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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重县的伊贺上野是一座小城，距离名古屋不算远，乘关西线快速电车西行约两个半小时就能到达。这里是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古城，十七世纪中叶，就在这座上野古城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俳人（俳句诗人）、散文家、文坛一代宗师松尾芭蕉。
松尾芭蕉（1644—1694），幼名金作、半七、藤七郎、忠右卫门。后改名甚七郎、宗房。俳号宗房、桃青、芭蕉。蕉门弟子在其编著中，敬称他为芭蕉翁。别号钓月轩、泊船堂、夭夭轩、坐兴庵、栩栩斋、华桃园、风罗坊和芭蕉洞等。
芭蕉十三岁丧父。随后入藤堂家，随侍新七郎嗣子主计良忠。良忠长芭蕉两岁，习俳谐，号蝉吟，师事贞门俳人北村季吟，芭蕉亦随之学俳谐；同时，作为蝉吟的使者，数度赴京都拜访季吟，深得宠爱。宽文六年（1666）春，蝉吟殁，芭蕉返故里，所作发句、付句散见于贞门撰集中。宽文十二年（1672），著三十番发句合《合贝》，奉纳于伊贺上野的大满官。是年春，下江户（一说延宝二年，1674），居日本桥界隈。当时，正值谈林派俳谐全盛时期。芭蕉和谈林派人士交往甚密，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俳坛宗匠。然而，芭蕉虽属江户谈林，但比起锋芒峻厉的田代松意和杉木正友等人，讲究自制与协调，作风较为稳健。延宝末年至天和初年（1681前后），谈林俳谐渐次式微，过去热衷于此派的俳谐师们，纷纷暗中转向而寻求新路。
延宝八年（1680）冬，芭蕉蒙门人杉山杉风之好意，移居深川芭蕉庵。天和二年（1682），芭蕉庵遭火焚，遂流寓甲州，翌年归江户。其间，芭蕉逐渐将俳谐改造成一门崭新的艺术，创立了具有娴雅、枯淡、纤细、空灵风格的蕉风俳谐。他在天和三年（1683）出版的俳谐集《虚栗》的跋文中说“立志学习古人，亦即表达对新艺术的自信”。贞享元年（1684），作《野曝纪行》之旅，归途于名古屋出席俳谐之会，得《冬日》五“歌仙”（连歌俳谐的一种体式，每三十六句为一歌仙），此乃蕉风俳谐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此后，芭蕉于《鹿岛纪行》《笈之小文》《更科纪行》等旅行中，进一步奠定了蕉风俳谐的文学地位。元禄二年（1689）芭蕉的《奥州小道》之旅，可以说是蕉风俳谐的第二转换期。他倡导所谓“不易流行”之说，主张作风脱离观念、情调，探究事物的本质，以咏叹人生为己任。其后出版的《旷野》《猿蓑》等，更集中体现了蕉风俳谐的显著特色。元禄七年（1694），芭蕉赴关西旅途中，于大阪染病，于当年十月十二日辞世。
本书内容包括纪行•日记和俳文两大部分。
从艺术表现角度来说，日本的纪行文学就是富有文学意味的游记，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强烈，而所见所闻只是作者表达思想和见解的舞台和道具。行文注重结构，语言讲究文采。芭蕉的俳谐纪行，尤其具有深刻的文学意义。
日本的纪行文学，最早发轫于记录旅程顺序、带有“序”的短歌，芭蕉的纪行最初也缘于此种体式。总起来看，芭蕉的纪行文创作，是由以发句（俳句）为主体渐次转向以文章为中心的探索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舍弃“歌”的要素，相反，芭蕉的纪行文学始终保持“歌文一体”的风格，洋溢着丰盈的诗意。他明确宣言：诸如“其日降雨，昼转晴，各处生长松树，彼处有一条河流过”般的记述，只能算是旅行记，不是文学纪行，至少这不是自己所要写的纪行。芭蕉评价自己的纪行文章：“似醉者之呓语，梦者之谵言。”他认为，自己并非常人，而是一个狂人，大可不必局限于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具体记述，他写的是“意象的风景”“山馆野亭的苦愁”。他是为了记下一个“在风雅的世界里徘徊”的自己的影子。
元禄三、四年（1690、1691），芭蕉打算在《笈之小文》中贯彻这种理想，但此文半途而废。《笈之小文》所未能表达的风雅的理想图，终于在后来的《奥州小道》里实现了。在这部作品里，出于表达主观意识的需要，芭蕉更改和省略了一些旅途中的客观事实，使得一些章节含有虚构的内容。因此有人说，芭蕉的纪行实际上是借助于纪行文学形式的“私小说”。
芭蕉唯一的日记《嵯峨日记》，也和纪行一样，是当作文学作品写成的，和同时出现的纯粹记述旅途经历、气象天候的《曾良旅行日记》迥然各异。
《野曝纪行》
芭蕉于贞享元年秋八月离江户，回故乡伊贺上野，为前一年去世的母亲扫墓。其后，游历关西各地，于名古屋出席《冬日》连句诗会，收揽各地新弟子，经甲州返江户。此文当执笔于回到江户处理完杂事之后的一段时间。作品题目还有过《草枕》《芭蕉翁甲子纪行》《野晒纪行》《甲子吟行》等称呼。这些都不是芭蕉本人的命名。
《野曝纪行》是芭蕉最初的一部纪行作品，不免有尚未成型之憾。内容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其结构和《奥州小道》类似。
《鹿岛纪行》
贞享四年（1687）秋八月，作者离江东深川之芭蕉庵，到鹿岛赏月。先从住居附近搭便船，沿小名木川溯流而上，穿中川，入船堀川，再沿江户川到行德。接着，步行三十公里，于当天傍晚到达利根川的布佐码头。然后乘夜航船抵鹿岛。翌日，十五日，参拜鹿岛神宫，同时拜访根本寺前住持、禅师佛顶和尚。
《笈之小文》
贞享四年十月至翌年初，芭蕉到关西做了一次探访“歌枕”（和歌所吟咏的名胜古迹）的旅行。十月二十五日离江户，经东海道，在故乡伊贺上野迎来新年。然后，在杜国的陪同下，游览吉野、高野山、和歌浦、奈良、大阪、须磨、明石等地。四月二十三日进入京都。《笈之小文》便是以此次旅行为素材的纪行文。这是一篇未完成稿，作者殁后十五年始刊行问世。
《更科纪行》
贞享五年（1688，九月三十日改元元禄）八月，漂泊于名古屋、岐阜之间的芭蕉，在名古屋的越人及其仆人陪伴下，经木曾路去信州更科观赏中秋明月，之后由长野经碓冰山口返江户。这次旅行既是《笈之小文》之旅的延长，又是一次富于独特风情的览胜。
《奥州小道》
更科之旅结束后，芭蕉于江东深川的芭蕉庵迎来元禄二年的新年。此时已有作一次奥州之旅的打算。三月二十七日，芭蕉在曾良陪同下离开江户，徒步巡游奥羽、北陆各地，八月二十日抵大垣。旅期五个月，行程二千三百五十公里。以此次旅行为素材写成的《奥州小道》，最能反映作者那种“狂人徘徊于风雅之世界”的创作理想，是芭蕉纪行文中的代表，也是古代日本记游文学的巅峰之作。
这部作品目下流行若干版本，简要介绍如下：
1．芭蕉手稿本——此稿本为樱井武次郎和上野洋三两人于1996年11月首次发现，一时震动学界。据考证，此稿本原系作者的定稿，但写作过程中又经反复推敲，多有改动，稿中“贴纸”达七十余处。由此可知，这不是誊抄稿，但因为是作者亲笔所写，最为珍贵。尤其可窥知作者推敲的过程，和下述的曾良本，都是研究芭蕉不可或缺的原始依据。
2．曾良本——此本系芭蕉责成门人曾良据底本所誊抄，并亲自对原文做了认真的补记和订正，推敲之痕达于全卷，是最可信赖的本子。本书译文即采用此本。曾良本当在下面所述的“西村本”出现之后，曾良由芭蕉手里获得。曾良殁后，同《曾良旅行日记》共为其侄河西周德所有。现藏于天理图书馆绵屋文库。
3．柿卫本——这是出现于西村本之前的另一种抄本，假名部分较多，固然有助于阅读，但有不少误写。此本为伊丹市柿卫文库所藏。
4．西村本——芭蕉将推敲和补正过的曾良本，委托书家素龙誊写，完成于元禄七年初夏。封面中《奥州小道》的书名题签，为芭蕉亲笔所书，名为《素龙誉写芭蕉保有本》，随身携带。到达伊贺之后，赠给了兄长半左卫门。芭蕉殁后，遵照遗嘱，送给了蕉门弟子向井去来。现藏于福井县敦贺市西村家。文中有若干误抄之处，因为是作者保留本，至为尊贵。
此外还有各种传抄本，为节约篇幅，恕不一一记述。
《嵯峨日记》
奥州之旅结束后，芭蕉于元禄二年秋至元禄四年秋，辗转于故乡伊贺上野、京都、湖南（琵琶湖以南）一带。其间，元禄四年的四月十八日至五月四日，停居于京都郊外嵯峨野去来的别墅落柿舍，此时写的日记称为《嵯峨日记》。然而，虽称日记，但并不是记述每天细小琐事的流水账，而是深含艺术美感的文学作品。
下边谈谈芭蕉的俳文。
什么叫俳文？要下个确切的定义，实属不易。其实，在芭蕉所处的元禄时代，在芭蕉本人的头脑里，“俳文”一词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谁都不知道，什么样的文章算俳文，什么样的文章不算俳文。元禄三年八月，芭蕉致信去来之兄向井元端，请求修正《幻住庵记》草稿，信中说：“实不知何谓俳文，因异于实文，深感遗憾。”在芭蕉看来，自己是俳谐作家，所写文章自然就是俳文了。因为和一般文人的文章不一样，所以感到遗憾。
据堀切实《俳文史研究序说》统计，江户时代，日本出版俳文集一百一十部，其中使用“俳文”一词做书名的只有《俳文选》（1751—1764，三径编）、《桃之俳文集》（1767，桃之编）、《俳文杂篡集》（1788，梅至编）等少数几种。所有关系到芭蕉本人的著作以及芭蕉著述的结集，如《芭蕉庵小文库》、《蕉翁文集》、《本朝文选》（后改为《风俗文选》）、《本朝文鉴》、《芭蕉翁文集》、《蓬莱岛》等，都不使用“芭蕉俳文”之类词语做书名。
芭蕉为何不愿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俳文呢？这是因为他不满足于贞门谈林俳谐，决心创立蕉风俳谐的缘故。芭蕉把自己的文章叫作“实文”即“诚实的文章”而不称作俳文，正是出于此种想法。
其实，照现在的观点，所谓俳文，就是俳人所写的既有俳谐趣味、又有真实思想意义的文章。这种文章一般结尾处附有一首或数首发句。本书所收芭蕉俳文，均属此例。芭蕉不屑于一味玩弄词藻、夸示技巧的季吟、元邻派的所谓俳文，自称自己的文章为“实文”。同唐代大诗人杜甫一样，芭蕉一生遍历全国，放浪于山水之间，独步古今，俯仰天地，参禅拜佛，访师会友，一路上歌之哭之，咏之叹之。丰富的阅历、深湛的学养、崇高的情操、博大的胸怀，使得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着特殊的艺术感染力。这是一位智者回望人生、检点自我、反省过去、启悟未来的一组组热情的话语。对于只欣赏过芭蕉俳句的人们来说，再读一读芭蕉的俳文，就会发现芭蕉文学的另一半精彩，从而获得一个“完整的芭蕉”。
退隐江户深川以后的芭蕉，不愿乘当世之流风，只想抒写胸中之块垒。于是，中国历代贤哲文人庄子、孔子、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一一走进了芭蕉的文学世界。俳文中除了引用本国贤哲诸说之外，中国古典文史歌赋的光芒随处闪现。据日本学者井本农一
考证，旅行中的俳文大都是芭蕉应对之作。《奥州小道》中的俳文则全属此类。例如，本书俳文编的《对秋鸭主人宅之佳景》、《夏日杜鹃》、《〈横跨原野〉辞》、《高久宿馆之杜鹃》、《奥州插秧歌》（两种）、《染色石》（九种）、《〈笠岛〉辞》（五种）、《天宥法印追悼文》、《银河序》（六种）、《〈药栏〉辞》、《温泉颂》、《在敦贺》等，一看就是为他人题字而作的（参见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松尾芭蕉集》解说）。
俳谐文学本来就是与人对话的文学。其中的发句近似独白，是向主人的问询，有着潜在的等候回应的意思。旅行中以句会友，以文赠人，正是芭蕉意所愿为。抑或，这正是俳谐文学的本色。
本书根据日本小学馆1999年4月出版的《松尾芭蕉集》第二卷译出。原文有关中日文史典故的说明与注解甚为详密，翻译时考虑我国读者实际情况，对中国方面酌情有所减削，而对日本一方尽量保留。引用典籍的部分全部查对了原始资料，力求做到准确无误。此外，芭蕉的俳文通常于右上角钤有关防印，末尾有署名，即落款，其下盖印，称款印。关防印原属明代朝廷官府公文上的防伪印鉴，是纵长形状的骑缝印，后用于书画之右肩，以表示起点。芭蕉爱用“不耐秋”“杖头钱”等关防印鉴。这些印鉴在译文中都没有一一标出。
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参考了日本学者现代日语释文，但为保持原文风貌，尽量沿袭原文，采用文白兼备的译语，力求简约、明畅。当然，翻译芭蕉，对于我实为一桩艰难卓绝的文化工程，中译本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期待同行师友、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陈德文
2007年冬于日本爱知文教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