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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即上面所述几种个人联系并未显示出任何深刻的意义。这情况可能是因为军人们的联合方针取决于他的自身利益。为了分析自身利益在派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必须按不同形式的利益来区分军人的几种不同的类型。
首先，是那些只掌握很少或根本没有地盘的人。这种情况在这个时期开始时是十分普遍的。那时军人们之间的边界线还不明确或不固定。在1916—1920年间有许多巡游军人（itinerant militarists）。
在这种情况下，军人的力量有很大的差别，一个人指挥一个师也许有将近15 000人，而另一个营却只有200人。这些军人很快或稍后将被迫与较强的军人联合以得到这些强者对他们地位的承认并由此得到某些保障。一个军人如果善于进行这样的谈判，果断使用武力，运用策略，就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很大的权力和地位。
李宗仁
广西一支新军的兴起，对于后来军队怎样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方法，是一个清楚的说明。据黄绍竑说，当陆荣廷1921年从广东被逐时，他在广西的统治随之瓦解，沈鸿英成为广西的新军阀。这时，黄绍竑本人和李宗仁正各自指挥很少量的军队，勉强维持生存，经常转移地方。黄绍竑和李宗仁几年前曾是广西军校的同学，1922年，他们决定联合起来。联合起来的力量也只有3 000人和2 000支步枪。当然，他们预料这支新军队肯定为沈鸿英所不容。所以，黄绍竑去接近沈鸿英并愿做他的部下。谈判结果，黄绍竑接受沈鸿英的旅长委任，而沈鸿英供给黄绍竑旅以武器、子弹和金钱。这样，黄绍竑李宗仁联军只以名义上成为沈鸿英的部下为代价，不仅保持了小块地盘不受骚扰，而且还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给养和保护。1923年，沈鸿英进攻广东，后方空虚，沈鸿英在广东被打败后，黄绍竑和李宗仁即解除了这支败军的武装，取走大量物资，大大加强了他们自己的力量。然后他们又使用策略，劝沈鸿英和解，和他们一起攻打陆荣廷的剩余力量。1924年秋，这些联军打败了陆荣廷并把他驱逐出广西。黄绍竑、李宗仁很快又回过头来打沈鸿英，并把他完全消灭了。1924年夏，当他们打退了云南军人的一次侵略后，就成为广西唯一的军事力量。这样，通过果断的力量上的联合和运用策略，一支2 000人的流浪队伍扩展为40 000人，并征服了全省。
广西军队取得的成功是突出的，但它的途径并不是唯一的。某些军人，满足于已找到的避难所以及固定的收入来源，继续给强者充当部下，有的则想尽办法夺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领土。无论如何，他们要寻找一块基地，因为如果没有一块地盘，就有很多的不利条件。首先，防御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没有后方，军人就无法预先制定防御计划。他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作战，每次战斗中都要临时准备防御。其次，一支军队要经常进行战争，如果没有人力和资源的保证，就不能长期存在。它需要足以补充战争伤亡的人员，它需要最好是从自己的兵工厂生产的武器，以及食物；同时还需要钱以供消费和使自己富裕起来。此外，军队还需要民工来干些运输给养和挖掘战壕等杂活。所有这些需要，都必须是在占有一块基地以后才能实现。
因此，出于战略的考虑并完全为了生存，很快迫使所有的军队通过联合或征服或两者兼用的方式来获得地盘。甚至像冯玉祥这样大而强的军队，也认为如果想摆脱财政上的困境，最好是加入直系。出于这些原因，那些没有地盘的军人仅仅是一些暂时的集团，那些体会到他们自身利益之所在的人，就参加到一个派系中去。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就只好从政治领域中消失。
第二类军人是那些拥有一定地盘的人。他们的力量是易变化的。虽然从道理上说，督军在省内是唯一的权威，但是在实际上，他并不经常掌握这样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别的官员以诸如“长江上游保安司令”或“剿匪司令”等名义，可以拥有几个省或其中部分地区的权力。这些官员与督军权力重叠的部分，就容易发生利益冲突。
督军的权威也可能从内部被削弱。省内的地方军人通常有他们自己的小块势力范围，督军对这些地方充其量只能有断断续续的可怜的控制权。
他们只是当不危害到其利益时才与督军协作。当大多数军人在初期只能控制一个省的某些部分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他们自己的省内重建政治军事力量和重树权威。
当督军们对内不遗余力地压制自治倾向时，对外则试图执行中立和不介入政策。特别是当他们被夹在两个强邻中间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严格遵循“群而不党”的格言办事，他们常常使邻居们互相反对，以期使自己保持独立。山西省在实行这项方针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湖南省也想回避南北宪法之争，但是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成功的可能性大受影响。当军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要靠向一边时，他们最好是联合那些对其安全没有什么威胁的军人，而反对那些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人。在这里，地理因素在他们的决定中就起重要的作用。因为最直接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靠近的邻居，所以聪明的办法是与一个感到同样威胁的较远的军人结成联盟。这样，可以减少两个伙伴之间的摩擦，并迫使对手应付两个方面，从而增加他们自己的安全感。从这个角度看，浙江为了保住上海，与安徽（它与江苏也同样存在着领土问题）结成紧密的关系，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后来，两方面为了抵抗江苏联军的威胁，都想与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结成联盟，他们发现这时段祺瑞正需要帮助。这种情况后来常有发生，也许能说明某些派系的领土为什么是分散的。
第三类军人是那些真正拥有力量的人。强大力量使他们可以对弱小的军人采取灵活的对外政策，或者和平兼并，或者武力进攻。一般情况下，那些强大的军人愿意放弃完全合并的方式而代之以名义上的效忠，而把合并放在后面。但有时他们也采用武力迫使那些不顺从的军人纳入派系。这个时期中，与初期的许多战争及每个派系中人事组合的剧烈变化证明，武力征服常常是建立派系的最终手段。
某些强大军人的出现，促使军人们向派系分化。一般地说，只有当那些军人清楚地证明了其在政治、军事以及财力上都处于优势之后，中小军人才会决定加入这个派系。或者，如果因此而能大大增强自己的能力（无论是与他自己的过去或是与邻近的军人相比），也会促使他参加这个派系。
纵观1916—1920年的中国政治生活，我们看到，后来成为派系斗争中心的军人们在许多方面早已显示了他们的特点。在东北，张作霖显然是军队系统中上升最快的人。他是一个有力、果敢的领导，广泛受人欢迎，在政治上很敏锐。1916年，张作霖指挥奉天两个师中的第二十七师，迫使奉天督军辞职，而由张作霖接替了这个职位。1917年，他又用智谋战胜了其竞争对手——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合并了他的军队。东北的其他军人，如毕桂芳、许兰洲、孟恩远，不是太老就是太弱，没有什么个人特点和抱负。他们都是直隶人，而不是奉天本地人，这使张作霖在政治斗争方面增加了有利因素。毕桂芳对军事一无所知，其他两人仅有很少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东北的其他军人很自然就聚集在张作霖的周围。
段祺瑞是另一个有力的领导者，是个很有才干的军人。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与袁世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北洋军扩充时，他担任了新建第三师、第四师及第六师师长职务。在这些职位上，他与小站的大多数重要军人有广泛的职务上的联系。此外，段祺瑞作为北洋军训练计划的主要创始人，与许多第二代的北洋军官有着长期的师生关系。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段祺瑞成为袁世凯的陆军部长，1913年曾短期担任总理，在后来的几年中，特别是当袁世凯死后，这两个职位成为段祺瑞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1916—1919年，段祺瑞不仅有权监督他自己的军队（西北边防军）的组织和训练，还可以对其他军队的军官训练进行调动、提升和命令，使他们忠于政府，这使他对许多年轻军官充当了恩人的角色。最后，由于他管理北京政府的财政，在分配经费、武器和弹药方面具有决定权，甚至是那些非北洋系统的军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去讨好段祺瑞。因此，段祺瑞是处在一种独特的地位上，建立了政治势力并发展他自己的军事势力（参战军）。
在中国中部，还有一个难对付的人物——冯国璋。冯国璋在小站时期的主要军事活动是在军事教育领域，因此他与许多北洋官兵有接触，并与其中某些人有直接的师生关系。1913年“二次革命”后，冯国璋接替张勋任江苏督军，历时4年，在这段时间中，他把自己个人的军事力量扩充到两个师，并把江西，某种程度上包括湖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17年7月复辟帝制失败后，冯国璋继黎元洪为共和国总统，从而更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
只在东北、北京和长江流域有这几个突出的人物准备成为大政治集团的首领。而在其他地方，就找不到能与他们匹敌的人了。南方，除了国民党军政府之外，就没有一个中心。一个军人统治着广西省和部分广东省，另一个在云南，还有一个在贵州。湖南和四川的情况也是如此。除此而外，其他每个省内都有两个以上的权力中心。
因此，在奉系、皖系和直系军阀的组成过程中，军人们之间显示出了一种可以辨明的相互关系，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们的能力显然优于其周围的其他人。通常，他具有较高的个人声望，广泛的政治关系，并指挥一支较大的军队。
另一方面，如果在某个地区的军人们中没有这样明显的差别，例如在南方，湖南和四川，军人们考虑到自身利益，可能不会去加入任何集团。例如，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陆荣廷是广西和广东西部最有力的军人，但是，他却不能成为一个实在的中心，因为在云南、贵州还有在个人才干、军事及其经济实力方面并不低于他的地方军阀。因此，南方的军人缺少促使其结合的动因。这些因素可以说明，为什么国民党在1924年之前很少活动。国民党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地方军人出于一个狭隘目标而合作，即进行护法，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北洋军的侵犯。国民党最后成功地统一两广，是在国民党精锐部队对这些军人打了几次大胜仗，以及经过财政行政改革大大增强了实力之后。换句话说，南方军人成为统一政策的勉强支持者，只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有较远大的前途，与其以后被迫加入，还不如现在就顺应时势。
在湖南和四川，从来没有建立过单一的权力中心，两个省都有几支半独立的部队，各自控制一小块贫瘠的土地。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使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推翻现有的权力分配状况，使自己成为一个首领。因此，在这整个时期内，这两个省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遇到侵略的危险迫在眉睫时，可以引起他们显示某些团结的迹象（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一旦危险过去，就又恢复原来的分裂和对峙的局面。在这个时期结束之前，当国民党统治的可能性突然增大时，他们撤销了独立的政策，加入进了这个滚滚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