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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五年（1082）秋天，对于大宋帝国无疑是记忆惨痛的一段日子。
这年八月，宋军在战略要塞米脂寨（今陕西米脂县）西的无定河畔修建了一座永乐城，作为遏制宿敌西夏国的桥头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西夏倍感不适，次月发兵三十万前来挑衅，志在端掉永乐城，恢复两国旧有疆域。西夏军强悍的铁鹞子先扫荡了城外宋军，然后掐断城中水源，城中宋军如笼中困兽无法自守，到九月底城被攻陷，守城二百多名将官、一万二千三百余名士兵全部战死或被俘。永乐城之战是宋朝继上年十一月在灵州溃败后又一次惨败。十月初一，战报传来，神宗涕泣不止，在床前徘徊悱恻，彻夜不眠。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对着辅臣号啕大哭，其辛酸悲苦以前从未有过，从此他心灰意冷，再也不愿听到边关战事。
另一件糟心的事是水患。都城汴京是河流纵横的城市，有四条河贯穿其中，分别是向西连通黄河、向东南到达江淮的汴河，从西南流进的蔡河，西北入、东北出的五丈河，另外还有一条金水河连通这三条河流。从七月开始，附近的黄河、刀马河等多条河流河水暴涨，多处出现险情，开封北二百里的灵平埽出现危急，被迫决大吴埽堤以导流，对京城构成一定威胁。北宋是黄河水患最多的朝代，水来土掩，只要应对得当，也不是了不起的大事。问题是国库捉襟见肘，王安石变法积攒的一些家底都被打仗败光了！没办法，只好向寺院出售度牒，准许更多的平民出家做和尚，才勉强凑了些资财抗洪济灾。这些平民出家后不劳而获，帝国虽然暂时获利，日后却要以损减赋税作为发放度牒的代价。十月上旬，黄河广武埽漫过大堤，冲坏闸门。广武埽在汴河交黄河处，悬在开封上游，这里如果出现问题，随时会夺汴入京。朝廷立刻紧张起来，急忙安排都水监前去处理。
最让朝臣忧虑的还是皇帝的身体。八月以来宋神宗身体时好时坏，经常卧病罢朝。这一年神宗才三十五岁，正年富力强，却因呕心变革和战争而日渐虚弱，怎能不让在改革中得势的变法派忧心忡忡！
就在朝野上下焦灼不安之中，十月初十，宫中诞下皇子，算是给黑色十月增添了一份亮色。第二年，宋神宗给皇子取名“佶”（当然可能是大宋文官集体智慧的结晶，毕竟有翰林学士等御用文人可供驱使）。“佶”出自《诗经》，有健壮的意思，也许神宗希望这个孩子能为自己的健康祈福。《说文》解释“佶”还有“正”的意思：为人方正，处事公正，态度端正，不偏不倚，不行极端，后来这个孩子封端王，跟名字契合照应。眼下赵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按惯例被封为镇宁军节度使、宁国公。这些只是封号而已，代表地位和俸禄，并不实际掌握权力。
赵佶在诸多皇子中名义上排行十一，不过由于不明原因，宋朝皇室子嗣成活率极低，许多兄弟未能长大成人，比如九月份刚刚诞下的第十子，第二天就夭亡了。在存活的诸子中，赵佶排行第三，前面还有长兄赵煦（原名赵佣），比他大近六岁；二哥赵佖，只比他大三个月。赵佶之后又有赵俣比他小一岁，赵似小他一年零两个月，最小的是神宗的遗腹子赵偲。
赵佶大约难以记起父亲的容貌，因为宋神宗去世时他还不满三岁。但是宋神宗的爱好一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比如宫中随处可见李成、郭熙、崔白的画作。到宣和年间宫中收藏李成绘画达一百五十九幅之多，大多为神宗收集。而郭熙和崔白都是神宗发现和器重的画家，郭熙的山水画野逸自然，崔白的花鸟画细腻传神，在宫中拥有众多的喜好者。除了画，先祖太宗、真宗、仁宗都是书法高手，他们亲笔书写的屏风、卷轴被安置在显眼的位置，比如专门用于讲经说史的迩英殿，大殿中央屏风上悬挂着仁宗的墨宝——《尚书·无逸篇》。此外还有精致的瓷器、晶莹的玉件，都是稀世珍宝，无不给懵懂的少年以艺术的启迪。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皇权社会的继承规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所谓嫡，指的是皇后生的儿子。宋神宗皇后向氏没有儿子，按理继位的应该是神宗的长子赵煦，但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和宰相蔡确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一方想要拥立神宗已经成年的弟弟，最终阴谋没有得逞，赵煦顺利即位，是为哲宗。彼时哲宗还不满九周岁，虽然从小受到严格的皇室教育，毕竟少不更事，朝政由祖母高太后打理，当然这个时候应该称为太皇太后了。
新皇登基，皇家亲属水涨船高，哲宗嫡母向氏成了皇太后，哲宗亲生母亲朱氏成了皇太妃，赵佶由皇子变成了皇弟，他的爵位也发生了变化，晋升为遂宁郡王。对于赵佶来说，还有一个重大的人生变化，就是他的亲生母亲陈氏执意要为神宗守陵，跟随神宗的梓棺离开皇宫到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开封。史料记载，陈氏一直生活在对神宗的追忆当中，形销影瘦，不久就去世了。所以童年的赵佶对父爱母爱都极为生疏。
哲宗即位之后，宋朝政治经历了激烈的震荡。太皇太后与宰相蔡确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互相指责对方在皇位更迭时对新皇不忠，企图另立他人。最终太皇太后取得了胜利，蔡确被发配到偏远荒瘠的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宋神宗在位时重用王安石推行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另外一些大臣指责新法扰民，两派由此势不两立。蔡确属于支持变法的新党，太皇太后打击蔡确也有打击新党的用意，因为她一直不赞同变法运动，曾多次劝说宋神宗但没有效果。现在掌握了大权，她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便又贬黜了朝中新党章惇等，将赋闲在洛阳的司马光任命为宰相，全方位起用反对变法的旧党，废除了推行十多年的新法，从而加剧了党争。
这些暂时与赵佶没有多少关系，他和他的兄弟们依然生活在宫中，与外界很少接触，以赵佶的年龄很难察觉出人事和政治的微妙变化。不过哲宗对他很友爱，崇宁元年（1102）赵佶回忆说，哲宗经常将他召至阁中，吃饭用的是陶器。由此可见哲宗是一位节俭的皇帝。
宋朝的皇子们并不像民间传闻的那样无忧无虑、嬉戏荒唐。他们要接受严格的经史文学和行为规范教育。如果是太子或潜在的太子人选，皇帝就给他们聘请当朝名臣作为教师。据说宋神宗一度打算让司马光、吕公著亲自执教赵煦，这些都是当世无人比肩的大儒，但没有来得及实施。现在赵煦虽然贵为皇帝，可正值幼冲，教育的事不能马虎。教授他的老师叫范祖禹，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还独立编写了《帝学》等书。《帝学》讲述怎样做一位好皇帝，用于教导哲宗恰到好处。旧党人物反对对外作战，所以这本《帝学》独独缺少用兵打仗的内容。
赵佶的教育不会像哲宗那样严格，但绝不放任。元祐六年（1091），赵佶以及兄长赵佖，弟弟赵俣、赵似都是十来岁的年龄，翰林学士建议这些孩子们每天都要听读学习，要制订学习计划和课程表，年终对学习状况进行考核，并且具体到量，那就是每天学习二十个字。太皇太后采纳了这份建议，诏令在宫中建立小学，专门教导这些皇家子弟。元祐八年（1093），他们的学校搬到了宫外，但教学更加严格，配备了两名教师教授孔子、孟子、荀子和扬雄的著作。绍圣二年（1095），哲宗完善了这些皇弟们的教师队伍，以朱绂为翊善，傅楫为侍讲，何执中为记室参军。翊善相当于教导主任，朱绂是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曾任王宫教授，后来被外放。他倡导圣贤、天德、王道，受到哲宗赏识，所以重新让他教导皇子们。侍讲就是教师，傅楫也是治平四年（1067）进士，是位刚正不阿的贤士，旧党、新党都想拉拢他，他却特立独行，哪一派也不依附，一心一意做学问。史料还记载宫中宦官与王子的属官往来密切，唯独忌惮傅楫，不敢在他面前有稍许放肆。诸位教师中，应该说傅楫对赵佶的影响最大。记室参军属于文书，何执中是熙宁六年（1073）进士，后来成为徽宗朝重要的大臣。
尽管学舍搬出了皇宫，但这段日子赵佶和皇弟们还吃住在宫中，宫中生活奢华而单调，了无情趣。当然，如果有大事发生则是例外。
宫中的新奇事莫过于皇帝大婚。哲宗是宋朝第七任皇帝，也是第二位在宫中举办婚礼的皇帝，上一位要追溯到仁宗皇帝。
从元祐五年（1090）起，太皇太后就开始为哲宗张罗婚礼。她下令在京的各级官员把家里适龄女孩的资料上报，先根据年龄、属相筛掉八字不合的，再筛掉家里子嗣不昌的，然后排除身体弱的、个子矮的、有缺陷的，剩下百余人进入宫中，一一考察她们的相貌、人品、气质、才艺。经过这些程序，还有五六位候选人，征求太后、皇帝和相关人员意见后，由主政的太皇太后拍板定音。竞争主要在两个人中展开：一个是原枢密使狄青的孙女，一个是已故马军都虞候孟元的孙女。狄氏花容月貌、温良贤淑，自身条件更胜一筹，但却被太皇太后无情地否定了。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外戚权势过大，容易危及帝位，这是太皇太后不愿看到的。选秀历时三个月，最后家境、相貌都一般的孟氏胜出，被确定为皇后，诏谕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及太常礼官研究礼仪细节，筹备哲宗婚礼。
一直到元祐七年（1092）三月，礼部和太常寺才整理出婚礼议程，上奏太皇太后。四月，太皇太后正式下诏册封孟氏为皇后，并任命婚礼的礼仪官，有奉迎使、发册使、告期使、纳成使、纳采问名使等，其中左相吕大防为奉迎使，著名文学家、尚书左丞苏辙为告期使。
古代婚礼讲究“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媒人告诉男方某家有女已到婚龄，如花开堪摘，是谓纳采；男方请媒人问女方姓名和生辰八字，到祖庙占卜，若吉，婚姻继续进行，是谓问名、纳吉；纳成是送聘礼，请期是定婚期。
五月十二日，先进行纳采环节，使者携带礼物代表太皇太后来到女方家，一番天地宗庙社稷的嘉词之后，说：“今遣使节某某以礼纳采。”孟氏家长则回应：“太皇太后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之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官封粪土臣姓某稽首再拜承制诏。”然后问名，女方则将祖上三代姓名、官职、爵位都一一报上。这些对话是学士院那些学究们早已准备好的，只需双方背诵表演一遍即可。
十五日，行纳吉、纳成、请期礼。因是皇帝娶亲，不能用请，请期礼便改名为告期礼。这些礼仪与民间大同小异，只是女方用词谦卑，以示荣耀。另外民间纳成送聘礼要送雁、帛、玉、马等物，哲宗的婚礼把雁改成了谷圭。谷圭是一种玉器，上圆下方，象征和睦，根据《周礼》记载，只有天子结婚才能用谷圭。
十六日，哲宗亲自在文德殿宣读册封诏书，命吕大防作为奉迎使迎娶皇后。因为大臣代迎并设定了固定程序，多了几分呆板和无趣，远不如民间婚礼热闹和随意。饶是如此，赵佶仍感到欢欣愉悦。他和其他皇弟、王公先是在文德殿见证颁诏大礼，然后到皇宫正门宣德门等候新娘子的花轿，再后将新娘子迎入宫中。实际上，吕大防为奉迎使，他也无缘见皇后一面。皇家规矩多，女眷绝对不能抛头露面暴露于外臣的视线之内，即使太皇太后这样的老妪，朝议的时候也要隔着帘子，宰相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不过赵佶应该有机会见到皇嫂的真容，毕竟住在宫中，即便刻意回避，也难免同时去向太皇太后、皇太后问礼请安。
皇帝的婚礼总是风风光光，但皇帝的内心却是五味杂陈。哲宗长期生活在太皇太后威权的阴影下，对指定的这门婚事十分不满。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驾崩，哲宗亲政，他像一匹挣脱羁绊的野马，不仅可以自由地决定国家大政方针，而且可以肆意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女人。他喜欢一位姓刘的婕妤，姿态婀娜，性情柔媚，像一道茶恰好氤氲了哲宗的感情之水。
俗话说恃宠而骄，时间长了，刘婕妤便不把孟皇后放在眼里。有一年冬至，后宫嫔妃要到太后处请安。太后尚未入殿，嫔妃们各自安坐等候。皇后身份尊贵，坐的是朱红色带有金饰的椅子，其他嫔妃则是普通的黑椅。刘婕妤有意让孟皇后难堪，吩咐贴身宦官给自己换上一把与皇后一样的椅子。未等她入座，不知谁诈传皇太后来了，众人便起立相迎。过了片刻仍没有看见太后，只好再次坐下。孟皇后的侍女趁着这个空当悄悄将刘婕妤的座位撤下，刘婕妤坐了个空，一屁股摔地上，摔得仰面朝天，云鬓蓬乱，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刘婕妤正要发作，皇太后真的来了，只好赶紧整理衣服，拢了头发，与后妃一起迎接太后。
受到委屈的刘婕妤于是把怨恨都撒到孟皇后身上，二人的矛盾越来越深。绍圣三年（1096），孟皇后的女儿福庆公主病了，御医诊治多次不见好转。孟皇后病急乱投医，请学过医术的姐姐进宫治疗。孟皇后的姐姐也没有办法，情急之下从宫外带来几张画有道家符号的黄纸，告诉她这叫符箓，有召神劾鬼、镇魔降妖的作用。民间疑难杂症无法医治时，只好求助于鬼神，把符箓烧成灰放入水中，制成符水，他们相信喝下去治病会有奇效。孟皇后身为后宫之主，知道符箓是宫中的禁忌，但为了女儿，还是留在了身边。
哲宗到皇后宫中探望女儿病情，心无城府的孟皇后竟主动告知了符箓的事情。赵煦也未多想，反而安慰说：“这是人之常情，不必放在心上。”孟皇后好久没有听到这样温情的话了，激动得拿出符箓，当着皇帝的面付之一炬。孟皇后以为这件事就此翻篇，不料哲宗当成闲话说给了刘婕妤听，听者有心，刘婕妤机敏地感到机会来临，安排几位贴己的宦官监视皇后宫中一举一动，同时勾结外臣对孟皇后亲属密切布防。
福庆公主病情越来越严重。有一次，孟皇后离开片刻，回来时在病床边发现了几张符箓，大惊，将符箓悄悄销毁，不敢声张。不过宫中已流言四起，说孟皇后经常用妖术为女儿治病。
福庆公主终究还是没能战胜病魔，几天后夭亡，孟皇后伤痛欲绝，茶饭不思。宫外的姐姐得知消息后，联络她的养母燕氏、宫中内侍王坚，委托三藐庵的尼姑法端做法事，诵经祷告，超度福庆公主亡灵，祈求孟皇后安康。不久有外臣上书诬陷皇后怀有异心，用妖术诅咒皇帝和妃嫔。刘婕妤则在哲宗面前梨花带雨，说自己晚上常常做噩梦，梦见鬼魅缠身，白天四肢酸软，浑身无力，精神恹恹。宫内朝堂两相呼应，哲宗又亲眼看见孟皇后烧过符箓，便不由不信，诏令执掌宫禁的皇城司缉拿内侍、宫女、尼姑等三十多人进行审理。主审官揣摩皇帝心理，知道刘婕妤得宠，便滥用非刑，把嫌疑人打得遍体鳞伤，有的甚至断了胳膊、折了腿骨。孟皇后平日仁慈厚道，对下人尤其和蔼，这些人不忍加害，至死不招，对审讯人员反唇相讥，痛骂不停。主审官气急败坏，竟下令割去他们的舌头，使其无法出声，强迫他们在捏造的口供上画押，终于酿成冤狱。
哲宗看到审理结果，怒不可遏，第二天迫不及待下诏废除了孟皇后，让她出家修道，号华阳教主，居住在瑶华宫。元符二年（1099）九月，刘婕妤如愿以偿地被册立为皇后。
宋朝后宫一向比较平稳，孟皇后兴废是整个北宋后宫的一件大事，它的政治影响一直持续到南宋。废孟皇后时，赵佶刚刚搬出宫中，听到宦官宫女遭受酷刑，他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在皇家，宗室男子到了适合的年龄就要搬出宫去，住进自己的府邸，即使皇子或皇弟也不例外。其中的原因，一是宫中多女眷，大多是皇帝的女人，不容其他男子窥视；二是皇宫乃最高权力的栖身之所，他人居住，难免会有心术不正的大臣产生非分的想法。
早在绍圣三年（1096），哲宗已加封赵佖为申王，赵佶为端王，诏令修建府邸，哲宗还亲自视察了府邸选址和建设情况。直到绍圣五年（1098）三月府邸才建成，哲宗又加二人为司空，每年赐公使钱八千贯，让他们搬出了皇宫，这意味着赵佶从此开始有了相对独立的王爷生活。
皇权社会中后期，王爷绝对不允许参与政治，汉朝的七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都是前车之鉴，与皇弟血缘关系越亲密越被提防和怀疑，因此皇子皇弟们最安全的活动是声色犬马、歌舞娱乐。在皇家看来，寄生虫远比啄木鸟缺少攻击性和挑战性，更不允许把王爷们培养成鹰犬。赵佶的生活也不例外，与大多数纨绔子弟一样，吃喝玩乐是生活的常态。
不过，宋朝是个艺术社会，即便吃喝玩乐也处处透露出风雅。比如最常见的喝茶就大有讲究。宋朝流行的茶不是茶叶，而是一种团饼茶。像福建产的一种龙凤团饼茶，是专供朝廷的御茶。《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宋太宗的时候，专门制造一种模具，有龙凤图案，用于制造团饼茶，就是龙凤团饼茶。普通人家泡茶，在风炉上煮水，待水微沸，将茶末投入水中煎煮搅动，然后斟入碗中饮用，叫煎茶。在有钱又有闲的贵人眼里这是一种粗鄙的喝法，他们饮茶叫点茶，十分讲究，名流雅士、公子哥儿们会经常在一起切磋点茶的技艺，以泛起的汤花是否匀细、持久作为胜负的主要标准。他们选一些上规模的茶店或是环境清幽的庭园，或多人共斗，或两人捉对“厮杀”，很多人围观，跟清代斗鸡、斗蛐蛐差不多，不过要比这些斗戏文雅得多。
有钱又有闲的赵佶王爷日常做的大约就是点茶斗茶这样的雅事。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茶论》，写的就是点茶的技巧。这本书虽然写成于大观年间（1107—1110），但无疑赵佶在年轻时就打下了良好的茶艺基础。
宋朝对皇子皇弟的提防还在于不允许他们接触当权的政治人物，所以他们往来的大多是宗室皇亲，这些人兴趣爱好接近，也符合“物以类聚”的社交规则。这时期对赵佶影响最大的当数宋英宗的驸马王诜。宋朝的驸马都封有都尉一职，也以都尉代指驸马。
王诜是一位狂热的文艺爱好者，他经常把京师的文坛名流请到都尉府的西园饮酒品茶、谈诗论艺。李公麟用绘画的方式忠实记录下他们聚会的场景，取名《西园雅集图》。图上有文艺大咖十六人，他们有的在吟诗，有的在泼墨，有的在题石，有的在打坐，有的在抚琴，各尽风雅，各寻其乐。画成之后，米芾作记，曰：“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米芾还记录下这十六个人的名字，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李之仪等历史文化名人。
王诜最大的爱好是书画。他建了一个“宝绘堂”，专门收藏书画，其中大部分是历代精品。这些藏品有的是皇帝所赐，有的是朋友赠送，还有的则属于巧取豪夺。像苏轼这样的老朋友找他办事，也需贿赂书画才行。又比如米芾有一幅名家易元吉的《
鹤图》，王诜借去观赏，有去无回。诗人刘季孙有一幅王献之的书法精品《送梨帖》，米芾十分喜欢，商量好用欧阳询两帖真迹、王维六幅《雪图》、一条黑里透黄的犀带、一枚砚山（山状的砚台）、一枚玉座珊瑚交换这幅《送梨帖》。但王诜借米芾的砚山不还，致使交换无法进行。后来刘季孙死了，他的儿子将《送梨帖》卖给了他人，米芾唯有唏嘘。有些稀世珍品确实无法得到，王诜就请工匠作假，把赝品当真品收藏。一次，他把别人真品上的印章剪裁下来贴在赝品上，虽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目的，但真品的价值却因此大打折扣。
王诜比赵佶大三十多岁，年龄的差距不妨碍二人交往，从小受到书画熏陶的赵佶对文艺的爱好深入骨髓，自然推崇这位见多识广的姑父。他从王诜那里看到许多藏品，受影响也养成了收藏的爱好。他偶尔还会帮助王诜获取渴求的画作，作为讨好姑父的礼物。据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记载，王诜有半幅《蜀葵图》，常常在赵佶面前叹惜不能得到全图。赵佶铭记在心，四处寻访，终于得到另外半幅。他将王诜的半幅图借走，王诜以为赵佶打算据为己有，但对方是皇弟也不好得罪，只得忍痛割爱。不想赵佶让工匠把两个半幅图拼接到一起，完整地还给了王诜。
《铁围山丛谈》中记载：“徽宗初与王晋卿（王诜字）、宗室大年（赵令穰字）往来。二人者，皆善文辞，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书，故祐陵（赵佶）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端王赵佶来往密切的除了驸马王诜，另一个就是宗室赵令穰。赵令穰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五世孙。这位宗室同样只能把满腹才华寄情于翰墨纸笔之间。他的画大多描绘陂湖林樾、烟云凫雁之趣，运思精妙，清丽雅致，在士大夫中颇受赞誉。赵佶经常与他切磋书画技艺。赵令穰喜欢黄庭坚的书法，赵佶也临摹黄庭坚。黄庭坚是同时代文学家、书法家，“苏门四学士”之一，其书法峻拔英挺，对赵佶影响很大。
《铁围山丛谈》还记载：“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吴元瑜是一位武官，却喜欢书画，画风纤细、鲜润，对赵佶的工笔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纯粹的贵族公子哥，除了文艺，赵佶也喜爱体育运动。当时流行的体育运动是蹴鞠，类似于现在的足球。蹴鞠只有一个球门，两队争抢皮球往球门里踢，双方上场队员可以是两人，也可以是十人，只要对等即可。赵佶是踢球的高手，经常与门客和王公贵族一起踢球。一次赵佶在皇宫偶遇王诜，当时头发有些凌乱，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随口夸赞王诜的篦子新奇可爱。王诜对这个侄子颇大方，说：“近日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篦子，另一个从未使用，一会儿让人送到端王府。”晚上，遣府中小吏给赵佶送篦子，赵佶正在王府后园踢球，兴致高涨，小吏不便打扰，边等边看，很沉浸享受的样子。赵佶发现小吏表情投入，把他喊过来问道：“你也会踢球吗？”小吏倒也落落大方：“是的。”赵佶就招呼小吏加入战队。小吏球技很好，跟赵佶配合默契，对每一次攻守意图都领会得非常到位。赵佶高兴极了，让下人到驸马府给王诜传话：“感谢姑父赠送篦子，送篦子的小吏也一并留下了。”这个小吏名叫高俅，后来官至殿前指挥使，在《水浒传》中则被描述为头号奸臣。真实的历史中，高俅不算什么大人物，也没有特殊的贡献或者破坏，《宋史》都没有舍得给他留下一篇传记。
据宋朝一些私人笔记记载，赵佶在端邸时，还爱好图史、射御、驯养禽兽等。元符二年（1099），他还完成了人生一件重要的大事——迎娶王氏为妻。
只要不涉及政治，端王的生活无忧无虑、丰富多彩。如果不出意外，这大概就是赵佶一眼能看到尽头的人生。
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来。意外有好有坏，有福有祸。元符三年（1100），对赵佶来说应该是一个幸运的年份，至少当时如此。
当朝皇帝宋哲宗驾崩了。
宋哲宗虚岁十岁当上小皇帝，却一点儿也不快乐。每天天色未晓就要从热乎乎的被窝中爬出来，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不啻于一种体罚。不过哲宗从小受到儒家教育，谨言慎行，这点委屈也就忍受了。但作为一个皇帝，听着宰执、大臣奏事，却一点儿也插不上嘴，这才是精神上的折磨。哲宗即位的前八年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的，垂拱殿内，太皇太后隔帘与哲宗几乎相向而坐，大臣们讨论朝政都面朝太皇太后，背向哲宗，以至于哲宗只能看到他们的脊背和屁股。有一次，太皇太后在后宫埋怨哲宗：“大臣们讨论政务，你心中一点儿想法也没有？为什么一声不吭？”哲宗也没好气：“娘娘都已处分得当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哲宗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度过了郁闷的青春，稍长又娶了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虽满腹牢骚却没有发泄的地方。好在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崩逝，哲宗终于得以亲政。他把八年来所受的委屈全部发泄到朝政上，改年号为绍圣，意思是恢复父亲神宗皇帝的变法新政，太皇太后推行的政治一律废止，太皇太后重用的人一律贬斥！吕大防、苏辙等外放岭南，苏轼更是被流放到素有“天涯海角”之称的海南！元祐年间失意的大臣又得到了重用，任命变法派中坚章惇为相，曾布为枢密使。
疯狂的报复给年轻的皇帝带来快感，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极易造成身心上的失衡。元符二年（1099）哲宗开始身体不适，咳嗽、胸闷，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让大臣和御医困惑不已。闰九月，哲宗两个多月的皇子不幸夭折，这是他唯一的儿子，其沮丧悲伤可想而知。这年十二月七日是哲宗二十五岁生日，举国庆贺，然而喜庆的氛围最容易勾起伤心往事，结果哲宗病情加重，不久竟卧床不起。
由于身体不佳，哲宗取消了新年大朝会，初四下诏不视朝，包括接待辽国、西夏和其他藩属的宴会也一并取消了。一直到初十，哲宗的病情更加严重，宰执预感不祥，得到诏准后入宫探视皇帝。哲宗坐在福宁殿的龙椅上，戴着帽子，神态安愉。他告诉宰执们病情似乎有些好转，但仍然消化不良，不思饮食。宰执们请求晚上在文德殿请道士设坛念经做法事，当年仁宗生病曾有这样的先例，并且转危为安。当天晚上，宰执们就睡在皇宫外城的办公区域，不敢远离。
第二天，宰执再次入内宫问候，皇帝恢复了往常的神色，看起来将要痊愈的样子，他们的心情稍微有些舒展。不过哲宗这次没有戴帽子，这在正式场合是一种不礼貌的装束。哲宗略有歉意地向宰执们解释：医生调配了一些丹砂服用，只是胃里还是不舒服，身体虚弱，所以没戴帽子，希望宰执们不要计较他的失礼。这一次宰执们建议大赦天下，这也是缓解皇帝病情的通常做法。他们还详细讨论了大赦的范围、方式等。
在哲宗病重期间，医生和宰执都试图通过医学和神祇挽留皇帝性命，他们都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一旦皇帝生命遭遇不测，国家社稷的重担由何人肩负，换言之，皇位接班人是谁。
仁宗无子，遭遇一场大病后，大臣们坚持不懈地请求他过继皇子，未雨绸缪。英宗弥留之际，宰相韩琦拿出纸笔，执意让他写下嗣君的名字。哲宗病重期间没有一个人提及接班人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宰执们的失职。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人们没有想到哲宗这次竟一命呜呼，毕竟他还年轻，也不像英宗那样卧床不起，甚至不能开口说话。
十二日，哲宗驾崩。第二天黎明宰执们还没有得到消息，他们像昨天一样从东华门进入内宫，来到福宁殿准备向皇帝请安。哲宗遗体已经移到大殿西侧，大殿东侧设一道珠帘，哲宗之母、皇太后向氏端坐其中，宣布了哲宗崩逝的消息。君臣隔帘哭泣一阵子，向太后即直扑主题：“大行皇帝没有子嗣，天下大事不能拖延。”这是要主持议定宋朝第八任皇帝了。议立皇帝是最敏感的事，如果议论不得当，新皇即位后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有性命之忧。章惇是独相，身先士卒，无法回避。不过章惇是敢作敢为的人，向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似乎早有准备，厉声道：“按礼制，应当立大行皇帝的同母弟简王。”简王即赵似，与哲宗都是朱太妃的儿子。章惇推荐简王，之所以要“厉声”，是为了压制其他反对意见，表现了其强硬的作风。然而向太后出身名门，也不是弱女子，并且心中已有人选，马上反对说：“应立端王。”她一口气把自己的理由说完：“神宗诸子当中，现在申王年龄最大，但他眼有病，接着就轮到端王了，应当立他。”申王即赵佖，比端王赵佶大几个月，母亲是武贤妃，刚入宫时是宫女，地位不高。
章惇的看法与太后不同，他再次强调：“论长幼之序，申王为长；论礼制，应当立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不满地解释道：“老身无子，这些兄弟都是神宗的儿子，没有亲疏尊卑之分，应一视同仁！申王眼睛有毛病，当大国君主不合适。”另外她又抛出一个立端王的理由：“大行皇帝在位时，曾经夸赞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与其他诸王不同。”
向太后祭出哲宗的旗帜，犹如尚方宝剑，令旁人不易反驳。当然，哲宗是否真的说过类似的话，何时何地什么情况下说的，外臣也无法详查细究。
太后、宰相各不相让，虽然太后具有法理上的优势，但如果人心不服，也难以如愿，所以接下来要看其他宰执大臣怎样站队，支持哪一方了。在场的宰执有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中书侍郎许将。知枢密院事最大，所以曾布的表态至关重要。曾布旧日里曾与章惇积攒下矛盾，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向太后一方：“这件事章惇事先没有与臣商议过，臣认为太后的圣谕极其恰当。”曾布的表态打破了双方力量的均衡，蔡卞、许将审时度势，也表示赞同太后的主张。就这样，端王赵佶意外得到皇位，成为大宋帝国的第八任皇帝。
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当时的皇位之争，向太后和章惇哪个更有道理？皇权继承的一般原则是先讲亲疏，再论长幼，所以才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这两种继位方式。父死子继中，先考虑嫡子即皇后的儿子，皇后没有儿子时再考虑长子。这样的伦理序列即是“先讲亲疏，再论长幼”。按亲疏长幼原则，章惇推荐简王赵似无疑更有道理。不过，本案的情况极为复杂，现在讨论的是“兄终弟及”，向太后无子，即没有嫡子，在诸多庶子中再去区分亲疏，其差别非常细微，这给向太后推翻既定礼制提供了借口。
那么章惇为什么支持赵似，向太后为什么推荐赵佶？据曾布记载，章惇与朱太妃有牵连，二人在政治上相互帮衬。朱太妃是哲宗和赵似的生母，哲宗病危时，她曾进言希望立赵似为皇储。而向太后显然不希望朱太妃势力过大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这是向太后坚决反对立赵似的基本考量。
从政治立场上讲，哲宗亲政后打击旧党，新党把控了朝政，甚至扬言要清算已故的太皇太后高氏。宋朝后宫一向反对变法，向太后也坚定地站在旧党一边。在哲宗的这些兄弟中，与哲宗关系越近越有可能延续哲宗的政治，而赵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立场，这也是向太后选择赵佶的重要原因。
国是既定，接下来便是宣召哲宗的五位弟弟进宫。这些王爷尚不知皇帝驾崩，赵佶请假在外，竟没有听诏。向太后再派内侍宣召，并嘱咐如果端王推辞，就把他扶持上马，强行带至宫中。这一次赵佶不敢犹豫，立即跟随内侍快马入宫。皇太后让其他兄弟等在外面，独独将赵佶叫到帘前，说：“先帝无子，端王当立。”赵佶毫无思想准备，愣了好一会儿，推辞说：“申王年长。”皇太后又把申王眼疾的理由说了一遍，赵佶谦让再三，章惇等宰执也在一旁劝道：“天命所属，大王为了宗庙社稷大计，就不要推辞了。”在众人的拥戴下，赵佶登上了皇帝宝座。
按宋朝继位规矩，即便大行皇帝没有亲自选定接班人，也要以他的名义发遗制诏告天下。章惇把草制的任务交给了翰林学士蔡京，蔡京是蔡卞的哥哥，虽然年龄居长，职务却在其弟之下。
遗制写好尚未发布，赵佶就召集宰执议事，提议由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宰执们不敢妄言，只好推说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赵佶坦然相告：“刚才再三恳请，皇太后已经应允。”既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宰执们自然不便作梗，便叫回蔡京重新修改了遗制。
是年赵佶十九岁，按年龄已经可以亲政了。不过赵佶有自己的考虑，一来赵佶所受的教育中，没有怎样当皇帝这一项，有些礼仪、处事方式还需要学习和适应；二来哲宗兄弟五人，赵佶非亲非长，以章惇为代表的众大臣内心未服，请皇太后摄政也有为他站台、压服众人的意思。这是赵佶登皇帝位后的第一项举措，体现了他的谦虚谨慎和自知之明。
一切商议停当，宣召宗室、大臣听取遗制，赵佶带领众人升殿号泣，正式开始履行皇帝职能。从此赵佶君临天下，变成了宋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