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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袁世凯死后，国家的分裂在北洋军中引起了普遍的惊慌，他们曾习惯于处在特权的地位，拥有巨大的权力。与遍及中国南方的独立运动浪潮不同，北方的军人起初是团结在一起，试图保持他们的政治影响的。在1916—1918年间，作为一种临时的方法，他们通过军人会议的办法采取集体领导。当时，许多人都有制定政治决议的权力。但是，每个人都感到权力必须集中，叛乱的地区必须重新纳入轨道。在怎样更好地达到这个目标的问题上，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产生了对立，冯国璋主张和平解决冲突，而段祺瑞则主张武力统一国家。在这个阶段，对立的仅仅是派系斗争的雏形，还不是派系本身。因为许多主要人物这时刚刚参加进来。
段祺瑞是这两个主要对手中的强者，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个人势力。在政治上，他建立了安福系。他从日本得到大量的武器和金钱，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比较紧密的集团或派系。另一方面，段祺瑞的对手则不那么强大。冯国璋最多只能依靠江苏和江西的支持，以及几个师，特别是第八师和第二十师师长的有限支持。从材料中可以看到湖北的王占元很像一个机会主义者，见风使舵。在1916—1920年整整几年中，他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立场是暧昧、矛盾的，也可能是故意这样做的。据我所知，他从来不公开谴责段祺瑞及其助手，段祺瑞也从来没有对王占元真正动过气。在1920年的战争中，他充当了一个被动的角色。因此，虽然大多数作者认为长江三省督军是冯国璋派的主要力量，但我认为王占元依附于冯国璋是十分值得怀疑的。王占元游离于直系的最好证明还有下述事实：直皖战争后直系没有给他什么官职，以及当王占元被湖北地方军阀赶出来时，他们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我们的回顾进一步证明了如某些作者认为的，曹锟和吴佩孚与直系的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曹锟在战争问题上是站在个人的立场，而不是派系的立场。曹锟可能仍考虑到北洋的利益：他不愿看到段祺瑞作为北洋集团的权力受到南方叛军的挑战，他不愿见到王占元在湖北的地位陷于危险。同时，他也不愿意看到李纯由于反对战争受罚，当然也痛恨陆建章的被暗杀。对这些看来是矛盾的行为的一个可以说得通的解释就是，基于本派的得失，曹锟更多地关心北洋集团的巩固，反对外来的挑战和内部的分裂。因此我们看到曹锟既以全力帮助段祺瑞取得湖南战争的胜利，也多次表示对李纯要气量大些，免得北洋集团分裂。
直到曹锟与冯国璋的部下结成了友谊并处于一种长期反对皖系的局面，直系才真正成为直系。冯国璋的部下是反对派的骨干，但这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反对派。曹锟与段祺瑞破裂后，争论明朗化了，政治力量形成了对抗的局面。是曹锟使直系有了军事力量和敢作敢为的领导。是曹锟的军队胆敢与皖系较量并给它以粉碎性的打击，使它一蹶不振。
最后，是段祺瑞的傲慢促使了直系的结合。段祺瑞认为北洋系统的权力只能以组织和权力来保持。但是，北洋军队事实上与国内其他军队一样分散。为了使北洋复兴，段祺瑞甚至在北洋系统内建立一个具有不同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派系（安福系和西北边防军），后来被称为皖系，以及采取撤职、孤立或枪决的办法来压制北洋内部的反对派。但是北洋成员不习惯高压手段。即便是袁世凯，当需要执行纪律时，也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北洋成员把北洋系统看成是一个家庭。一个中国家庭的家长，既是严厉的，也是宽厚的，他不应该是凶狠的或喜欢报复的。更重要的，中国家庭重视融洽而讨厌公开分裂。对于段祺瑞，作为北洋的领导人应该做到这些。当事实证明段祺瑞坚持他的高压统治方式时，别人就开始为保护自己而联合起来。因此，本来想恢复北洋的团结，结果却将其分裂成毫无希望的碎片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