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影响军人选择派系的第三个因素是意识形态。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意识形态（ideology）的定义，戴维·E.阿普特（David E. Apter）把它定义为：“关于政治准则明确和清晰的表达”，这个明确表达必须是有条理、有系统和有组织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是知识和道德成熟的过程。 如按这个严格的定义考察，那么可以说旧中国军人中几乎没有人能称得上是有意识形态的。如果意识形态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包括明确的或不明确的任何信仰或看法，那么，可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某些意识形态。在这里，我们采用广义的解释。

旧中国军人根据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明确程度可以分成两类：其中绝大部分只有含蓄的不明确的意识形态，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提出一定的道德和政治原则，以证明他们的存在是正当性的，他们能判断是非。但一般来说，这些军人很少把他们的政治原则或道德标准提高到明确的、自觉的水平，军人们之间没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差别。因此，在这类军人中，没有人利用意识形态来吸引大量人们参加他们的派系。

第二类包括极少数有某种明确意识形态的军人，如张勋、吴佩孚、陈炯明、李宗仁、冯玉祥以及阎锡山，都是被认为有某些意识形态或纲领的人。他们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从张勋忠于已废皇帝、尊崇帝制，到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许多信念的混合，有道德的、政治的，还有宗教的。

在那些有意识地进行观念灌输的人中间，有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一种是以张勋为代表，在士兵中并不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军人的观念倾向取决于最高领导，他最多偶尔地采取非正式的教育方法，例如，有时通过标语口号，或对满意的行为给予奖励等方式。另一种以冯玉祥和阎锡山为代表，有意识地进行系统教育。正式地教育灌输，成为士兵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上课、唱歌、口号、讲故事、军官训话、牧师讲道、政治部干部的宣传，全都配合起来向士兵灌输思想。

正式、系统的教育，看来比非正式的断断续续的教育更有益于加强内部的团结。士兵们参与紧张的有意识的训练计划愈多，他们与部队的结合就愈牢固。冯玉祥、阎锡山所指挥的军队属于旧中国军队中团结最好的范例之一，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与我们关系最近的议题是意识形态在吸收新人员或组成派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相关材料很不完全。虽然大家都很清楚冯玉祥军队的思想特色，可是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当然，冯玉祥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具有雇佣观点的人转变为有思想的战士。

是否由于意识形态纲领才使阎锡山吸引更多的人，更难确定。阎锡山政府在山西是唯一可以施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奖励的政权机构。有抱负的人们想在省内寻找出路别无他择，只有参加阎氏政府或军队。因此，这就很难确定，是职业及其他的利益考虑，还是个人的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使他们支持阎锡山。最多可以说，在山西代表这样一种情况，意识形态可能吸引了某些除此而外没有因此参加过别的政治势力的人。

因此，直到1923年，大部分军阀派系早已形成，但意识形态在其中只发挥极小的作用。即使是1923年后，能表明意识形态作用的唯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民党。在1924—1926年，国民党成为反对军阀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的倡导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改组的目的，不仅是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改进内部团结，而且也发展了群众性的广泛的民族政治运动。当国民党发动北伐时，它内部的组织机构已经完全不同于一般军阀派系主要是从军队得到支持的情况。国民党除了拥有一支军队外，还从工人、农民和新知识分子中吸收重要成员。意识形态因素和组织因素相结合吸引许多人参加了国民党的阵营。在中国的派系中，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派系发展为巨大政治力量的主要因素，恐怕国民党是唯一的例子。 MfRNZklaZ6tJBu84mh8qc5uaDQ4AQY11XPFT9cRyKn0L49YHwmhAZz1gt9nzK1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