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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壬戌，公元前三五九年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周显王十年壬戌（公元前359年）
公孙鞅打算在秦国施行变法，秦国人都为此感到不高兴。公孙鞅对秦孝公说：“对百姓，不能与他们一同商议开创性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追求至高品德的人，不会与世俗之人同流合污，想要成大事的人，也不会和平庸的众人去商议计划。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令国家强大，就不要拘泥于陈规旧俗。”秦国士族名臣甘龙却说：“公孙鞅说得不对。按照旧的政策法令来治理国家，地方官员才会因对政策法令的熟悉而将百姓治理得安定。”公孙鞅说：“寻常人都拘泥于旧的政策法令，博学之人则会陷于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无法自拔，这两种人，可以做遵守法令的官员，却不能和他们商议法令之外的决策。聪明的人创造法令，愚笨的人被法令制约；贤能的人懂得变更礼法，无能的人才会拘泥于礼法当中。”秦孝公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最终确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至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新法中规定，百姓当中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互监督，如果有人犯法，这几家都要受连坐之罪，告发罪犯的人可以获得与杀敌同等的奖赏，不告发罪犯的人则会受到向敌人投降等同的惩罚。与敌国打仗建立军功的人，可以获得上等爵位。私下打斗的人，根据情节轻重来判定惩罚的轻重。百姓应致力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从事耕织的人，如能生产更多粮食和布帛，就会免除他们的徭役。从事工商业因为懒惰而贫困的人，妻女都要连坐，充为官家的奴婢。王室宗亲如果没有建立过军功，不会被列入宗室族谱之中，取消宗亲的一切优待。明确爵位的尊卑与俸禄等级，根据不同的等级而给予田地、住宅、奴隶、衣服。建立过功劳的人就应该荣耀显赫，没有建立过功劳的人虽然富有，却不会赐予荣耀。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法令制定完善之后还没有公布，因为担心百姓不相信新法，公孙鞅就让人在都城街市的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广泛征求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百姓，如能践行就奖赏十金。百姓都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有人敢轻易去搬动木头。公孙鞅又下令：“如果有人能将木头搬到北门，奖赏他五十金！”终于有一个人依照命令去做了，立刻就得到了五十金的奖赏。公孙鞅这才正式公布新的法令。
●商鞅立木为信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新法颁布一年之后，数以千计的百姓来到秦国都城，控诉新法的不便利之处。就在此时，秦国太子犯了法。公孙鞅说：“新法之所以不能顺利施行，就是因为从上层开始带头犯法。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施以刑法。”于是就处罚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又在名叫公孙贾的老师脸上刺字作为惩罚。第二天，秦国上下都开始遵守新法。新法施行了十年，秦国治安一片良好，有人在路上丢失了东西也不会被捡走，山中没有盗贼出没，百姓勇于参加与敌国的战斗，却没有人在私下打斗，城市乡间一片安定。最初那些说新法不好的百姓，有些又来说新法的好处。公孙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法纪的人！”将他们全部驱逐到边境，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随便议论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