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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稍微对中国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916—1928年的中国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那是一个“军阀”统治的时期；第二，那是一个混乱的破坏性时期。
中国现代政治史对于这个时期的说明，只有很少的报道，往往是介绍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甚至比较专门的研究也往往不能对“军阀”的作用提供完全和确切的说明。造成这种空隙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复杂和混乱的情况，掩盖了这个时期政治角色的活动；同时，也缺少合适的工具书。因此，“军阀主义”就成为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最薄弱的环节。
某些学者考察这段时期时只注意传统的、合法的政治制度。他们承认在政治上存在有力的军事角色，但仍认为中国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统一体，中央政府是政治活动的中心。这种观点自然导致认为宪法、总统、内阁以及国会都是中国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稳定的，这种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华民国的基本结构及其发展。但困难在于，在中华民国建立13年以来，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宪法，在它们颁布后不久就立即成为一张废纸。其他的法律和规章也很少显示政府的性质和职能。
政治体制常有变动，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政府历经了君主制、共和制、摄政制等等变化。除了政治制度改变之外，仅在北方，在1916—1928不到12年的时间里，政府首脑改换了9次，平均存在时间不到16个月。在南方，“抢座位”游戏的现象同样在国民党政府中发生。
内阁也是同样地混乱和不稳定。1916—1928年间，有24次内阁改组，26个人担任过总理。
任期最长的是17个月，最短的是2天；平均存留时间是3～5个月。内阁在位时间不长，不能制定长期的政策，而且，根据共和国的根本法，内阁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制定决议的机构；它是军阀将其意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最驯服的行政工具。
谈及国会可谓更有甚者，在公众眼里它比总统、内阁更不足为信。国会用不正当的办法产生，数次被中止职权，它成为一个完全腐败的、无能的、寄生的机构，充满了无聊的政客。20年代，在国会内部，又分裂为亲北京和亲国民党两派，后来干脆在公众的蔑视中衰败。1923年国会的许多成员接受贿赂使曹锟当选总统，这使他们得到了“猪仔议员”的绰号。很难把这些人当做重要的政治因素加以考量。
以上简短的叙述足以说明，通过传统的、合法的制度去说明中国政治，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因为在这一时期中没有一个立于政权机构之顶峰的独立的中央政府，其中的各派军阀都轻视它。政治角色的行为，很少感到有必要遵守任何制度上的规定。最重要的决议不是由北京而是由地方政府独立决定的。
在合法的政治制度的角度研究中还存在另一种可称之为“两极路径”的表现形式，这个路径强调这个国家中的政治分裂，亦即在北方，军阀是很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南方，则处于高度的政治觉醒并结合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在谈及“北”和“南”两方时，他们认为中国有点类似“两极”的局面，即在两个政治地理区域之间存在着直接对抗。
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它夸大了南方的作用，并把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看成是一个毫无区别的范畴。它还倾向于认为，南方的组织特征就是在这段时期中的大部分时间没有真正掌权。此外，以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使不少学者陷于许多争论，例如关于宪政和合法性问题，这对于大部分别的政治角色来说，最多只有一些附带的联系。
“两极”研究路径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有四：其一，所谓“北洋集团”决不是一个统一和巩固的集团，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集团的成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其二，南方同样为不断地出现内部的倾轧和骚扰，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其三，在这两个集团的重要角色之间经常有交叉的联合；其四，一直到这个时期的后期，国民党才在南方真正建立起一个坚强的根据地。它的早期存在是名义上的，无关紧要的。在这些年中，政治活动以某些关键的北洋军阀为中心，国民党的存在（或不存在）对北洋军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更多地提供一种胜利者对历史的解释，却很难公正地判断北洋军阀在国民党成为强力角色之前，曾长期地控制着当时的政治局面。
只是在最近，某些学者才开始注意我们对早期中华民国历史知识上所存在的空白。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过去研究的焦点，探索新的领域和新的因素来说明中国政治。有的人已得出结论，指出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既不是已倒台的北京政府，也不是南北之间的斗争，而是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R.鲍威尔（Ralph L. Powell）和刘馥已对这种现象作了很有意义的研究。
至少已有两篇关于个别军阀（冯玉祥、阎锡山）的专著出版，还有若干尚未出版的论述其他军阀的博士学位论文。
然而，文章毕竟还是很少，1916—1928年这段历史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帮助我们缩小知识空白的办法之一，是更多地关于这个时期主要军人的传记论文。一般来说，这些专论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当时没有全国性的政权，最好把中国政治理解为被强大的军阀统治了不同地区或地方政府。大量收集这样的研究之后，通过归纳使我们对整个中国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换句话说，增加对这些个别的军阀和其政权的研究。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把这些资料集合成一个整体，从中产生一些主张和想法，甚至可能掌握全部关于中国政治的系统知识。
这个计划，必须在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这个国家中大部分重要的地方政权都弄清楚之后才能完成。目前的研究，虽然都很积极，还不能说已接近实现了这个目标。而且，已完成的对少数几个军阀的研究只是当时的典型代表，我们不能通过这几个特殊角色就画出军阀统治下的一张中国总图。我们需要更多地知道大多数军阀统治着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这些地方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全面的知识并没有被恰当地得到。
研究个别军阀确实是了解中国政治的一种正确的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我们即便获得了所有军阀个人和其地方政权的详细材料，还需要弄清许多问题。专门集中研究军阀个人或政府的危险倾向之一，会使研究者太深地陷于琐事之中，对于中国政治产生一系列杂乱且支离破碎的感觉。在大量军阀政府的资料中，必然会有许多分歧和相似之处，需要我们经过提炼、分类，放入适当的范畴中去，以便画出一幅精确的总图。
如果上述的看法是对的——我相信是这样——，那么我们不必为缺少大多数重要军阀的材料而苦恼。因为，要了解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范式比他们内部统治的特殊方面显得更为重要。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不偏不倚的，政治角色常常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而他们的行为常常是受超出他们控制的某种制度的约束。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否认，政治角色（或指事件、人物）决定行动和目的时，总被某些有力的客观因素所约束。研究这些因素可以揭示军阀活动的重要方面，而如果仅仅研究军阀的内部情况，这些客观的约束因素就很可能会被忽略。本书就是要把研究的视野从个别的军阀政权内部与周围无联系的政治现象转移到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便对1916—1928年时期的中国政治发展有一个总的了解。我们希望以宏观的观点而不是微观的方法来研究这个时期。
我们的分析与微观的研究有某些根本的不同。微观的研究往往是研究一个军阀及其政权，往往是折中地组织材料。当作者研究这个人或其政权的某些方面时，他常常并不说明指导此研究的基本理论，也不清晰地说明他所研究的各个不同之方面之间的联系。研究者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排列事实。目前仅有的几个用微观方法研究20世纪初期军阀主义的作者，都有其不同的路径，不同的重点。因此，从他们那里确实很难对军阀主义得出一个总的概念。
我们的工作是以系统理论的标准作指导。微观的研究方法是组织历史资料以说明一个军阀或其政权的毫无联系的个别的事件，系统研究的路径则试图把历史资料组织成既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范畴。通过对一系列可变因素的选择，树立一个表示特征的行动范型，并把它从周围环境中独立出来。资料根据明确的标准，进行有系统选择和检定。
此项研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对于了解军阀主义来说，某些变化的因素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在本书中就要阐明这些可变因素之间的联系。因此，本书总的来说是对中国军阀主义进行宏观的分析，以大量篇幅讨论我们认为是这个体系的重要方面——组织机构、武器装备、军事训练、财政来源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这个系统的每一个方面都影响军阀们的行动，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告诉读者哪个军阀干了些什么，而是通过说明这些行动向读者提供这些派系是怎样活动的线索。我们的目的是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提供一个新的视野来了解中国政治。
读者很快就会了解本书主要是论述军阀政治的一般特性。我们的基本预设是：中国政治的分裂和瓦解是如此地严重，以致我们很难把这一时期的中国看成一个拥有统一政权的国家。有一些证据支持了这个预设。第一，在这个时期中北京政府一直是受到一个或数个相对抗的“政府”的正式挑战。管辖地区的混乱和争论组成了政治活动的主要部分。哪里也没有持久稳定的“全国性”组织机构。第二，政治角色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制度准则或稳定的预期所明确规定，因而经常变化，决策过程是分散和非正式的。大多数军阀依靠外交手段、协商、联盟，甚至最终通过战争来建立自己的地位。政治决策往往能决定一个政治团体的生死存亡。第三，相对经常变换的国家政权机构而言，许多军阀派系的内部组织则高度统一、规定明确和更为稳定。组织内部的共同体意识要比组织之间强大得多，并因大量的心理和生理力量而使其得到激励和强化。因此，虽然他们的政治机遇年年有所变化，但他们却仍然能在政治领域中继续发挥作用。
如果这些观察是确切的话（它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进一步详细展开），那么，为理解这个时期就需要使问题概念化，并需要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因为1916—1928年时期中国政治的国内关系，看来更像一种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协商与谈判、联合与分裂的问题，在熟悉了国际关系的知识之后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因此，在我们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将采用国际关系发展中对我们适用的概念、假设和理论。
以上我已说明了指导本书的概念框架，现在再让我扼要地说明本书期望实现的任务。我给自己定了三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根据个人和社会的特性，确定和规范军阀们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人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态度，对他们认知和分析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又转过来形成指导他们政治行动的标准和法则。因此，我们需要回答这些问题：这些军阀都是谁？他们是如何和为何从事军人职业的？什么力量使他们投入不同的政治集团？他们所持价值系统的基本要素有哪些？这些价值因素在他们的政治行为中是如何被体现出来的？
第二项任务是说明环绕着这些军阀的环境。这里所说的“环境限制”（environmental limits）将讨论有关能力的问题。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军阀的经济来源的种类和数目，它们是怎样被有效地动员、分配和利用的？军事技术怎样影响了军阀们的政治决策？关于能力的更模糊的问题是：军阀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们的组织纽带有多紧密？他们建立的是哪一类的政治军事组织？他们怎样运用外交手腕？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体制？为了使研究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特别是因为这些角色数量众多，这就需要根据他们的能力进行分类。强大的角色给予较多的注意，力量较小的则很少或不予论述。根据能力来比较这些角色很容易犯错误，但比较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不能发现一种科学的衡量方法，但是可以把这些角色排列在适当的位置上，这样，就可以避免把这些掌权角色以数字来表明的严重问题。
第三项任务是要说明和分析这些角色是怎样活动的。我们将证明1916—1928年时期的政治并不像一般认为的几乎无法弄清楚。军人是十分精明和富于计谋的，他们之间的交往都遵循一定的准则。一旦弄清楚了他们的规律和准则，就比较容易理解他们的政治活动了。在最后一章，将分析政治动态，前几章中的许多判断将被综合起来，以说明为什么这些军阀会在20世纪开头20年中兴旺起来，他们的影响又怎样在20年代末衰败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