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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1917年间，北洋军阀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结成一个集团继续它在国家政治方面的统治。在北洋军阀中没人反对使这个集团的影响永远存在下去，但在怎样更好地维护集团影响的问题上则存在不同意见。北洋军阀独霸中国的主要障碍，是西南几省持不同意见的派系，他们在1917 年9月建立了军政府，与北京政府进行宪法之争。
早在7月，段祺瑞就预料到南方的麻烦，为了扩张北洋军阀的统治，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遣一支北洋军队进入湖南。段祺瑞选择湖南作为第一个目标不是偶然的。进攻南方最好的路线是京汉铁路，它经湖南直达广东。这条铁路沿线的大部分省的督军，有的对段祺瑞是友好的，有的是可以争取的。此外，湖南在军事上比较薄弱，且不属于北洋集团。进攻湖南不损害任何一个北洋军人的利益。而且，湖南与四川接壤，后者被云南和贵州军队骚扰，征服了湖南就可使段祺瑞直接把军队从北京派到广东，也可以派另一支军队进入四川，从背后攻打西南各省。
出于这些考虑，段祺瑞内阁于1917年8月6日任命傅良佐接替谭延闿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和四川省专员。傅良佐是湖南人，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北方度过的，与北洋军阀有比对自己家乡更紧密的联系，他与段祺瑞的家庭有姻亲关系。（另一个被任命者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同乡和妻弟。）段祺瑞的这种选择，表面上体现了对湖南人的安抚，而隐藏了他的真实目的。为进一步向湖南军阀担保，傅良佐宣布他不引北军入湘，也不打算改变湖南军队的编制。但是，他一执政，集中在省边界的北方军队就立即开入了省内。
与此同时，湖南人并没有闲着。当宣布傅良佐的任命时，谭延闿没有表示反抗，甚至派了一个私人代表到北京去欢迎这位新督军。但同时，他立即秘密在省内调动军队，准备最后摊牌。完成了必要的布置后，8月16日，两个湖南军人宣布独立，并立即开始战斗。这样，展开了军阀之间的第一次大战，北洋集团也因此开始分裂。对这次战争，军人们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角度持有不同见解，这些新的不同观点逐渐代替了旧的矛盾。
段祺瑞的讨伐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总统冯国璋的合作。据交通系的头头、段祺瑞的亲密伙伴曹汝霖说，当战争在湖南爆发时，冯国璋拒绝签发讨伐书，并鼓励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通电反对。
也有说段祺瑞曾向第八师和第二十师师长表露过他对战争的不满，使他们在战争中采取消极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冯国璋反对出征湖南，无疑是出于个人竞争和嫉妒。
如果段祺瑞武装征服湖南和南方几省获得成功，那么他无疑将超过冯国璋，而成为北洋集团的新领袖。冯国璋的反对也可能部分是由于观点上的不同。冯国璋曾在长江流域待过几年，关于这个地区的情况和南方几省的领导人，他比较熟悉。关于地区管理问题，他有某些亲身经历的体会。因此他可能比较谅解地方自治的要求。认为国家政治权力不宜独裁。1918年，段祺瑞手下的人对冯国璋的指责或许有几分真实之处，即认为冯国璋准备默认国家南北分裂。而段祺瑞，已经当政好几年，亲眼看见国家分裂所造成的政治祸害。他认为统一和权威高于一切，并毫不犹豫地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
冯国璋
冯国璋的不合作，或有时阻碍，很快给段祺瑞的讨伐带来许多麻烦。战争刚开始几个星期，进展顺利，到了1917年10月就被证明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到11月初，北洋军队遭到了某些损失，第八师师长王汝贤请求中央政府宣告停战。王汝贤之拒战，迫使督军傅良佐从省会逃走。同时，直隶督军曹锟和苏督、赣督和鄂督都宣布同意寻求和平解决。段祺瑞所派遣的吴光新指挥的讨伐军本想从四川驱逐云南、贵州的军队，这时也遭受一系列失败。
段祺瑞面对第一次重要军事冒险和想当北洋军阀领袖的个人欲望即将完全破产，于11月15日辞去总理职务，并谴责总统冯国璋口是心非。
段祺瑞的辞职并不意味着他已放弃征服湖南，这仅仅是一个策略上的退却，并准备从另一个基础上发动新的进攻。12月，段祺瑞成为新成立的参战军首领，表面上负责中国参加对德世界大战的准备事务。仅仅3个月后，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又当上总理。在这期间，段祺瑞运用许多策略，改变了过去对他不利的军事方针的政治氛围。简单地列举这个时期的一些事件，就可以说明其策略的要旨。
在督军中，只有李纯和陈光远主张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强烈赞同冯国璋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反对段祺瑞。
1917年12月1日，两个湖北军人宣布从省政府独立并说他们将向东行军，占领京汉路段，切断王占元与北方的通路，使他们在省内难于立足。虽然王占元早先曾主张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但北洋军在湖南的失败使他重新考虑整个情况。南方联军进入湖南不仅帮助当地人民赶走北洋军阀，而且还尽可能地向北推进。此外，甚至在湖北，名义上归王占元指挥的许多地方军队，已出现不稳迹象，有的已转向湖南。如果认真对付这些问题，则湖南和湖北军队将联合起来将其赶走。面对这些新情况，王占元改变了过去的立场，请求北京政府向湖北派遣援兵。
1917年12月至1918年1月期间，当湖南的战争在段祺瑞辞职后一个短时间休战后，又重新开始并更为激烈时，王占元更靠向主战派。1918年1月末，湖南岳州（今岳阳市）被湖南广西联军收复。湖北军人在鄂西与北洋军队作战，使他们停滞不前。
湖北的起义和湖南所发生的战争，使北洋军阀们考虑到，这些联合起来的南方军队可能会切断京汉铁路，使湖南的北洋军队陷于困境。为对付这种威胁，北洋军阀于1917年12月3日在天津召开会议。这个会议由安徽倪嗣冲、山东张怀芝和河北曹锟发起，由另外10个省派代表参加。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曹锟放弃了和平方针，变成了激烈的主战派。
曹锟
参加者决定继续湖南战争，从各省抽调军队，并请冯国璋发布征讨令。这个会议对段祺瑞来说显然是一个胜利。12月22日，曹锟派遣一支军队增援湖北的王占元。但是，总统冯国璋仍想坚持他的和平政策。12月25日，他发布一个命令，重申和平，并要求全面停战与和解。次日，长江三省督军通电响应支持总统。并表示他们正在努力与南方商量解决办法。
王占元也在电报上签了名，对他来说，这是奇怪的。唯一可以说得通的解释就是他想利用两方面的力量来维持他自己的地位。
李纯和陈光远的态度是坚持不妥协。例如，12月底，当山东计划把某些军队派往湖北时，李纯和陈光远两人都拒绝让他们通行。
这两项挫败新战争狂热的尝试，都因曹锟站在主战派一边而归无效。1917年12月中旬以后，段祺瑞得到奉天、陕西、山西、浙江、安徽和甘肃的督军支持，向冯国璋施加压力，要他任命曹锟为讨伐军总司令。1918 年1月30日，冯国璋的一切办法都用尽，他从北京躲开，回长江老家，就屈服于现实，任命曹锟、张怀芝和张敬尧为讨伐军的司令，命令南进。同一天，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和河北省省长。前一项任命使曹锟在前线能全权指挥战争，后一项则是在他早已是直隶督军的基础上，更加强了他在直隶的统治。
曹锟转向战争，仅仅是完成了段祺瑞给他规定的三项主要任务之一。江苏李纯和江西陈光远的存在以及他们与冯国璋的勾结，意味着他的政策仍会遇到阻力。此外，王士珍内阁同情和平解决问题，也是被段祺瑞所怀疑的。所以，为了使他的政策能顺利进行，段祺瑞就要除去苏赣联盟，并从王士珍手里接管内阁。
这时，段祺瑞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他的反对者离职，就依赖其他军人。曹锟的军队早已被派去湖南前线，近处仅有的支持来源是奉天的张作霖。当段祺瑞得悉李纯决定与江西和湖北建立起正式的联盟协会，共同反对自己，并拒绝其军队通过他们的地区时，段祺瑞与张作霖之间就很快达成了一笔交易。
1918年2月25日，张作霖命令奉天军队开进河北，围绕首都占领战略要地。同时，向总统冯国璋提出四点要求，并暗示他对总统的忠诚与否，取决于这些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张作霖向中央政府提出撤换长江三省督军，恢复段祺瑞为首的新内阁，任命他自己为东北总监察长，再训练和装备一个奉天师。
徐树铮
这时，段祺瑞在奉系帮助下十分洋洋自得。在奉军入关之前，段祺瑞就开始对江苏和江西报复。2月5日，赣督陈光远被正式剥夺军职。2月21日，任命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指示他把一部分北洋军开进江西，驱逐陈光远。段祺瑞并没有忘记另一个眼中钉李纯。但是，张作霖在2月份的政变，使政治力量转变为对段祺瑞如此有利，以致在王士珍内阁倒台之前没有必要再去考虑撤换李纯的问题。
奉军在中央政府附近的出现促进了这种变化。3月6日，王士珍辞职。
在这同时，北洋军正向湖南行进已收复许多失地。3月中旬，段祺瑞与张作霖的合作，由于张作霖任命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为关内的奉军副司令而进一步加强。3月22日，北洋军阀代表们聚会于天津，决定要求冯国璋重新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并再一次提议，在和平解决之前，收复湖南省会长沙。
次日，段祺瑞复任总理。段祺瑞的三项任务现在已经完全实现，可以以全部精力去进行他的以武力统一全中国的政策了。
复职四天后，段祺瑞任命张敬尧为湖南新督军，以迎接全面胜利。从长远来看，这个举动是个很大的失策。因为，在湖南作战的主力主要是曹锟手下的吴佩孚所指挥的第三师。吴佩孚在多次战斗中曾一手把北洋军队从灾难中解脱出来，打败了湖南人。他当然期望着得到报酬。相反，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中的前辈，与段祺瑞有密切的个人关系。
段祺瑞的政策中还有其他的因素，造成他对军事同盟的怀疑和不安，引起了联合战线的逐渐瓦解。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曹锟与主战派逐渐疏远。
曹锟的疏远是由若干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他对自己长期离开直隶基地所引起的不安。1918年3月末4月初，有消息说段祺瑞想让吴佩孚全权指挥湖南战役，把第三师留在湖南，任命曹锟为两湖巡阅使，任命徐树铮继曹锟为直隶督军。这意味着曹锟将失去对第三师和他的直隶基地的直接控制。新职务实际上有名无实，大权旁落。虽然徐树铮竭力否认这个谣言，但曹锟显然还是非常不安。
1918年6月15日，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纠纷，强烈影响了曹锟对段祺瑞的态度。这就是陆建章的被暗杀。陆建章是北洋军阀的前辈，是冯玉祥的舅舅，当时是第十六混成旅的指挥。据曹汝霖说，陆建章是反对段祺瑞的。他曾说服冯玉祥停止向南进军，并计划突然袭击段祺瑞最亲密的支持者倪嗣冲。
当陆建章到北方在军队中宣传反战时，被诱进徐树铮在天津的住宅枪杀了。陆建章事件在军界引起了一片愤怒的声浪。曹锟特别生气，因为具有如此老资格的一个北洋成员遭到这样残忍的对待，而且这种犯罪行为居然发生在他所管辖的地区。
冯玉祥
最后，但也很重要的因素是段祺瑞军事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使曹锟感到不安，而影响了他对段祺瑞的态度。必须指出，湖南战役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征服南方几省，实现国家统一的序幕。段祺瑞的经历清楚地告诉曹锟，北洋军队可能会具有同南方军队一样的反抗性。他不能忘记在湖南战役中为北洋军的合作，而曾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所以，段祺瑞认为，用武力统一国家不能继续依靠与别的军人合作，而只能依靠于建立一支绝对忠诚于他个人的军队。张作霖、曹锟以及其他人，只能是暂时的同盟军，将来他们可能会成为敌人。段祺瑞本人曾经说过，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味着对所有地方权力必须加以限制，军队的权力必须明确与政治分开。
因此，段祺瑞在湖南战役中与不同军队合作的同时，也为建立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奠定基础。
段祺瑞恢复总理职务不到两个月，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这一文件规定，日本为中国建立和训练3个师4个旅，为他们提供教官和装备。根据当时的报道，中国总参谋部和陆军部要各送10名学生去日本最高军事学院进修，回国后将委以重任。中国的兵工厂要按日本的规格制造步枪和子弹，当前需要的全部武器均由日本供给。
虽然段祺瑞等人坚持说建立这些新武器力量是为了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总统冯国璋及其他稍有头脑的军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个烟幕；政府从来没有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认真计划参与欧战。
非常清楚，这支庞大的军队实际上是用来镇压国内敌人的。段祺瑞对待这支军队十分谨慎，任命他最忠实的助手当指挥员，并给予优惠的待遇。
为了实现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还需要钱。但是大部分地方财政收入都被地方军阀所消耗。于是，就向日本借贷。据李剑农的资料，段祺瑞在复职后的7个月内（1918年3月—10月），至少与日本谈判了6次，借款总计1. 2亿元（Chinese yuan）。在此同时，据说还有若干其他的借贷谈判，但它们的实际数字不能确定。
战争经费充实了，一支巨大的军队正在训练，段祺瑞就开始他的第二步计划，即控制中央政府机构。安福系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于1918年5月建立起来的政治工具。安福系名义上由王揖唐、刘恩格、曾云沛领导，但幕后掌握实权的是那位无处不在的徐树铮。它的活动基地是国会。1918年8月召开新国会时，交通系（包括梁士诒派和曹汝霖派）获得大约100个席位，研究系只有20席，而安福系得到了将近330席。
段祺瑞显然是想利用国会中的大多数操纵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和控制中央政府。
梁士诒
段祺瑞个人力量迅速增长的征兆对他的敌人和同盟军产生了影响。曹锟和吴佩孚攻下长沙后，眼见胜利果实被张敬尧攫夺，就开始消极怠战。4月中旬，曹锟向段祺瑞提示，第三师已疲劳不堪，应调回北方休息整训，并说自己有病要求请假养病。4月18日，第三师占领衡州，使他有了一处远离张敬尧的根据地。在这里停止了反对湖南的活动，曹锟和段祺瑞的矛盾已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使段祺瑞赶忙到前线去向曹锟保证已为战争作了充足的准备，催促曹锟取得即将来临的彻底胜利。但曹锟却不为所动。
不久，吴佩孚与湖南军官达成非正式停战协议。5月30日，曹锟对战争毫无兴趣，回到直隶养病。
规劝曹锟遭到失败后，段祺瑞主战派又试图拉拢曹锟的部下。6月4日内阁会议上，徐树铮建议，如果曹锟和张敬尧不立即到职，就任命吴佩孚为征讨南方军队的总司令。
据说，他还告诉吴佩孚，北洋军中的老一辈都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可以很快被提升。
但是，吴佩孚由于对段祺瑞有气，仍然忠于曹锟。所有这些手段的最后一着，是把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军权的张怀芝从山东督军职位上赶走。这件事，使曹锟更加坚信段祺瑞其人是太不可靠了。曹锟和吴佩孚脱离主战派的立场于8月21日明朗化。吴佩孚带领他所指挥的将领发表通电，公开主张立即停止一切内战。广州的南方军政府立即响应吴佩孚的建议。一个月之后，湖南前线的所有北方和南方的指挥官联合声明号召停战，召开和平会议。
这时，曹锟得到了更多的关于段祺瑞缺乏诚意的证据。成立安福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当冯国璋总统任满后利用国会把他换掉。9月选举临近时，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敌意愈来愈厉害。但是并没有迹象说明曹锟要为冯国璋的目的而奋斗。相反，曹锟、张作霖和徐树铮7月底在天津会面时，曾同意由徐世昌出任总统。天津会议也曾重申段祺瑞以前的主张，即选曹锟为副总统。9月1日，安福系控制的国会第一次投票，以压倒多数选举徐世昌为总统。之前不久，这届国会还把议长、副议长席位给了两个安福系领袖，现在却不能集中起码的法定人数来选举副总统，副总统的职位空着。在这种情况下，曹锟自然怀疑是段祺瑞故意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于是曹锟背离段祺瑞成了不可挽回的事实。
失去了曹锟这一作战工具，面临着普遍的和平要求，段祺瑞发现政治气氛不合适，于1918年10月10日辞去总理。段祺瑞刚一离开内阁，和平力量就集中起来了。11月，准备召开南北之间的和会，在曹锟和长江三省督军的推动下，终于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开始后不久，由于两方面的若干意见不同而受阻。但是最基本的阻碍是段祺瑞坚决反对与南方叛军有任何和解。
直到这时，曹锟和吴佩孚可能仅仅是想迫使段祺瑞下台，这样，南方战役就可以自然停止。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想把段祺瑞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除掉。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段祺瑞仍是参战军的指挥，掌握着这支由日本帮助训练的新军事力量。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段祺瑞仍保留这支参战军，只是改名为国防军，后来又改为西北边防军，并于1919年1月24日任命徐树铮为其司令。为了使日本在世界大战后能继续参与军队训练计划，1919年2月，段祺瑞与日本签署了延长共同御敌的换文协定，直到中日双方与德奥签订和平条约以及所有同盟国军队从中国领土撤走为止。
段祺瑞的行动显然是无视和平力量，他的军事力量的扩大显然是等待时机继续讨南。所以，5月14日，在和会上，南方代表提出8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取消中日一切秘密条约，并严惩与缔结密约有关的人。
北方代表拒绝接受这个要求，双方代表宣布总辞职。当北方的总代表辞职时，段祺瑞抓住这个机会，于8月11日迫使总理任命他的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新的总代表。这一举动被南方一语道破，认为这是想控制或破坏和平运动的烟幕。结果，南方代表拒绝与王揖唐见面，和会进入停顿状态。
和会的失败无疑引起曹锟和吴佩孚的反感，使他们懂得了段祺瑞辞去总理并没有使麻烦结束，也使他们更靠近李纯和陈光远，共同努力阻止段祺瑞的影响和作用。就是在这个时候，曹锟、吴佩孚以及长江几省督军有了反对段祺瑞的共同利益。直系这个名词，过去某些时候曾含含糊糊地用过，但现在开始有了更加明确的含义。1919年12月29日冯国璋死后，曹锟的军队就成为直系的中坚力量。
在这同时，段祺瑞与张作霖的关系也恶化了。段—张联盟一开始就是利害结合。张作霖为了加强段祺瑞的地位，曾总共派遣6 000人到首都，还有几个旅到安徽以牵制江苏。
另一方面，段祺瑞在武器和经济方面付出了高价，巩固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改进他的军队。
到1918年夏，张作霖已开始寻找新的势力范围了。张作霖的地位越牢固，他对段祺瑞的需要就越降低。他与徐树铮的关系也恶化了。8月中旬，他指责徐树铮挪用公款，解除了徐树铮在奉军的职务。当徐树铮于1919年6月被任命为西北边防军司令时，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加深了。广大的内蒙古领土现在置于一个新行政机构——“边防督办”之下。这对张作霖的扩张计划是个障碍，而且西北边防军在奉天附近驻军也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安。这些事件使张作霖逐渐脱离段祺瑞，而靠向直系。
1919年整个秋冬，吴佩孚一直在通电中以激烈语调反对段祺瑞一伙及其政策。公众的热烈响应使吴佩孚在电报中越骂越起劲。1920年1月，他正式要求北京政府准许第三师从湖南前线撤回。吴佩孚的数次请求未得理睬或被拒绝后，他开始撤走自己的军官家属。
同时，反段联盟由于河南的参加而加强。2月，传说段祺瑞可能要撤掉河南省督军赵倜，代以吴光新。赵倜和他的兄弟动员自己的军队起而反对，准备抵抗。据说由于曹锟从中调停，北京政府同意保留赵倜的督军职务，只免去他的省长职务。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过去与段祺瑞友好的赵倜，也决定与直系联合。
1920年春，奉系和直系结成同盟反对段祺瑞的皖系。1920年4月9日，在河北省会保定召开会议，由河北、江苏、江西、湖北、河南和东北三省建立了八省联盟。这时，反对派已明显形成，除非段祺瑞让步，否则看来战争在所难免。特别是段祺瑞的反对派要求：（1）重组内阁，摆脱安福系的控制。（2）任命一个更合适的代表重新召开和会。（3）撤销西北边防局。（4）改编西北边防军，归陆军部直辖。
这些要求，段祺瑞当然都不会接受。于是，1920年5月20日，吴佩孚开始从湖南撤兵，地方军队很快推进，张敬尧从省会逃走。吴佩孚沿京汉路向保定进军。6月，张作霖在与总统徐世昌和总理段祺瑞商讨之后，到保定与曹锟、吴佩孚及李纯的代表商议。很可能张作霖向段祺瑞提出最后通牒，劝阻他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政策。而在同时，与曹锟就对付段祺瑞可能采取的顽固态度，作了某些最后的安排。段祺瑞则坚持自己的主张。7月4日，总统下令罢免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司令职务，西北边防军归陆军部领导。西北边防军不顾这个命令，于7月6日动员起来向曹锟宣战。双方军队于7月14日交战，到19日战争结束，段祺瑞被彻底打败，逃到天津日租界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