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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之间的个人结合，包括血缘和婚姻这两个主要联系，以及次要联系，如师生关系、老同事、老同学或老同乡，与我们的分析有关系。
个人联系中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家庭内部的联系。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家庭是社会的主要基石。它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基本社会单位，也规定了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在道义上要尽最大的能力去照顾自己的子孙或亲戚。
在军阀派系中，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这个传统是被尊重的。例如，奉系张作霖在他儿子还很年轻时就给予重要的职务，准备让他日后成为该系的首领。
直系在1920年战胜皖系后，曹锟让他一个弟弟（曹锐）当直隶省长，另一个弟弟（曹锳）当第二十六师师长，侄子（曹士杰）为他的警卫旅旅长。在云南，唐继尧的两个兄弟也是身居要位，唐继禹是代理省长和军队训练的指挥，唐继枝在20年代担任师长。通常人们使他的家庭或家族中的其他人参加相同的派系，以便可以互相依靠。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在南北之间或各省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张作霖
唐继尧
军阀派系中的家族和家庭联系的作用与清皇朝官僚制度下的一般情况有很大不同。在传统的官僚制度下，要进入官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统一的考试制度，这曾有效地禁止了家族主义。因此传统的家族主义的表现方式，常常是让家庭成员担任这个官员领导下的闲差事。当政治作为一种有限制的，并具有解雇和危险性的职业时，大多数人就满足于给他们的亲戚及家庭成员以比较次要的位置（但有良好的待遇），而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有才能的人去干。但是，当政治活动具有战略意义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不再取决于明确的制度上的标准，而是取决于人们在失去行动准则且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时，家庭和家族才像最团结的社会集团那样，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
1905年正规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传统政治道德的衰败，从制度上和道德上取消了对家族主义的约束。结果，在军阀派系内部，家族主义广泛流行，亲戚和家族成员能得到远远超过他们力所能及的重要职务。家庭关系成为直接进入上层政界的有力的手段。
家庭内部的关系总是容易集中的。处于家庭里父亲或家族中的首领地位，有助于加强他职务上的领导地位。不仅是作为家长分施恩宠，还把中国家庭内部的团结和个人忠诚带进政治领域，与这些人达成高度的政治团结。当这些有感情的家庭成员直接进入政治领域时，家庭的和政治的权威就达到高度的统一。在政治大动荡的年代里，这是派系内部最有利于政治统一的因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上下级与父子这两种很不同的关系会自动地统一。家庭关系常常处于上下级关系之上，并在处理政治或其他方面的问题时，提供最后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说，二者一般不会发生冲突。因为所有其他的人都是从属于他的家庭成员，特别当这种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时候。
婚姻是建立政治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已有的婚姻关系可以用来加强派系的联系，或者明显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缔结婚约。
当然，联姻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做外交工具来使用。在这种婚姻中，父母具有代办其子女选择配偶的全权。民国初年，袁世凯是这方面的高手。他让段祺瑞与自己的养女结婚，让冯国璋与自己的家庭女教师结婚，以巩固他与北洋军中这两个最有力的人物之间的个人联系。他还让一个儿子与副总统黎元洪的女儿结婚。1920年，曹锟和张作霖由于他们的子女结婚而成了亲戚，为更紧密的合作铺平道路。在南方，婚姻关系同样也联结着那些重要的军人。
在许多情况下，婚姻可以使彼此独立的人们之间形成共同的利害关系，以及更紧密的政治联系。在婚姻中如果一方明显地比另一方强，后者往往被同化，其关系超过联盟的关系。这种婚姻是很普遍的，一个军人要表示对某个下属施恩宠，就可以把自己的女儿或其他亲属嫁给他，作为加强永久政治结合的一种方法。袁世凯与他的军官们的关系就属于这种情况。双方的社会地位差距越大，这种政治结合就愈紧密。因为，这个下级对他的上级会十分感激。最有效的同化方法是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出身低微的下级军官，这个下级军官除此之外很难得到晋升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等同于父子关系了。
这种婚姻在同一个军队中的上下级之间也很普通。但在不同的军队中，由于早已忠于不同的政治领袖，这种情况则不经常发生，因为这种不同的忠诚不可能以婚姻来改变。如果婚姻发生于不同的政治营垒之中，两方面的力量往往又是相等的，那么，采取强制则不适宜。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可以使两方面结成暂时的联盟或持久的合并。如果这种婚姻是用来组成派系的，其结果往往会形成多种派别，而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组织。
在中国社会中，除了家庭关系之外，最重要的无疑是师生关系了。有时师生关系在重要性上甚至超过夫妻关系和兄弟关系。俗语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师生关系，经常使其在政治上占据有利的位势。
蒋介石
民国初期，这种师生关系是建立派系的基础之一。某些军人为了能永远约束他们的下属，有意培育这种关系。单纯的政治关系，当观点不同或有权力地位之争时，可能会产生变化，但是师生关系，由于不带政治色彩，则永远不会改变。袁世凯很理解这一点，并与他的下属发展师生关系。
后来蒋介石采取同样的途径得到了更大的成功。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坚。当他们有了声望和很高的地位时，不管他当时是什么职务，仍然始终称蒋介石为“校长”。
另一种广泛但却是次要的联系，是许多军阀都已获得的、基于职位上的联系。在一个特殊的军阀集团中，它体现为一种上下级关系。虽然上下级之间的联系从等级的意义上看很像父子或师生的关系，但其政治影响并不是持久的。首先，辈分的区别常常不清楚。一个上级也许不比他的下级年长，因此，并不享有传统习惯对于老年人的尊重。他也可能不是老资格的，他的下级可能比他更早参加这个单位只是晋升得很慢。更重要的是，上下级联系的最单纯的形式只是一种契约性的联系，两个人偶然相遇于官场阶梯的不同梯级上。如果上级是个长者，明显地在职务上属于前辈，并在上级地位上与这个下属已有长时期的相处，那么，这种上下级的联系就具有较强的政治含义。
因此，上下级关系对于加强政治结合的作用是极小的。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许多作者把两个人之间在过去职务上的联系作为他们以后的政治关系加以解释。但是，这些观点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上下级关系并不产生紧密的政治联系？例如，一般认为，曹锟能掌握第三师和吴佩孚，这是因为曹锟曾任第三师师长，与第三师的人有上下级的关系。但这一解释不能说明这样的事实：即段祺瑞创建了第三师，并且曾至少两度担任该师师长。而且吴佩孚参加这个师时，其师长恰恰是段祺瑞，而不是曹锟。
这些分析引导我们去体悟恩人关系的政治重要性，它常常与上下级关系的发展相一致，但在某些时候则不受它们的限制。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官僚政客常常用施恩于某些年轻部下的办法，来建立其个人的政治势力。一旦这种个人的恩宠超过了保护人公务上的联系，被保护人就会坚定地忠诚于他，以示报答。
曹锟和吴佩孚之间的关系，是恩人关系和长期上下级关系的结合，从而产生了强大力量的很好的例子。当吴佩孚还是一个下级军官时，曹锟奖励他的才能，迅速提升。到1918年，当曹锟让吴佩孚代理第三师师长时，所有的人，包括吴佩孚本人，都把吴佩孚看成是曹锟的被保护人。吴佩孚深深地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以绝对忠诚报答曹锟。1920年后，尤其是1922年后，当曹锟从军界转向政界时，吴佩孚已成为当时最强有力的军人。尽管曹锟在政治上已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吴佩孚仍然容忍由于曹锟手下人的诡计而致使自己遭受政治失败，甚至有的时候还为保持与曹锟的个人关系而遭受公众的羞辱。
1924年，当曹锟的政治生命受到威胁时，吴佩孚甚至冒着使自己声名狼藉的危险，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
同一个军校出来的军人，往往参加相同的派系。各省的军校主要为地方上训练学员，国家的军校则吸引全国的青年。这些学校给学生提供了开阔眼界和互相结合的机会。毕业后，他们通常将回到本省所在地服务。但是，中国的传统情况是，在学校里结成的长期友谊和同期毕业，对他们具有特殊意义。当一个军人面临着参加哪个派系的抉择时，权衡轻重，他就会参加到有他过去要好的老同学的派系中去。
从全国范围来看，北洋军所创办的军校是最有影响的。1885年，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武备学堂是所有北洋军校中资格最老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并被袁世凯请去训练新军。
后来，袁世凯在小站扩大其训练计划，建立更多随营学堂，使新兵也参加训练。在各个不同方面参加小站训练计划的人，与被袁世凯吸收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成为北洋集团的骨干力量。从各方面来衡量，这是1916—1928年期间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集团。这里列举武备学堂一部分毕业生在1920年前所担任的要职，它可以说明这一集团的重要性。
张怀芝 山东督军 田中玉 山东督军
陈光远 江西督军 蔡成勋 绥远都统
齐燮元 师长 曹 锟 直隶督军
蒋雁行 绥远督军 段祺瑞 总理
靳云鹏 总理 段芝贵 奉天督军
冯国璋 总统 王占元 湖北督军师长
何宗连 察哈尔都统 王金镜 师长
何丰林 江苏淞护军使 王怀庆 京师宪兵司令
李长泰 师长 王汝贤 师长
李厚基 福建督军 王士珍 总理
李 纯 江苏督军 王廷祯 察哈尔都统
卢永祥 浙江督军 杨善德 浙江督军
鲍贵卿 吉林督军
北洋武备学堂的后身是保定军校，它也出了一些有名的军官，包括张敬尧、吴佩孚、陈树藩、刘文会和唐生智，还有一些数量很少经过选择的学生到日本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或它的初级军事学校接受训练。遗憾的是，由于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数量很多，而有关他们的材料也很少，我们不能精确地弄清他们的经历，也很难证明这些人聚在一起是否纯粹由于老同学的关系。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人员常以“保定集团”或“士官系”来称呼他们。保定军校毕业生被大量吸收进国民党军队，部分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本人在1907—1908年曾受训于保定军校的前身——北洋武备学堂。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有一次估计，保定毕业生在黄埔军校中占据中等水平职务的人数，约占全体工作人员的20%。黄埔的更低一层的人员大部分由云南军校的毕业生组成，人数占全体工作人员的60%（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证明，工作中个人和学校的联系。因为朱培德无疑是国民党军队中最有力量的人物之一，是云南军校的毕业生）。在最上层，旧中国军人中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日本士官学校受过训的，包括蒋介石、何应钦、王柏龄和钱大钧。黄埔四个部主任中有三个是在日本受过训的。
事实上，黄埔军校在向学员灌输与学校相同的思想，以及在他们中间建立起当他们彼此离开后还能长期保留的强有力联系的方面，做得很有成绩。黄埔军校在毕业生中灌输团结精神得到很大成功，几乎使其具有家族的魅力。正如中国现代史充分证明的：没有哪个学校能像黄埔军校那样使其成员把它当做政治效忠的中心。
纵观中国历史，地理联系常常是使人们加入不同社会和政治集团的有力因素。其中部分的原因可以解释为在农业中国内部缺少地区之间的交流。虽然，一个相传了近2 000年的故事本渊源于一个版本，但是不同地区却仍然保留着各自非常不同的民间说法和地方方言，这些区别很自然地在民众中形成明显的地方特性。
1916—1928年间的军阀政治也反映了地理联系。军人们尽可能吸收与自己同省或同地区的人员。地区性在军队中很普遍，军队一般不从遥远的地方补充兵员。除了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实际原因：即士兵很可能会开小差回家。在更极端的情况下，特别是当命令与他们本省的军队作战时，很可能会发生起义或叛乱。还有一个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军队由各地的人所组成，就会由于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饮食习惯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给管理上带来严重的问题。
总之，至少北洋军是只想招募北方人，即便当他们已经占领了长江以南地区的时候仍然如此。
军人们喜欢与老同乡在一起，这不仅表现在招募新兵的方面，也表现在寻找政治同盟方面。他们宁愿首先选择那些来自老家的或邻近地区的人。直系和奉系的核心成员大部分只来自几个省。当皖系成员的地理分布比较分散时，段祺瑞与安徽人的关系最密切。这里，我要补充的是，如果从一般意义上这样解释派系，就会导致误解，因为它把籍贯作为派系的唯一组织原则。如果一个人的籍贯与领导者不同，他就会背离领导，这样的分析过于简单。我们的分析将说明籍贯在军人选择派系时，只是一个可能发生影响的因素，但并不是最普遍、最重要的因素。
距离愈近，感情愈深。当一个地区的居民具有相同的语言而又与外界相对隔绝时，这种联系就更为紧密。当然，同地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并且，这些因素都受这个派系的活动范围所影响，当这个派系在较大的地区活动时，对这个人来说，本省对他具有重要意义，当这个派系在小范围内活动，例如在一个省内活动时，同一县或同一地区，就成为更重要的了。
有时，从某些县或地区来的一些人，由于历史原因使其关系特别密切。例如，在民国初期的派系政治中，安徽合肥市突出地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北洋军的前身淮军是由合肥人李鸿章建立起来的。至少有6个合肥人（段祺瑞、段芝贵、贾德耀、吴光新、吴炳湘、聂宪藩）在皖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通常，人们认同老乡的基本单位是省。虽然对于省与省间人们感情的密切程度很少进行比较研究，但我的印象是北方人与北方人相处时，很少再去辨认是否属于同一省。而南方人之间相处时则较多地意识到省与省之间的差别。看看不同的军阀派系的组成，我们就能发现南方人很少跨省去参加别省的军队，而直隶、山东和河南等省的北方人，则往往在同一个派系内，但绝不会参加南方派系。
因此，我们仅仅为了方便起见，把他们称为皖系、直系或奉系。这些派系作为政治集团的性质，是不能仅从这样有限的地理名词中得到完全的了解。
我们对于人们之间关系的政治作用的分析，如果不谈到在传统中国官场中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就是不完全的。一种是所谓的“世交”，即两家之间已经保持了一代以上的友谊。官员之间有了密切的政治关系，他们的子孙就有很大的可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家庭之间长期的同学关系和官场上的一帆风顺，可以使这种结合持久而巩固。可是，民国初期的军人，通常是非官僚出身，其上一代很少有政治联系。他们中大多数是第一代取得成功的人士。所以，“世交”关系在使人们参加同一派系中作用并不显著。
另一种传统关系是友谊。从历史上看，理想的友谊和结拜兄弟，曾经是许多政治集团，特别是秘密团体的组织要素。虽然友谊有时比别的个人关系有更大的政治力量，但它的政治意义却很难确定。友谊作为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是十分主观的，除非两个人是结拜兄弟，否则我们就几乎没有根据去判断其政治关系是否出自友谊。这个任务之困难还在于：友谊通常并不孤立存在，它总是与别的关系，如同学或同事等关系同时发展。因此，要认识友谊对政治行动的影响和作用，我认为是无法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