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作为《中国的军阀政治》一书的作者，得知本书能够以中文出版，当然感到特别欣慰。这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老师的厚爱，他们仔细求实的翻译工作，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们在编排校对等工作上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问世。谨此要向他们再三致谢。

撰写本书的初意，是个人在学生时代对中国近代史的爱好的延伸。最早的构思和初步成品，萌芽于做研究生的时期。成书则是在学校教书的时期。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虽然时隔多年，最值得怀念的，还是自己在做学生的时代，因为攻读这个课题而得到的一些启发。

在学生时代，最初找题目当然也经过了一些思考，主要的考虑有两方面：一是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去进行研读，二是在当时学术界的成果中还留有空间，允许后学者去做一个有原创性的尝试。剩下来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了。

对于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的本质，该说的都已经在书中说了。因此不拟在这个篇幅中继续发挥。倒是当年写此书的过程中，有两三件小事，或许值得向读者们略为报告。

一是师生的关系。看过本书的读者们，一定会熟悉卡普兰（Morton A. Kaplan）教授的名字。他是我做研究生时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他在当时刚刚提出了一套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传统学派非常不一样，甚受学术界重视。我作为一个初进研究院的学生，当然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精通国际关系，欧美外交史，博弈论，心理学，音乐和文学，等等，但是偏偏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然而经过了几番讨论之后，他表示愿意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而我也认为可以在他的指导下，学到许多课内和课外的知识。因此，双方就把关系定下来了。

这种情形或许和今日中国国内高教界的情形颇不相同。国内的博导，需要在课题范围内学有专精，才有资格指导学生。而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的一般情形下，博导和学生的关系，更接近于互相切磋。导师的所谓指导，通常不是就课题的实质内容展开的，更不是由导师牵着学生的手去走路。从选题、找材料，到证明这个课题值得做，以及做出有原创性的成品，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学生自己的责任，不应该依赖老师。导师的功用可能是更宏观的：就理论架构、研究方法、证据的精准和推理的严谨等方面，提出他的建议和批判。因此，一般的假设是，当博士论文完成后，学生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他的导师，则未必是。

在当时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学术体制下，卡普兰教授给了我最大的关心和众多的建议与提示，但是从来没有规定我应该如何去写。还有一点让我感激不已的是，当时邹谠教授也是本系的年轻教授，他对中国事务非常熟悉。因此我也不时向他请教，而他也对我尽心地指点。对于我和邹教授的这份亲切的关系，卡普兰教授不但没有任何不快，反而再三鼓励我应该多向邹教授请益。而邹教授也对我这位并不是他指导的学生，尽心尽意地指导。他们两位这么做，唯一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门户之见，让我享受了有两位博导的幸运。

二是理论的架构。理论之为物，有时可以是一张详细的地图，或是一本操作的手册。但是对当时的我而言，更恰当的形容应该是有如雾中的灯塔。它并没有向我提供如何从甲点走到乙点的轨迹，但是给我一个大致的方向感，不致走太多的弯路。这在当时对我非常有启发性。

因为凡是涉猎过有关军阀时代书籍的读者都熟知，坊间许多作品的性质，都是掌故谈的形式。我个人也不例外。在看了若干书之后，觉得自己对大大小小的奇闻趣事也能如数家珍，人云亦云，可以增加茶余饭后不少的情趣。但是到头来，一个逃不掉的问题是：知道了这么多的掌故又能怎样？它们只不过能够让我重新堆砌前人的成果而已。

就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架构指点了另外的一种研究方式，让我能够摸索出一个新的方向，重新认识自己已经看过的素材的重要性，更迫使我去看许多新的材料，从而借此希望能够提出些微新的观点和分析。

三是卡普兰教授对学问的大度。以一般常理而言，人总是对自己的学说既有信心又有偏爱，正常的心情大概会是希望自己的学说被发扬光大，特别是自己的学生更应如此。更有甚者，或许还想成立一个学派，以学生来光大门户。

但是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多次向他提出，他的学说不能完全套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上，尤其是我所尝试的，是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国内政治。因此我能得益最多的是他在理论上给我的灵感，而对于理论的具体细节，恐怕必须加以修正或是补充。他不但没有任何被忤逆的不快之感，反而非常鼓励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往前走。他让我很年轻时就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学术作品一旦发表之后，就变成一个公器。无论他人的推崇、问难、质疑、批评或是反对，都是为了把这一门学科向前推展。他的这种雅量既属难得，也是一位好学者应有的风范。他的这份胸怀也影响了我自己的学术态度。

以上这一些事情，虽然都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但是回想起来依然感到幸运和感激。虽然个人的研究兴趣以后又进入到其他的领域，但是卡普兰教授和邹谠教授对我的“身教”或许比他们对我的“言教”，要来得更重要，其影响也更长远。

本书出版在即，作者的唯一期望是，它能够向喜欢历史的读者们提供一点借镜的作用。尤其是对当前对研究有兴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而言，在他们身边，既有趣，又有价值，并且又能发挥创意的科研题目，可说是俯拾皆是。因此愿意趁本书和读者们见面的机会，略述自己的经验，谨供参考。

齐锡生
2009年8月11日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