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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为学的产生与社会学、心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采用的调查方法有很多直接借用了这些学科的内容。
设计调查的对象主要包括知觉认知、行为活动和实体环境要素。
人的感觉器官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大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认知过程，知觉认知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不通过询问，仅仅靠观察来分辨人的行为动机是非常困难的。
一般认为，对于环境知觉是个体和群体直接感知真实环境信息的过程，这种感知是由环境的刺激产生的，并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相关联。因此可以说，环境知觉由感觉信息和过去的经验预期综合而成。它更为强调真实、在大环境中的研究，强调信息论在环境知觉中的运用，强调人与环境的交互，不仅重视刺激性质对知觉的影响，同时也重视认知、人格特点和文化特点，包括个人过去经验和需要状态对知觉的影响。
知觉的范围较为广泛，对环境知觉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知觉特征有更全面、深入和真实的了解，认识不同人的环境和知觉的特殊性。而影响知觉的因素包括个体的年龄和性别、语言和文化、知识和经验以及运动方式等因素。
对环境认知的研究来源于人类学和心理学。而环境认知关心的是，人们运用什么方法赋予物质环境以不同的意义，人们怎么识别环境，人们怎样在头脑中形成环境的表象，而这种表象又怎样影响人的行为。
认知是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性和联系，并揭露事物对人的意义和作用的心理活动。个体理解和获得知识的过程，从信息加工观点来看，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就是人对信息的接受、编码、操作、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包括知觉、注意、记忆、表象、思维、言语等。认知可以分解为一系列阶段，每个阶段可以假定为一个单元，对输入的信息进行某些特定的操作，反应乃是这一系列阶段和操作的产物。
行为，是有机体在各种内外部刺激影响下产生的活动。而人的行为与周遭环境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中，人是自觉地、有目的地将行为作用于他周围的环境，同时又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影响着自己。
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将人的行为活动分为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三大类。要想对人的行为活动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还需要理解行为活动和空间品质的相互关系。有的时候尽管活动人群的密度很大，但这并不一定表明这个空间是受人欢迎的空间。
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不由自主的活动，其行为的发生和物质环境没有关系，我们称之为必要性活动。比如上学、上班、候车等都属于必要性活动。
在时间和场所允许、环境适宜的情况下，人们自愿、即兴发生的活动称为自发性活动。这类行为活动对物质环境要求很高。如出去散步、见朋友、锻炼身体、逛街等都属于自发性活动。
社会性活动依赖于公共空间中其他人存在的活动。在必要性活动和自发性活动拥有了更好的环境条件时，社会性活动也有了发生的保障（图2-1）。
图2-1 空间品质与活动发生的相关模式
把行为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类是一种简单也容易引起争议的划分方法。而将负面行为从一般行为中抽离出来，集中考察如何能通过设计减少负面行为，从而提升环境的品质。负面行为包括了犯罪、流浪、故意破坏行为等。华盛顿大学建筑系将故意破坏行为细化为改变用途、毁坏东西、拆卸、偷盗、丑化形象等。
为了防止犯罪行为，设计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奥斯卡·纽曼的可防卫空间理论主张社区的居民身份地位应该“同质，均匀”，以利于增强居民的领域控制感而形成“共同利益社区”来防止犯罪。过大的社区应划分为几个小的社区，社区内设有一定数量的封闭街道，减少外来车辆的来往并促使居民互相了解。希利尔则认为纽曼的设计排除了陌生人，而安全的保证应该来源于居民和陌生人能够在空间中进行良好的混合。
对于流浪行为，威廉·怀特通过对纽约小型广场空间活动的系统观察指出，有一些私有的开放空间由于对负面行为的恐惧，而采取防御性的措施，把空间设计得不那么容易亲近，例如不提供可以停留的坐憩设施，以企图限制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例如酒鬼、流浪汉等。然而这种措施使得普通人不愿意使用这些空间，反而由于缺乏自然监视，鼓励了不受欢迎的人。
对于故意破坏行为，了解破坏行为的准确分类和探究破坏行为产生的动机至关重要。很多改变用途的行为，都是由于使用者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
由于负面行为发生的概率比正面行为要低得多，调查不太可能采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收集信息。如果采用问卷和访谈的形式，收集到的信息要么不全面，要么会由于抵触心理得不到有用的资料。行为迹象法和文献法是记录负面行为分布情况和发生概率的主要方法。
人们在空间中停留，是因为发生了某些事情留住了他们的脚步，有什么东西可看，或是碰到什么人可以聊天，或是发现一个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或仅仅是在某个具有好视野的地方停下来看看周围的世界。如果你只能看到移动的人群，那么空间中一定是缺失了一项重要的因素。设计师在进行环境设计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就是考虑动静两种活动的组织关系。在公共空间中，站立和坐憩两种姿态属于静态活动，而行走属于动态活动。
扬·盖尔指出，静态活动是公共空间品质的最佳指示器。在城市中行走的大量人流并不一定表明空间品质的优异，然而如果有大量的人群选择在城市的户外空间消磨时光，这就显示了这个城市拥有极高的公共空间品质。
对于人的行为活动，学者们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出发，给出了很多不同的分类方法。比如美国城市学家蔡平（Chapin）的活动动机理论将行为分为生产活动、一般福利活动、居住活动三类；蔡永浩（2006）基于行为的性质将其分为政治性活动、宗教性活动、经济性活动、军事性活动、社交性活动、休闲性活动；李斌将上海住区研究行为分为居民的休闲行为、居民的生活必需行为、非居民的行为三类。
人类学家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环境行为学是关于场景、地点、用户群和社会与行为现象的科学，而设计行为是对环境行为研究的运用。在《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中，他将场景分为三类构成要素：
固定特征因素：建筑物的墙壁、地板、屋顶、街道，几乎不发生变化。
半固定特征因素：家具、装修、景观或标志，可以根据场景需要加以改变。
非固定特征因素：场景中活动者以及他们的服装、姿势和相邻关系。
这三类构成要素是环境给予使用者的行为线索，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形式。
按照尺度对实体环境要素进行分类。对讨论设计对象而言很实用，但并不严格。
空间概念的调查：空间概念作为一种反映空间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从对空间的许多属性中，抽出特有属性概括而成的。对于空间的调查可以从以下几项入手：空间的面积、距离、边界、比例、尺度；空间的长宽比，街道断面的构成，建筑立面和街道家具的尺寸；可达性、可识别性、渗透性、连接度、可见性、整合度、可理解度等。
空间界面的调查：空间界面即空间的底面、侧面和顶面。对于空间界面的设计，既有功能和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有造型和美观上的要求。通常考虑轮廓、线条、形状、空间界面、品质等方面。从平面的角度我们应调查空间尺度大小，用测距仪测量，空间过大时通过数步数进行大致测量。拍照记录不同距离看到的人，研究人行道与车行道的关系、宽度、人行道上的地面材料。同时也要调查通道与座椅、驻足停留空间的关系，以及是否有抄近路留下的痕迹。
细部设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公共设施的均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