出灵车。天已昏黑，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章惇只好下令搭起帐篷原地过夜，第二天后续人员增援才将灵柩拉出沼泽。
八月初八，哲宗安葬完毕，言官们开始“秋后算账”。陈瓘弹劾章惇失职，让先帝灵柩陷入泥泞，野外过夜，这是对先帝的大不敬。事已至此，章惇知道朝中已无一席之地，于是上章请去。而徽宗偏偏不许，然后对其他朝臣说：“你们看朕待章惇如何？于情于理仁至义尽吧？”曾布等人随声应和：“陛下对他过于仁厚了。”建议不如成全章惇的请求。这样徽宗才表态：“朕不以拥立的事情贬黜他，只以护送灵驾失职的事情问罪，别人就难以说三道四了。”
九月初八，章惇罢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改知越州。按惯例，为体现恩遇，宰相外贬通常会安排在重镇如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或者京城附近的汝州、亳州、邓州等地。越州是现在的浙江绍兴，虽不算蛮荒，但也足够偏远，可见徽宗对章惇的嫌恶。不久，章惇更被发放到岭南。
陈瓘也因为弹劾章惇有功，由左正言迁右司谏。
对蔡京的攻讦起步虽早，但蔡京真正离开京城已是十月份了，其间宫内宫外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元符三年（1100）三月，河东路缺帅，在商议人选时，曾布和韩忠彦都想借机把蔡京赶出朝廷，便异口同声推荐他。蔡卞虽然与这位兄长有矛盾，但还是希望他留下来，便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双方争执不下，徽宗调解道：“就让他去吧。”曾布希望徽宗明确指出来这个“他”是谁，徽宗便说出两个字：“蔡京”。然而到了四月二日，情况起了变化，徽宗告诉宰执们说，太后认为不应当贬黜蔡京，还想让蔡京主持修史。修史虽然没有太大权力，却是个敏感的岗位，旧党新党谁是正义谁是邪恶，修史的官员主观意志很重要。就拿《宋神宗实录》这本书来说，元祐年间宣仁高太后当政，主要参与修撰人员有吕大防、黄庭坚、陆佃、范祖禹等，这些人大都属于保守派，《实录》的反变法倾向十分明显；哲宗亲政后，表示要继承神宗遗志，便组织人员重修《宋神宗实录》，参与人员为变法派人物曾布、蔡卞等，为变法正名，推翻了旧《实录》的许多史实。让蔡京修史是曾布不愿意看到的，这更坚定了他要把蔡京赶出朝廷的决心。然而徽宗不愿得罪太后，只能好言安慰他。
跟徽宗争辩无效，曾布便直接进言太后。他让太后二选一，如果蔡京留朝，他就告老还乡。太后不满地问：“蔡京去留与枢密院有什么关系？”枢密院执掌军事，人事大权归于皇帝和宰相，曾布确有越职嫌疑。但曾布坚定地回答：“君子与小人不能共事。”太后则反驳说：“先帝在的时候你们就在一起共事了。”
向太后异常坚决地维护新党蔡京，让人颇感蹊跷，这大约就是蔡京的魅力吧，总能让一些人在短时间内对他产生好感甚至依赖。也有人认为向太后想通过蔡京延续她撤帘后的政治影响力，然而朝中那么多人，独独看好蔡京，同样说明蔡京有着过人的手段。
除了当面力争，曾布还继续利用舆论战。近期回朝的人均得益于他主张两派和解，对他有感恩之心，这让他有条件利用言官中的保守派。五月，陈瓘再次弹劾蔡京，徽宗解释说蔡京跟章惇、蔡卞不同，应区别对待。六月，龚夬觐见徽宗历数蔡京罪状，这让徽宗很难堪，毕竟向太后还在听政，这些大臣做事太不懂留下余地。他对龚夬大发雷霆，让龚夬不寒而栗。龚夬退朝后劝曾布放弃，并且说皇帝怀疑曾布参与了过去废除孟皇后的阴谋，曾布惶恐，求证于韩忠彦，得知皇上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心才稍安。
在太后和徽宗强力维护下，贬黜蔡京的事暂时被搁置起来。七月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太后撤帘，章惇也已被驱逐，蔡京的事迎来了新的转折，而言官对蔡京的攻击也再次掀起高潮。陈瓘甚至把矛头指向包庇蔡京的向太后，弹劾向太后的两个兄弟交通宾客，泄露机密。这份言论惹怒了向太后，她在隆祐宫不吃不喝，哭闹不止。徽宗没有办法，只好将陈瓘贬到扬州。而陈瓘在辞别离京时仍不停上奏弹劾蔡京。徽宗知道陈瓘的忠心，允诺贬谪不会太久，并遣使者赠他黄金百两。丰稷、陈师锡比陈瓘婉转些，说蔡京的种种恶行太后一定不清楚，否则岂肯容留！在言官交相攻讦之下，十月初三，蔡京被罢去翰林学士职务，改知江宁府，不久又改为闲职，居住杭州。
这一段时间落职的新党人物还有邢恕、范镗、张商英、吴居厚、林希、徐铎、叶祖洽等。
蔡京去留问题在朝中胶着了半年得以解决，暴露了向太后的尴尬处境，名为听政，其实并没有多少实权，只不过徽宗不愿与嫡母产生裂痕，才勉强维持了太后的权威。
史上公认向太后是低调恬淡的人，对权力没有多少兴趣，这一点决不同于她的婆婆宣仁高太后。一位宦官提议颁布诏令，对太后父亲的名字避讳，被向太后拒绝。向太后只有两个弟弟，徽宗欲加恩他们为节度使，也被太后婉拒。她对宰执说：“本来没有必要同朝听政，只是官家坚持请求才勉为其难。”一次太后与宰执讨论问题时自嘲说：“瞎字也不识，怎么能打理天下事？前几天看边关奏报中有位吐蕃将领叫‘瞎征’，才认识这个瞎字。”曾布赶紧接过话说：“太后谦虚了，哪有不识字的道理。”明人编写的《书史会要》记述向太后工行草，又说她好学、为诗清丽、工笔札。如果明人记述不差，那么太后要么谦虚，要么做作。不管是被动地揽不到权还是主动地不揽权，总之向太后前期虽然影响着朝政，但徽宗毕竟已是长君，执政大臣也大都不希望她发挥过多的作用，所以这种影响有限。传统观点认为向太后复辟了元祐政治，其实离不开徽宗的默许和配合，徽宗此时希望持平用中，达成政治和解，这种尝试是真诚的。
向太后听政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恢复了哲宗原配孟氏的皇后名位。太后先与曾布和韩忠彦讨论此事，否认曾以太后的名义下过诏书废除孟氏。向太后回忆说，有一天哲宗前来请安，说章惇请废立中宫，太后委婉地表达了反对之意：“这是大事，官家要谨慎。”要他们再考虑考虑。除此之外，太后再不知情。如果太后所言属实，那么废孟皇后法理不足。太后再一次搬出故去的哲宗皇帝，说：“先帝后来对废后也很后悔，埋怨受章惇蛊惑坏了名节。”曾布感叹不知内情如此复杂，外人都误解了哲宗皇帝。那时蔡京还在原位，提出弟弟给嫂子恢复名誉，于礼不合。向太后果断地说：“今日老身代为处分军国大事，这是婆婆恢复儿媳的名位。当然，如果是冤案，即便弟弟为嫂嫂正名也无不可。”
五月份正式下诏恢复孟氏为元祐皇后，太后派人用牛车将孟皇后从瑶华宫接入皇宫，为她脱掉道袍，穿上冠服，孟后喜不自胜。太后还提议废掉元符刘皇后，因为同时有两位皇后在世感觉很荒谬。徽宗担心废除刘皇后会彰显哲宗的错误，曾布和多数大臣也不赞同。怎样打消太后的这个念头？徽宗让韩忠彦到太后帘前陈述大家的意见，太后信任韩忠彦，果然不再坚持。
作为一个弱势听政太后，朝野内外不乏要求撤帘还政的声音，理由很简单，皇上是长君，不需要再听任别人摆布。四月十四日，徽宗皇后王氏诞下长子即后来的宋钦宗赵桓。不久宦官白愕越职上书，要求太后还政，曾布向徽宗密奏：“外界多有议论，陛下已为人父，皇太后应该在宫中照看孙子，断没有垂帘之理。”徽宗解释说：“是朕坚持请太后听政的，况且太后已有手诏，等哲宗皇帝安葬完毕就还政。也就一两个月了，不急。”曾布提醒说即便太后不贪权，她身边左右不一定没有想法，又提醒当心还政后依然干政。徽宗虽然口头上反对曾布的说法，但又允诺认真对待这件事。
实际上向太后并没有等到哲宗葬礼结束，而于七月便下诏撤帘，其听政前后不过半年。章惇离朝后，任命韩忠彦为左相，曾布为右相，这标志着徽宗完全掌控了朝政大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摆布政治了。
元符三年（1100）十月二十六日，徽宗下了一道诏书，写道：
朕于为政取人，无彼时此时之间，斟酌可否，举措损益，惟时之宜；旌别忠邪，用舍进退，惟义所在，使政事不失其当，人才各得其所，则能事毕矣。无偏无党，正直是与，体常用中，只率大体，以与天下休息，以成朕继志述事之美，不亦韪欤？若夫曲学偏见，妄意改作，妨功扰政，以害吾国是者，非惟朕所不与，乃公议之所不容，亦与众弃之而已。
这道诏书像是一道政治宣言，宣告徽宗的治国方略，大意是：朕治理国家，选拔人才，不分元祐还是绍圣，唯一考量的因素是能不能对朝政有所裨益。甄别忠奸，进退取舍的标准是让朝政不失其当，让人才各得其所。无偏无党，倡导正直的作风，顾全大局，与百姓休养生息，以成就朕的美好志向，这不是最好的政治吗？如果心怀偏见，歪曲解读，妨碍行政，损害国家利益，不仅仅朕不允许，也是公议所不能容忍的，一定会为时代所抛弃。用更简略的语言表述就是，调和元祐、绍圣政治，休养生息，不折腾，不党争。
旧党韩忠彦和新党曾布位列左右相，标志着旨在政治调和的联合政府正式成立。韩忠彦身材魁梧，曾布体型矮小，二人站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反差，令人哑然失笑，时人戏称他们是“龟鹤宰相”。
庄重的朝堂由此变得滑稽，正如这时所谓恶政治调和。新皇即位的第二年要改年号，徽宗精心选择的年号是“建中靖国”，表示“元祐、绍圣均为有失”，用一个“中”字以彰显新政不偏不倚、兼收并蓄。
徽宗踌躇满志，决心开创朝廷新气象，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过于天真了，建中靖国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
旧党不善于解决具体问题，但苛求道德，在他们眼里，注重实用的新党都是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小人，君子与小人如水与炭不可共器。左正言任伯雨把旧党意图表述得很明确：“尽管人才不应该以党派区分，但从古至今没有君子与小人合作共事能够实现国家大治的。因为君子不屑于争位，小人却不愿退让，二者并用，最终结果必定是君子离开，朝中只剩下小人。”
基于这种认识，旧党决心对新党“除恶务尽”。一方面他们继续抓住章惇、蔡卞、蔡京不放，让他们一贬再贬；另一方面，曾布虽有援引旧党进入朝廷之功，但终归是新党，很快为旧党所不容。
诏令曾布为右相时，御史中丞丰稷率御史台人员共同抗议，徽宗解除了丰稷职务，将他调整为工部尚书。丰稷谢表中写道：“内侍已成于怨府，佞人方剡于奏章。”徽宗问他“佞人”指谁，丰稷毫不隐讳地指出是曾布，只要斥退曾布，天下就能安定。曾布有定策之功，又是政治调和、建中靖国国策的倡言者，岂能轻易斥退？徽宗不予理会。侍御史陈次升将罢免丰稷归罪于曾布，先后九次上疏弹劾曾布，称曾布“性禀奸邪，心怀凶险”，与章惇狼狈为奸，既然罢免了章惇，没有理由再留任曾布。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去世。对于徽宗来说，这位嫡母对于朝政的作用恰到好处，该干预的时候干预，该放手的时候放手。徽宗感恩不尽，为太后选用最为尊重的四字谥号“钦圣宪肃”，并多次加封太后的两位弟弟，追封太后祖上为王爵。
徽宗任命曾布为向太后的山陵使。对于曾布来说，这不是个好兆头，不在皇帝身边，随时会有政敌诋毁，不得不防。他行前特意提醒徽宗：“臣离京后一定有人设法动摇臣的位子，希望陛下明察。”徽宗表示不会减少对曾布的信任。曾布此时已看清旧党的面目，对旧党不再抱任何希望，同时他打击政敌的目的已经达到，旧党对他已经毫无用处。他推荐新党赵挺之任御史中丞，准备调转政治航向，转而压制旧党。
太后的葬礼比皇帝要简单许多，曾布四月离京，六月还朝。正如所料，这两个月里，旧党对曾布的攻击进入高潮。右司谏陈祐连上两章弹劾曾布，等曾布还朝，又上数章要求他辞职。旧党还扬言要苏轼、苏辙入朝为相，否则决不罢休。徽宗不愿破坏政治平衡的既定方针，力保曾布，遂将陈祐罢免外放。
徽宗再次重申不以党派作为选人用人标准，只要有才能，都可以具名推荐。曾布也再次重申对持平用中政策的支持，不过希望徽宗远离极端之人：“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苏轼、苏辙，右不可用蔡京、蔡卞。因为他们在朝，免不了怀私挟怨，互相仇害，朝臣百官内心会忐忑不安，朝廷上下不得安宁。陛下只要不让这两党得志，则天下无事，垂拱而治矣。”苏轼、苏辙是旧党中的中坚力量，在绍圣年间受迫害最深，曾布认为如果他们掌权一定会伺机报复。
曾布的弟弟曾肇则希望兄长彻底倒向旧党，与新党划清界限，以免给曾氏带来祸端。曾布反驳说旧党过于固执，一定要恢复元祐政治，皇帝已经越来越厌烦旧党。曾布对自己“持中”的立场非常自信，不无得意地向曾肇炫耀：“自神宗熙宁变法以来，我力图区别于新党，就是为了避免旧党掌权招致祸端；不依附元祐政治，也避免了在绍圣年间被中伤。尽管两党争斗、反复惹祸，我却能坐山观虎斗，泰然自若，安然无恙。”
曾布自以为在两党中见风使舵计策高明，但旧党对曾布的攻击并未停止。徽宗信守承诺将陈瓘复职入朝，任命他为右司员外郎，负责监管尚书省一些部门的政务。陈瓘失去了弹劾宰执的权力，但他用独特的方式赤裸裸地表明对曾布的厌恶。八月的一天，他把曾布堵在宰相的办公场所——都堂，送给曾布一封信，历数曾布在绍圣年间的过失，指责他蒙蔽圣聪，误国误君。陈瓘断言：“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意谓曾布虽然受到皇帝宠信，恐怕也免不了惹祸上身。曾布为了扩充势力，曾多次向徽宗引荐陈瓘，所以陈瓘又说：“阁下对我有荐进之恩，我不敢辜负，把吉凶的道理讲给阁下，就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曾布哈哈大笑回答说：“要是别人读到这信，必然大怒，但我不会，即使有十封这样的书信也不与你计较。”此时他颇有曹操的心计和做派。
陈瓘希望事件升级，最终惊动徽宗。他把这封信及相关资料呈送给三省，希望御史台弹劾他触忤宰相之罪，并把这封信作为罪证呈送徽宗。陈瓘果然得逞，第二天早朝三省就将书信送到了徽宗面前。徽宗极不高兴，拿曾布出气：“你推荐的人就这样报恩？朕当时就说陈瓘言辞偏激，立场不正，今日如何？”徽宗想要严惩陈瓘，左相韩忠彦、尚书右丞陆佃为他说情，最后贬知泰州。
旧党的死缠烂打让徽宗头疼并渐渐失去耐心，他意识到，旧党掀起了新一轮党争，正在破坏既定的“建中靖国”政策。他对曾布发牢骚说：“元祐小人，不可不逐。”两派既然不能和平共事，只能独留一派，驱逐的必然是没有实际能力又锱铢必较的旧党：“先朝法度，多未修举。”正事不干，专司攻击别人了。曾布不知徽宗是一时起意还是已经深思熟虑了，试探说：“陛下刚刚下诏说用人没有元祐、绍圣的差别，旧党固执，不愿遵循，还是慢慢来吧。”徽宗责怪他太迁就元祐党人了，鼓励他不要害怕。
抛弃建中靖国政策，转而奉行绍圣政治，对于徽宗来说，只是早晚的事了。
新旧两党势同水火，已经难以调和，徽宗被迫改变建中靖国的既定国策，倒向了绍圣派。为什么徽宗会选择绍圣而不是元祐呢？
旧党自司马光起，把自己作为道德的化身，他们评价皇帝、官员、士大夫，很少着眼于被评价者的才能和为国家付出的努力，而是习惯于对标礼教去衡量被评价者的具体行为和生活细节。这些人因循守旧，缺乏创造性和灵活性，很少能为国家和帝王解决实际困难。他们更像一名教师而不是下属，更像监督者而不是执行者，这很容易让皇帝感到厌烦。徽宗即位后的一些事例验证了这一点。
历代皇帝都要把祖宗牌位供奉起来祭祀，供奉牌位的地方叫太庙，宋朝也不例外。除此之外，宋朝皇帝大多信奉道教，他们将先祖塑成彩色雕像，分散供奉在汴京各个道观中，让道士为他们祈福祷告。到了神宗时，把各个皇帝、皇后塑像集中起来，放置在皇宫南门不远处的景灵宫中，每位皇帝和皇后都享有一座大殿，皇帝的身边还塑有两名当朝最得力的大臣作为陪侍，其他有影响的大臣则绘成画像挂在墙上。景灵宫位于御街东侧，是太庙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奉祀场所。然而神宗百密一疏，他只考虑了此前的皇帝，却没有为自己和后面的皇帝留下足够的殿堂。神宗驾崩后无处安置塑身，便在英宗大殿后新建了一座后殿，其规格不能与先祖们相比。哲宗驾崩也需要占有一席之地，如何解决神宗、哲宗及后世皇帝塑身安放问题，是摆在徽宗面前的一道难题。
蔡京贬黜前曾提出一个方案，在景灵宫的对面即街西再建一座景灵西宫，神宗、哲宗和以后的皇帝安置在西宫。陈瓘立即跳出来反对，提出五条理由：其一，宗庙应该在左，街西属于右，不合礼制；其二，西宫的现址是大理寺，杀气太重；其三，大理寺等机构搬迁新址需要拆迁民房，扰民；其四，景灵宫分成东西两宫，祭祀起来太麻烦；其五，神宗塑身已经安置在英宗大殿的后殿，规格虽低了些，但不宜再去打扰。陈瓘这五条意见听起来似乎有理，实际上很迂腐，徽宗肯定不会高兴。
景灵西宫建成后，丰稷建议司马光和吕公著配享祭祀。司马光和吕公著是元祐年间最重要的大臣，哲宗对他们充满怨恨，所以徽宗难以接受。
徽宗除了不喜欢元祐党的迂阔，还不喜欢他们干涉皇帝的私生活。徽宗做王爷时比较贪玩，喜欢新鲜事物。入主皇宫后，在宫内饲养了许多珍禽奇兽，左司谏江公望谏言皇帝不应该把精力放在闲情逸致上，徽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将这些小动物放生出宫，有一只白鹇因为饲养久了，无论如何不愿离去，徽宗只好亲自用柱杖驱赶。过了几天见到江公望，徽宗回忆起驱赶小动物时的情形，内心充满痛苦。他在柱杖上刻下江公望的名字，以提醒自己不要玩物丧志。
应该说，江公望进谏是有道理的，徽宗也虚心接受了。但徽宗终究不能持之以恒勤勉寡欲，久而久之对这些谏官产生厌恶之情在所难免。
徽宗选择绍圣党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帝国的财政状况。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徽宗下诏允许河东路（区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陕西路入粟授官，就是朝廷将职位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缺钱！是年七月，老臣安焘进言说：“当熙宁、元丰间，内外府库，无不充衍；自绍圣、元符以来，倾府库、竭仓廪，以供开边之费。……故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罄竭，未有甚于今日。”陈瓘也说：“臣闻神宗有为之序，始于修政事，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此国家万世之利而今日所当继述者也。……然今日朝廷之计，正以乏财为患。至于今日遂耗天下根本之财者，初缘边事也。”当时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到了发不下军饷、开不出工资的地步。安焘、陈瓘等旧党将国用不足归罪于哲宗亲政以后发动的对外战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全面，曾布就反驳说：“神宗理财，虽累岁甲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双方都承认神宗时国库充盈，至少说明神宗的变法政策是成功的，这是变法派的功劳。保守派不善理财、不屑于理财是不争的事实。
在国用艰难时刻，应该选择旧党还是新党一目了然。
徽宗是神宗的儿子，父子感情因素也不可忽略。子承父志，继续新政，就是曾布等人向徽宗建议的“绍述”。
到了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月，徽宗绍述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朗了。他让曾布推荐人才，曾布推荐了刘焘、王防、周焘、白时中四人。这四人都是曾布的亲信，门下侍郎李清臣称他们为“四察八侦”，上疏让徽宗当心。李清臣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本属于新党，但与曾布不太对付，徽宗便怀疑他勾结旧党，对曾布说：“清臣所为，妇人女子之事。”曾布感谢皇帝信任，解释说：“所谓侦探，都是臣亲近的人。君子小人，各有党类，这些人都懂得顺从皇帝的意思，奉行法度不是为了谋取私利。”曾布的话揭示了旧党大多诤臣，他们不愿顺从皇帝，不愿与现实苟且，总是以反对者面目出现，遇到肚量不够宽广的皇帝自然吃亏。徽宗刚即位时还要做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时间长了就不愿受到更多束缚，所以徽宗称“清臣害政，当去”。他指使曾布安排谏官弹劾李清臣，将李清臣贬黜到大名府去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徽宗时代，谏官已经失去监督朝政的作用，而沦为皇帝和宰相打击异己的工具。徽宗后来疏于政事，正是新党一味顺从皇帝，不敢诤言进谏导致的。
这一时期，徽宗开始有意疏远和驱逐元祐党人。任伯雨任言官仅半年，上章一百零八件，又刚正耿介，徽宗把他打发到了州郡；尚书右丞范纯礼进言倡导元祐政治，被曾布等找了个借口外放出朝；知枢密院安焘也被罢免；有谏臣攻击苏轼、苏辙曾诋毁熙宁变法，他们的门人晁补之受连累外放；中书舍人傅楫为范纯礼讲情，不听，放逐博州。
皇帝的微妙变化逃不过有心人的眼睛，徽宗厌烦旧党倾斜新党的意图很快得到响应。这年十一月，太常少卿邓洵武通过曾布呈上一幅《爱莫助之图》，意思是陛下要绍述先帝之志，臣爱莫能助，就画张图来表达。图画上画着朝会时的场景，可能因为画人物太麻烦，左右两列只是标上人名而已，按职务列队前后。左边一列是绍圣党人，前面宰执只有曾布和尚书右丞温益，后面跟着赵挺之等四五人。右边一列是元祐党人，前后有百余人。邓洵武这幅图的用意是告诉徽宗，目前朝中元祐势力太大，需要制衡。图画左列新党的队伍最前面空缺下来，贴了块补丁。徽宗令人揭去补丁，下面赫然写着蔡京的名字。徽宗意会，对曾布说：“邓洵武说非蔡京入朝不可。因为与卿的意见不同，所以遮住了。”曾布无法争辩，悻悻地说：“邓洵武既然与臣见解不同，自然不会告诉臣。”第二天，徽宗特意召见温益，把《爱莫助之图》展示给他看。
一场新的人事风暴正在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