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说起柳永，最为人熟知的便是那阕被收录在高中语文课本中的《雨霖铃》。但若对柳永的人生稍加探究，就一定会知道，柳永一生的雅好，便是红颜知己无数。就连柳永自己都曾自豪地写道：“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在烟花柳巷里，有柳永的意中人，不是她，而是她们。这般风流的生活，才是柳永平生最大的快慰。

谁说与青楼女子交好有违文人风骨？青楼女子也是人，也有感情。她们不敢将真情交付给重利轻离别的富商，不敢交付给逢场作戏的官场中人，唯有托付给柳永这般多情的书生。他的情虽不专，却足够真。

或许因为柳永被烙印上风流浪子的标签，世人才不愿为之作传。可柳永哪在乎这些，他生来便不是遵循传统的读书人，世人说他风流，他便自诩“花间皇帝”；世人叹他空有才华，他便自封“白衣卿相”，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不与庸人为伍的桀骜？

其实，在那个吟风弄月的时代，与青楼女子交好的文人墨客又何止柳永一人？无论大文豪陆游、苏东坡，还是政治家晏殊、王安石，无一不是青楼的常客。只是，众人只以此当作消遣，唯有柳永，高调地对一个又一个风尘女子付出真情。

文人墨客们无法容忍的，就是柳永的“真”；青楼女子们最珍惜的，也是柳永的“真”。在她们心目中，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远胜过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真正懂她们的人，婉约就好，无须豪情。

不得不承认，柳永的词，有天赋，有才情，更有底蕴。那时，“凡有井水处，皆能诵柳词”。对于歌女艺伎而言，柳永不只是知心人，更是“贵人”。只要唱柳永的词，就有在烟花巷中扬名的机会，因此也便有了那个流传于烟花巷陌的说法：“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与歌女艺伎为伍，是柳永的另一种狂放。他实在是个怀才不遇的才子，三次科考，三次落第，于是，便有了那阕写满牢骚的《鹤冲天》。“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痛快地否定着大宋朝的科举制度，让本来爱惜人才的仁宗皇帝也难得地“小心眼儿”了起来。每当再有人举荐柳永，仁宗皇帝的答复总是“且去填词”。用一纸狂放换来皇帝的封杀，柳永又怎么可能走上理想的仕途人生？

然而，柳永却转身重回风月之地，轻描淡写的一句“奉旨填词”，遮掩了心底的失落，继续书写青楼女子的真心。

多番科考失意之后，再没有一座城，能值得柳永为之长情。他一路走走停停，从杭州到苏州，再到扬州，无论走到何处，仕途，始终是他的意难平。于是，他也曾尝试着返回汴京，满怀希冀，搏一搏前程，终究还是换来一场失落，再度踏上放逐梦想的旅程。

他从汴京漂泊至西北，再辗转至成都，之后又一路沿着长江向东，流连于湘楚之地。每到一处，他总要留下几阕词、几段情。

午夜梦回时，他偶尔也会思念自己的妻子。新婚时，他曾经是一位深情夫婿，但在他后来的词里，却鲜少提到有关妻子的内容。

也许，柳永对漂泊的痴迷让妻子不满，也让她灰心。最终，她任由柳永徜徉于湖山美好，也任由他沉溺于听歌买笑的浪漫之中。或许，妻子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柳永的人，明白他得不到自己最想要的仕途，便只能去做一名浪子词人。

有人说，柳永的词，就如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流传甚广。柳永所用词调，竟多达一百五十多个，且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调。据说，当时东京青楼女子若有不识得柳七官人者，定会遭众人耻笑。在《西江月》中，柳永不吝笔墨提及自己的红颜知己：“调笑师师最惯，香香暗地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

一阕词中便提及三位知名青楼女子，其余没有被柳永提到的红颜知己，更是不胜枚举。虽终日与烟花女子为伍，却并非柳永堕落。给歌女写词，是他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唯有生活在她们中间，才能写出她们的真情。

在科举场上，柳永能找到的不是嘲讽，便是挫败；在烟花柳巷中，他能找到生计，还能找到友情与爱情，最主要的，是他能找到尊重。

身处风月中，却处处真性情。这才是柳永能写出如此之多隽永佳作的原因。而柳永的“真”，不只体现在他对知名青楼女子的感情，更在于他对功名的纠结。

表面上看，仕途坎坷、生活潦倒的柳永只沉溺于繁华旖旎的勾栏瓦舍，但骨子里，他还是舍弃不了对功名的追逐。于是，他便矛盾着，眠花宿柳的同时，又时刻挂念着仕途。或许，艺术家唯有经历过落魄，才能创作出鲜活的作品。仕途上的不幸，反而让柳永的词作天赋发挥到极致。

他便用这样的妙笔，书写着知名青楼女子与自己的苦闷，倾诉彼此的心声。于是，在歌女艺伎们心中，多少英雄、才子，都比不上一个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