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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的袁世凯
新共和国政治秩序的建立证明了军人的力量，因为它的成功可以直接归因于1912年1月26日袁世凯与新建陆军的上层领导合作策划的逊请清帝退位。袁世凯当大总统时，北洋军阀野心更大，并日益扩大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北洋的军官在任命、提升和经济报酬等各方面，都享有优厚的待遇。但是，当北洋体系愈来愈扩大和强盛时，在其内部却逐渐出现了关系的紧张和矛盾。
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开始5年中，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个人声望和地位以及他的总统权力，对军人们的野心起了暂时抑制的作用。但是，甚至是袁世凯本人，也并不能经常成功地制止这些军人对国家和地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部分原因是因为袁世凯自己常常以军队的支持为王牌，以对付其他的政治集团。同样，政治上的反对派也凭借武装来抵制袁世凯的压力。如1912—1913年的“二次革命”就是个例子。这种利用武装来解决政治冲突的倾向，造成了日益增多的人企图依靠军队和地方武装蠢蠢欲动的现象。这也刺激了军人想在国家政治中扮演更为强大角色的欲望。
只要袁世凯活着，只要他的北洋机构是统治军队的力量，就能维持国家表面上的统一。1916年袁世凯死后，那些被抑制的力量开始活动。这些军人立刻卷进了国家政治的旋涡之中。他们开始争夺领土和资源。中央政府当时由黎元洪任总统。他不属北洋体系，于是很快便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权。
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反对派之间的分裂，由于新旧约法之争而尖锐化。关于总统任期和应否召开旧国会的争论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北京政府内部，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也由于个性不同以及是否对德宣战的意见不同，而互相对立。因此，政治上陷于完全混乱的状态。
段祺瑞
正是在这个时候，带有巨大破坏性的军队开始在各省和地方活动，加速了其瓦解的趋势。国家被分割成许多分离、独立或半独立的地区，每个地区有一个军阀拥有最高权力。渐渐国家政权对人民失掉了影响，政府失势，而军阀们在各个地区主宰一切。
由于缺乏一个大家都拥护的领导人，北洋军阀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依靠集体的努力来保持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但此时已没有人能像袁世凯那样发布命令，军官们现在在自己的部队中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同时，他们试图在北洋系统内部采用一种新式的集体领导体制，以代替个人独裁。这些军人仍然忠于北洋集团，把集团利益视为高于一切，但是制定决议的权力却又分散到地方军人中去了。地方军人，主要是指各省督军。他们非常小心地维护已获得的自治权，并越来越置身于国家政治之中。
这时，军人决策之最主要的机构是1916年9月组成的“省区联合会”。重要政治问题越来越多地在这里讨论和决定，而不是在北京。这些会议中最著名的是由张勋在徐州召开的会议。第一次徐州会议召开于1916年6月9日，那是袁世凯死后仅4天，由北方7省代表参加。由于袁世凯之死的创伤和北洋军阀对未来的方向举棋不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巩固这个集团，为自己的政治生存制定战略。
仅仅3个月后，1916年9月20日，召开了第二次徐州会议。这次会议包括12个省的督军或他们的代表，还有许多师长和地区驻军司令。这个会议最重要的成就是建立了“大联盟”的概念。除了选举张勋为这个联盟的“盟主”之外，参加者还宣告他们准备用集体力量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统一的企图或提出无理的政治要求。这个联盟现在要求有权决定中央政府应采取什么政策
，其语言是如此目空一切，以致可以解释为不仅反对国会、国民党、西南军阀，同时也包括北京政府。事实上，在9月25日，34个军人（包括所有重要的督军、省长、师长和旅长）签名通电反对中央政府任命唐绍仪为外交部长，结果，唐绍仪被迫辞职。
1917年1月召开了第三次徐州会议。现在这些参加者准备试探着跻身政治行列，他们要求撤换总统私人参谋中的讨厌人物，限制国会，罢免那些不称职的部长。
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时，段祺瑞于1917年4月25日邀请一些军人聚集北京，寻求对他参与反对战争主张的支持。当他们被黎元洪拒绝后，就到天津，并促使“张勋复辟”归于失败。
张勋
除了徐州会议之外，军人们还召开了一些小规模的经常性的会议，讨论共同利益。当军阀们由于一种新的权力分配而结成团伙时，这些会议所表明的是他们为了制定决议所做的暂时协调。
值得注意的是，各省督军很少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管辖领地。有许多小军阀、师长、地区驻军司令，甚至旅长，都急于争夺地盘。这些势力较小的军人不管有没有正式宣布，实际上都是独立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因此，1916—1917年间，没有督军们的同意就无法制定国家政策，没有地方军人的合作就无法作出省一级的任何决议。
对军阀来说，这种情况显然是难以忍受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反对他们自己自治，但他们反对别人，尤其是他们管辖下的人运用自治权。秩序将被重建，虽然每个人都期望改善自己的地位，反对别人，但是大家仍同意恢复统一和重建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