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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阀与政治文化
——一个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学路径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系齐锡生教授于1976年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在我们看来，这部专著是中国近代军阀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家之言，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在这一领域内还没有形成一种为大多数学者共同接受的统一见解。当然，这在人文学科范围内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一家之言”实际上就与“具有特色”几乎成了同义语。我们的任务不是对这部自成体系的著作进行全面的学术评价，而仅仅想就给我们印象较深的几个主要论点，向读者作一简要介绍。
任何一项专题研究都有其明确的对象，军阀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因此，首先在学理上对“军阀”作一界定，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军阀”一词基本上是一个现代汉语词汇。据陈志让先生考证，它大概最早见于梁启超的著述之中，当时使用的是“部落”一词，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初直接使用了“军阀”一词，后来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也沿袭了这一提法。目前，关于“军阀”的一般诠释，是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并以军队控制政权，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这一解释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仍有失之笼统之嫌。站在政治学的视角上，齐锡生教授认为，“军阀”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种体制或体系。它可以指某个持有兵权的独立政治角色（militarists）；也可以指一个制造战争的罪魁（warlord）。前者是中性词，“只是在某种体系中行使权力的角色”，而后者则带有贬义，它“表示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时期”。作者如此地区分“军阀”概念，其用意是试图解释本书的研究方法。因为，对逐个军阀人物进行考察的研究角度，固然也可以称作“军阀史”，但关于军阀的历史研究不能只是单个军阀行为与观念的简单相加，而应当是对中国近代一段历史时期的概括。这样，所谓政治学视角的“军阀史”，本质上就不仅仅是军事史，而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甚至社会心理等因素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透视。显然，这样的一种考察视角，只能采取系统分析的方法，个别军阀的个案研究将成为系统历史分析不可缺少的条件、要素和基础，但这不能取代最终的整体分析。为此，齐锡生教授强调指出：“要了解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范式比他们内部统治的特殊方面显得更为重要。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不偏不倚的，政治角色常常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而他们的行为常常是受超出他们控制的某种制度的约束。”“专门集中研究军阀个人或政府的危险倾向之一，会使研究者太深地陷于琐事之中，对于中国政治产生一系列杂乱且支离破碎的感觉。”
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又引出了“军阀主义”（militarism）的概念，并沿用了C. M.威尔伯关于“军阀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的定义。这样，军阀政治统治时期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形成的政治系统，就成为作者主要关注的对象了。换言之，对个别具体的军阀的政治行为进行描述，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本书的研究要旨，而是通过“角色”的分类，然后加以系统分析的方式，从而凸显历史描述与政治分析的最佳结合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本书的研究路径是“避免对角色作出评价”，而重点在于对体制进行分析。
通观全书的总体结构，应当说作者基本上实现了这一意图。第一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框架，论证其理论体系的依据；第二章从历史实证的角度，简单叙述了中国军阀派系的起源；第三章至第七章从关系、兵源、训练、武器及其经济等诸多侧面，对中国军阀政治系统的各项要素作出了较详细的分类研究；第八章则在上述各章的基础之上，简要概括出军阀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最后，在第九章中，作者又运用国际政治理论的“权力均势”范式，试图从中进一步抽象出中国军阀政治发展的一般性历史模式。很显然，作者对全书的这种总体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已初步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分析框架和认识格局。正如美国政治学者G.吉勒卡（Donald G. Gillcia）评价的那样：“这是一本特别有价值的书，该书引用了几乎所有的中文和英文的第二手资料，同时也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1916—1928年间的中国军阀时期的政治，进行了动态的、有根据的、有思想的，并引人入胜的探讨。”
当然，如前所述，本书概括方式的合理性并不都为学者们所认可，例如加拿大籍华裔著名历史学家陈志让教授，就曾间接地对本书的方法论框架给予了批评，认为“以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28年蒋介石执政之间为军阀的统治时期，这样的分期不能说明中国近代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最不适当的是……把中国的分崩离析看成一个国际体系”
。
综上所述，本书作为“一家之言”，无疑是透视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的一本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集体组织的形成，都需要某种外部刺激条件和内部凝聚向心力，整体和部分之间的联系要靠某种共同接受的力量相互牵引，利益、价值和组织被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维系着这一系统的运转。众所周知，清末民初，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制度突然解体，作为权威象征的王权体制遭到了空前的怀疑和冲击，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被学者称为“东方符号系统”的“宇宙论王权”开始动摇，意义危机随之而起。
中国陷入了一种制度断裂、价值混乱和意义迷惘的多重困惑之中。无独有偶，中国军阀主义的兴起，恰恰处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换言之，“旧有的”已不完全起作用了，而“崭新的”又无从谈起。军阀主义的兴起正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的“盲点”之上，同时也是这一历史“盲点”的必然结果。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传统断裂”和“制度失范”是军阀派系得以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维系其系统关系的内部向心力又是什么呢？
与作者着重分析“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范式”的意愿相同，我们认为，本书第三章“军阀派系的构成”最有特色，也最引人入胜。作者在分析这些关系时，把它们划分为“个人关系的结合”“自身利益的考虑”“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三个层面，最后再进一步作出综合性考察。作者的研究视角在这里明显地侧重于政治文化层面，从一些细微、琐碎的史实中抽象和提炼出若干发人深思的理论原则，可以说是颇具匠心。作者承认，“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家庭是社会的主要基石。它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基本社会单位，也规定了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在道义上要尽最大的能力去照顾自己的子孙或亲戚”，“血亲原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一般性描述。作者指出军阀派系行为的实际运作要比这复杂得多。出于利益整合的需要，表面上的权力分配和人事安排可能违背血亲政治原理，但实际上这样的安排却又恰恰是这一原理隐蔽表现形式。例如，常有某个大军阀宁可让其家庭成员“闲着”，而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有才能的人去干。显然，这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情理”。作者指出，对这些现象应做进一步考察，要对当时军阀所面临的具体政治情境进行分析。“当政治作为一种有限制的，并具有解雇和危险性的职业时”，在多数情况下，军阀首领就可以给其亲属较次要的位置，但同时却要保证他们具有良好的荣誉和经济待遇。这样，其亲属就可以既不冒风险，又可以不负责任，但却可以获得高于其他非亲属部下的享乐权利。“但是，当政治活动具有战略意义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不再取决于明确的制度上的标准，而是取决于人们在失去行动准则且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时，家庭和家族才像最团结的社会集团那样，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这就是说，“家庭主义”社会模式固然是影响政治状态的重要因素，但在具体的运用中仍有一些值得深究的“道理”。正是这些明显具有“实用”功能的要素，构成了军阀政治的“骨髓”。
作者的精到之处还不限于此。他还认为，家族主义的复活是中国政治失态的表征之一。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和“回避制”（避亲）之后，在家族主义得不到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血缘体系立即就会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空前泛滥，从而严重侵害社会有机体。这样，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本身的规则及其潜规则之社会整合功能作出概括，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诚如作者指出的，中国传统政治系统是一个“血亲”“利益”“观念”三个要素所构成的有机体，把握它们之间的均衡运动将成为分析军阀之间相互关系的关键。所以用单纯的“家庭类推法”（the family analogy）去概括军阀之间的政治关系，往往会以偏赅全。“例如，‘大元老’这一名词（长者，老前辈，通常是指家族组织中的长者）也曾用来称呼某些军人。在军阀派系中，依据年龄和在北洋军队中的资历，可以把某些人看成老前辈，他们由此得到声望，但不一定同时拥有权力。在社会上他们得到适当的尊敬，但是如果手中没有军队，他们在政治上就极少或根本没有权威。在政治斗争中，‘有枪才有权’，而不是凭资历，这与家族中的‘大元老’的作用很不相同。家族中的‘大元老’既有声望又有权力。”把荣誉与权力区分开来，并构成二者的制约和均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成为中国政治游戏的重要规则。如果说所谓“调虎离山”“明升暗降”“厚礼释权”实际上是自先秦法家就运用自如的韬晦策略，那么，在现代军阀手中，这些伎俩就已上升到内部关系的战略层次上了，阴谋与投机已成为其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我们认为这些评论是有说服力的。
最后，作者根据自己的分类法，将军阀的内部关系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十二种形式，第一类离血缘关系最近，第三类则离血缘关系最远，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类：1.父—子；2.兄—弟；
第二类：3.师—生；4.恩人—被保护人；5.家族亲人；6.姻亲；7.结义兄弟；
第三类：8.直接的上下级；9.同乡或同县；10.同事；11.来自同省；12.同学。
作者根据“皖系”“直系”“奉系”师以上干部的档案资料，对三大军阀集团的内部人际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概括出了三种具体的政治关系模型。从作者所给出的示意图来看，从关系的复杂程度讲，“直系”最为复杂，“皖系”其次，而“奉系”最为简单。而在战争的实践中，越是简单的内部关系，其专制程度就越高，相对而言其军事效率也就越强。正如作者所说：“懂得了这些道理，我们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派系政治中个人的属性。一支队伍的特性应该归于其领导人的属性，政治效忠的焦点是首领，而不是政治观念或制度。”这无疑一语道破了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机制和基本精神。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立了独特的分析模式，而且还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纠正了一些前人似乎已成定局的结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在旧中国，当兵仿佛是一种具有强烈被动色彩的强制性行为，所谓几丁抽一，人是在逼迫下当“壮丁”被拉走的。上升到政治层次，则甚至把它看成是“阶级压迫”的表征之一。经由系统的研究，作者认为这一理解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甚至是脱离历史语境的某种想象或误解。因为，近代中国本质上处于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渡阶段，遍及全国（包括城市和农村）的极端的贫困状况，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是诸多社会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当兵”虽然具有充当“炮灰”的巨大风险，但对于挣扎在赤贫状态之中的阶层来说，与其饿死，不如冒险。所以“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这不需要特殊的技能”。而且，贫困不仅是吸引人当兵的一种动力，也是使农民继续留在军队里的重要因素。因为，当兵不仅能够“吃粮”，有时还能存点零花钱，甚至还存有一线“升迁”的希望，而这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作者同意社会学家费里德·H.默顿的著名见解：“在中国社会中，军队的主要职能，是为想改进自己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人提供选择的机会。但他们懂得，低下的地位、职业和能力，并不能常常带来成功。”只是当经济条件较好时，“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才产生传统的束缚作用，但是当生存都无法保障时，当兵就常常成了赤贫阶层求生的唯一出路。所以，“在2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中国农民没有理由轻视军队，事实上，参加军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一般来说，学者似乎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考察军阀问题，但在本书中我们一再看到作者总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讨论问题。从社会系统角度考察军阀问题的优势与合理性在于，它可能通过社会要素的抽象和排列，总结出政治行为的因果关系，进而奠定历史解释的基础。例如，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贫家子弟构成了军阀组织的主要成分”这样一般性的历史现象，那么，在社会系统的框架下，我们则可顺理成章地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人们的政治行为首先是对其生存需求的一种反应。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下，无业者（包括农民、失业工人，特别是游民）的直接需求是“吃饭”，如果其他生存方式比在家务农或游街乞讨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吃饭”资源，那么，他们就会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显然，“当兵”要比“务农”和“乞讨”可能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于是这些赤贫阶层的大量存在，就构成了“军阀组织”和“军阀政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所以，赤贫阶层，特别是社会游民构成了军阀的基本成分。为何“当兵”以及加入何种军队是次要的、后发性的问题，而关键所在是“当兵”本身所具有的“生存”含义。
按照这一分析路径，我们还可以顺利地解释军阀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恶劣的反道德行为，诸如抢掠成性、烧杀奸淫、朝秦暮楚、经常性反叛和随意性“开小差”等现象，其原因与“当兵”的动机和目的直接关联。道理似乎很简单，既然当兵不是为了义务，更不是为了信仰，而仅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地道的“冒险性职业”，那么，从“风险—收益”的简单换算定律考虑，“卖命”所预付的高昂代价必须以大大超过其日常收益所获的实惠，才能得到补偿。“卖命”的收益远比“卖命”的渠道更有意义。只要收益大于成本，那么为谁“卖命”则并不重要。“当兵吃粮”是一笔投机性极大的暴利生意，是一项地地道道的“流氓职业”，所以上述扭曲行为就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在所必然。“当兵”生涯实际上是用性命为赌注，其预期的后果全凭运气，极不确定，因此及时行乐、能捞就捞、疯狂挥霍、肆意杀戮、施暴力以自娱等等，自然成为军阀行为的“理性选择”。长久支持社会正常秩序的日常伦理在此语境中会突然消失，取而代之则是烧杀抢掠、奸道横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节约这个美德在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职业的不牢靠，使军人们抓住一切机会积聚个人财富，以便一旦失去这些机会时生活能有所保障。”这样，不捞不抢，且捞得不足或抢得不够，都将失去“当兵”的意义，更不用说怂恿当兵的抢劫还可以解决实际上军饷不足的矛盾呢！
在作出了上述的分析以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军阀主义产生的根源是经济发展的低下（当然还有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而军阀主义的发展之路却是一个僵死的恶性循环，它不会给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任何益处，反而愈走愈糟。一般来说，军阀们最为重视的是如何维护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就在于手中的实力，要有一块由自己控制的地盘。为了保住这块地盘，就得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军队。相应的，军队规模愈大，给养问题就愈重要，这就又需要不断扩大财源。“因此，军阀们往往被驱使去推行扩张主义政策。他们的力量愈强大，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愈有保证。但是他们愈是强大，他们需要满足下级日渐增长的报酬也就愈多。所以，防守地区的需要常常要求有更多财源与更大地区，而它们又反过来造成更多的防守需要。”要想满足财政上的需要，军阀们只能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土地与人口的比率日趋紧张，失业人口和贫困程度相应增加，造成了“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均势无法弥补地遭到破坏”。最后，失业人口再次“合理地”充当新兵源。由此可见，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扩大地盘、招兵买马、军费增大、盘剥农民、形成兵源，到更加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这就完整地构成了一幅军阀主义发展的恶性循环图。
我们说，作者上述的精彩分析之所以值得称道，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一般性政治谴责和道德评判的议论上，而是更进一步着眼于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从而使人们对于军阀主义的行为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结合书中所给出的各种具体数据，作者关于“军阀主义是一种社会破坏力量”的结论，就在史实和逻辑两个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从文化分析角度展开对军阀行为方式的研究，是本书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特别是作者没有就文化而谈文化，而是把抽象的文化积淀与军阀的行为准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行为反映文化，又通过文化说明行为，从而给人以一目了然、身临其境的历史感。
在理论上，作者首先把“正统的儒学思想与其通俗化的解释”“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大’渠道与‘小’渠道”等文化层次区分开来。认为“除了家族和家族体系及其大众信仰的宗教活动对农村社团成员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外，群众性流传的内容和大众化文娱活动的形式，对社会个人也产生巨大的影响。换句话说，传统的故事、民间歌曲和戏剧，可能比孔子经典对形成大众的价值取向和态度模式，产生更大的影响”。除最上层的军阀主帅以外，军阀中下层领导阶层中当然不乏舞文弄墨的骚人，甚至还有秀才，但从总体上看，他们中间受过正规儒学教育的并不多见，有些人根本就是“白丁”。因此，在这一时期中，“绝大多数军阀的社会准则是来自‘小’渠道的，通过民间传说和对正统孔子思想的通俗解释而得到的”。当时用白话编成的小说、戏剧、辞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彭公案》《七侠五义》《岳飞传》，以及《西厢记》《红楼梦》，等等，成为民俗文化最典型的教本，这其中体现了大量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标准，为人们提供了应当追求和模仿的价值范本。
关于民俗文化体系对军阀的具体影响，作者做了如下讨论：其一，传统小说中的英雄常常成为军阀们模仿的榜样，他们“会设法详细了解这个英雄，并根据这个英雄面临的相似的问题来理解他自己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人就在自己的内心中树立了一个特殊的形象，并逐渐把这一形象强加到当前的政治现实中去。中国的军阀当然选择前几个世纪的军人作为他们的榜样”。诸如，关羽、岳飞等形象都体现了“忠”“孝”“廉”“义”的传统价值，军阀行为至少在形式上都与这种取向有关。其二，“义”的观念使军阀们“把个人忠诚与政治忠诚分离开来”，“通常，军阀对待个人忠诚相当认真，而对政治忠诚则迥然相反。政治利益会造成暂时的结合或敌对，但决不会允许它们伤害紧密的个人关系”。这就是说，私人交情高于政治原则，忠于首领个人往往比政治信念更为重要。在这里“家族”关系的影子得到再次显现。其三，军阀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倾向于“高度的戏剧性和超凡的个人魅力”，认为这样可以加强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根据中国的民俗传统，不平凡的人物一定具有不平凡的体态、习惯和特征，这些可以作为军阀“天生就是一个人物”的证明。因此，许多军阀都以夸张自己的特点为自豪，诸如“长腿将军”“狗肉将军”“快马”“大舌头”“青天”等等绰号，都反映出中国武侠小说中的某些联想。其四，就是把“侠气”和“绅态”组合在一起的怪异行为，比如，在豪华盛宴之上大骂脏话，穷奢极欲的挥霍浪费，都是军阀行为的常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许多军阀出身于下层社会，过去过的是艰苦生活，现在有权之后，就挥霍浪费。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要享受一番，而且也因为他们认为铺张的生活会博得人们的尊敬。”显然，本质上这是“打天下者坐天下”极其合理的逻辑结果。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军阀们的政治行为表现为一种“职业性的互相对抗，而非出于个人之间的相互敌意”。例如，军阀双方在前面交战，而两方首领甚至可以同时在一张桌子上打麻将，双方的下级随时来到桌前报告前方战争的进展情况，这时则没有军事秘密可言。麻将打完了，军阀首领们仍像朋友一样分手，并自觉地保护失败一方军人的家属安全。此时，战争仿佛就是一场智力与实力的“游戏”，而互相残杀似乎退隐到了剧场的后台。我们推测作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现象，实际上暗示着现代意识形态在社会观念中占统治地位之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运作的真实状况。
应当说，作者的文化分析的确还是初步的，但也是深刻的，因此，其论证思路和问题视角，都切中要害并富有启发。就政治历史的研究方法论而言，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军阀史的专题研究范围。
除了从民俗文化角度探寻军阀人格的行为逻辑外，作者还从整体的民族性角度讨论了军阀政权的内在矛盾性。作者指出，“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政治组织如果敢于违背这个全国一致赞同的信念，它就别想得到人民对其权威的承认”。换句话说，国家统一的信念，甚至已成为高于法律的、不成文的社会规则，也内在地成为评价某一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条件。显然，军阀们的分裂割据、自辖一域，有悖于这一原则。这样，一方面，放弃割据，军阀就会失去其生存的条件和依据；另一方面，割据称王又要背负“分裂”的罪名。于是军阀们“陷于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又无法否认国家统一原则的矛盾之中”。
军阀政权矛盾性格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央政府与实际政治在权力上的分离。北京作为中国好几个朝代的首都，自然在习惯上被视为统一的象征，在过去的年代里，它是国家权威的中心。因此各派军阀都企图控制中央政府，这起码可以在形式上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但是，军阀政治本质上是以地方实力为基础的，中央政府只起某种装饰作用，它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符号上的价值功能外，几乎与实际上的政治强力控制无关。这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象征意义只是政治权力交易中的砝码，而远不是政治实力本身。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中华民国建立13年以来，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宪法，在它们颁布后不久就立即成为一张废纸。其他的法律和规章也很少显示政府的性质和职能。政治体制常有变动，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政府历经了君主制、共和制、摄政制等等变化。……1916—1928年间，有24次内阁改组，26个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的是17个月，最短的是2天；平均存留时间是3～5个月。……根据共和国的根本法，内阁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制定决议的机构；它是军阀将其意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最驯服的行政工具”。因此，在军阀们相互间关于“法统”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军事实力的角逐与较量。实力较强的军阀总是高喊“统一”，而实力较弱的军阀则倡导“自治”。随着政治、军事或实力的变化和转移，各派军阀都轮番地使用着这两种武器，没有谁不是双重人格。“增强合法性的需要，迫使所有具有强大力量和野心的军阀都为统一国家而努力。这个普遍法则的存在使军阀们不可能满足于有限的目标，迫使他们竞争，直到其中有一个达到了重新统一的目的。这是20年代经常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和解释是深刻和中肯的。这是作者依据历史事实，但又超越了文献表层，且经过自己心智转换所“读出”的可能信息。在军阀相互之间一片歇斯底里和讥讽挖苦的道德指责和叫骂声中，作者发掘出了军阀政治性格中的矛盾性与虚伪性的真实嘴脸，从而使问题的研究深入了一步。
虽然《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一书通过具体分析，已给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历史和知识启示，但是，也存在着若干有待商榷的问题。最后我们提出一些简单的意见，以就教于作者与读者。
首先，本书的方法论预设值得商榷。《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与众不同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试图以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为解释工具，以此对中国军阀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方式的意图显然是要改变历史研究通常的叙述模式，既不想仅作编年史的脉络梳理，也不想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在平实的语言中透露史家体悟人生旅程的遗迹，而是在某种“一般性”政治学框架的指导下，从历史过程中抽象出若干具有原理性的政治行为规则。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邹谠教授的门人，作者良好的知识训练为其实现这一愿望奠定了基础。恰好，莫顿·A.卡普兰（Morton A. Kaplan）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和国际政治理论系统学派的开拓者，所以，作者选择用国际政治理论的系统论方法透视中国军阀政治的历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本来作者在前几章的分析中，已对中国军阀的政治行为作出了精彩的归纳，从中使读者了解到了中国军阀的政治行为规则和支持这些规则的价值基础，“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已跃然纸上。但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又再次直接套用卡普兰“权力均势”系统理论及其角色行为的规则框架。
尽管作者在书中再三强调，“选择卡普兰的范型并不是说我们把中国的情况看成历史上完善的‘权力均势’的情况。我们只是利用这个范型，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走向稳定的若干条件，并证明历史情况和范型之间的差异是造成前者不稳定的原因。使用范型只是为了有意义地说明历史材料”，但即使如此，全书总结的一章似乎仍然难以化解“套用”范型以诠释历史所可能引发人们的深度疑虑。
众所周知，现代国际政治理论是以“民族—国家”为其基本分析单位的，而军阀政治恰是中国从帝国政治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产物，新兴政治价值体系还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清晰主权意识以及国民的普遍认同程度，则是国际政治均衡理论的基础。而中国的军阀混战，其目标既不是维护国家主权，也不能说军人个体的效忠对象就是民族整体，而生存危机实为导致军阀混战的直接原因。这样，套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解释中国前现代政治行为，就难免使人觉得有些文不对题。例如，作者有意无意地运用卡普兰系统理论中行为规则的第3项和第6项的内容
，一方面认为，“军阀们共同分享一种特殊的政治亚文化，即一种政治运动员精神，因为他们中间有多种错综复杂的个人联系；背信弃义的行为会遭到同代军阀的指责。冒犯者所得到的直接好处会被社会的排斥、公众的谴责以及报复行为所抵消”；另一方面，作者在同一章中又认为，“军阀一般是有理性和讲求实际的政客。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他们可能是最缺乏思想倾向性的集团。他们制定政治计划和决定战争与和平这样重要的问题，不是根据个人的思想观点，而是根据力量的对比。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进行一种‘游戏’（game），参加进去是因为各自权力地位的需要”。显然，在由于害怕社会舆论而不敢“背信弃义”和“最缺乏思想倾向性”，政治行为的依据不是思想，而仅“根据力量的对比”这两种相反的结论中，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项更具有实质性？
我们认为，与其这样套用国际政治理论，不如在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下对中国军阀的政治文化根源进行深入的拓展。例如，“军阀政治为什么会产生在这一历史时期”“军阀政治的本质要素的历史根源在哪里”“中国传统价值取向如何约束军阀政治的行为系统结构”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深究。虽然作者在本书第二章，简单地描述了军阀派系的起源和过程，也在第八章中论及军阀意识形态与民俗文化系统的关系，但应当说，那些评论都是铺垫性、介绍性和议论性的，不能说是在探讨中国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动力和历史根源。
毋庸讳言，中国军阀政治的确有着自身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却离不开中国现代政治这一更大的系统。如果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更大的历史场景中去，或许能解决局限于小系统中所不能解释甚至不能发现的某些问题。如果从结构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中存在着“王”“吏”“绅”“民”四重角色要素，在系统中，每一要素都相应地发挥着各自独立的功能，并相互联系和制约，从而在“礼”的规定中共同构成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某些要素的组合发生变异和错位，就会出现社会动荡。纵观历史，大体上每次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都体现出“绅”与“民”相结合的特点，前者提供“理论”，后者充当动力。中国军阀政治时期也处于“礼崩乐坏”的境况之中，“绅”与“民”的结合一再显示出来。我们看到，本书中对“绅”与“民”这两个重要因素都没有特别地展开，自然，“绅+民=军”这样的法则也就无法深入地展开探讨了。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看，在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之后一段时间内，似乎出现了一段历史空白。从逻辑上讲，如果引起农民起义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根本化解，那么农民不会如此长期地保持“沉默”。很明显，恰恰就在这段历史空白中，出现了中国军阀政治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的假设：中国军阀政治是农民起义运动之扭曲、变形的历史形态。生活在赤贫线以下的农民和游民，依赖超越自身的权威力量，以参加军队的形式维持生存的最低条件。“主义”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信仰比起生存来说也降低了位置。换句话说，能保持一定生存能力的农民，仍受制于自给自足、天人合一的自然经济的约束，过着质朴、封闭、与世无争、清心寡欲的生活；而那些一无所有、富有野心和铤而走险的人则游荡于社会空隙之间，时刻在谋求意外的“暴发”机会。显然，军队是后一种人求之不得且得心应手的适当场所。正因为此，赤贫阶层的所有意愿和特征，都在军阀政治行为中暴露无遗，应当说，他们才是中国军阀政治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真正基础。中国民俗曰“兵匪一家”，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诸如财产、传统、道德、责任和法制精神，这一切现代宪政所必备的基础要素，在军阀政治中不仅一概荡然无存，而且反而成为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作者不止一次地涉及了这一深刻的问题，但坦率地说，其在理论的挖掘和分析上，还存在相当大可为余地和讨论空间。所以，我们不仅不尽同意吉勒卡关于本书最后一章“冗长乏味和没有必要的”的评价
，而且反倒认为，恰恰正是这最后的一章，更需要、也更值得进行全面展开和持续性的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