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意大利的特性

没有人文主义者（Humanists），文艺复兴可能不会发生。这个词从拉丁语 humanista （人文主义者）演变而来。起初是文艺复兴时期学生们私下说的“俚语”，用以指代那些以研究历史、诗歌、语法、修辞学和道德哲学等方面的经典文本为基础，开设“人文学研究”（ studia humanitatis ）课程的“老学究”。13世纪末的帕多瓦，一群卓有学识的法学家在拉丁诗人和史学家那里找寻到了久违的研究乐趣，一波复兴古典文化的浪潮由此而始。

当彼得拉克（Petrarch，1304-1374）结束了在阿维尼翁教廷的任职，来到帕多瓦定居后，一举将人文主义思潮转变为一场席卷意大利的文化运动。他努力复兴古典罗马文化的理想激励了许多追随者。他们也有样学样，在遍布西欧的修道院图书馆里找寻古代作家遗失的手稿，在田间地头收集农民耕田时翻出的古代钱币。更有甚者，有感于彼得拉克在文学上的造诣，模仿和学习用标准的西塞罗式拉丁语，之后是古希腊语，创作诗歌、历史著作和论文。到了15世纪中期，即彼得拉克逝世后不到一个世纪，人文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意大利半岛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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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思想培育了意大利独特的文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将意大利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区分开来。对意大利的世俗君主来说，人文主义思想也为他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特别是当罗马再次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罗马教廷日益意大利化的时候。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教皇一直是欧洲世俗君主的傀儡。他们最初在法国王室的保护下驻扎在阿维尼翁，其后基督教会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导致教权进一步分裂，最后甚至同时出现了三位教皇，在不同的统治集团支持下，均声称自己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眼看教会的信誉岌岌可危，1417年，教廷召开康斯坦茨大公会议，通过选举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Ⅴ）结束了大分裂。三年后，马丁五世重返罗马，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开始成为欧洲强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

出身罗马贵族的马丁五世率先采取措施，致力于消除外国统治者对罗马教廷的干涉，他的继任者们也继续执行这一政策，红衣主教团此后几乎被意大利人占据。因“阿维尼翁之囚”而分崩离析的教皇国，在这一时期也重建权威，成为意大利半岛不可忽视的关键性角色，在诸敌对联盟之间纵横捭阖、谋取私利。无论好坏，教皇国的存在对本书所论君主的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15、16世纪让意大利饱受折磨的战争中，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作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意大利人对他们的过去无比自豪。他们可以在历史书上读到它，也可以在散落整个半岛的巨大遗迹中看到它，尤其是在罗马。但陶醉于帝国昔日荣光的不仅是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出生地曼图亚、卡图卢斯（Catullus）和大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故乡维罗纳等也是如此。维罗纳还是古罗马著名建筑家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出生地，他的建筑学著作对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的景观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帕多瓦之子、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声称帕多瓦是安忒诺耳（Antenor） 在特洛伊战争后建立的。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曾经跨过的卢比孔河，至今仍从里米尼以北注入亚得里亚海，奥古斯都拱门和古罗马石桥是这座港口城市的骄傲。那不勒斯海湾曾是富有的罗马贵族和权倾天下的皇帝钟爱的游乐场，米兰则是君士坦丁大帝签署诏书，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的城市。

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政治概念。虽然生活于斯的人们对过去的黄金时代有共同的记忆，但他们并不梦想重建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来延续过去的辉煌。亚平宁半岛列国林立，且每个国家都有强烈的自我身份意识：独立的货币、税收和度量衡制度，独特的方言，地方特色的美食，以及各自的守护圣人。当罗马帝国崩溃后，意大利曾遭遇外部势力的多次入侵，如伦巴第人、拜占庭人、查理大帝率领的法兰克人等。

意大利此后更是成为查理大帝的继任者们，也就是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日益强大的教皇之间权力斗争的主舞台。

12世纪，根据《康斯坦茨和约》（Peace of Constance，1183） ，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达成一致，授予伦巴第同盟城市独立自治特权，一批小的城市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也获得了对于意大利中部拜占庭旧有领地的世俗统治权，即所谓的教皇国。罗马以南的广大领土仍然掌握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中，成为那不勒斯王国。这番对旧帝国的瓜分行动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米兰、曼图亚、摩德纳和雷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地，因此从感情上选择效忠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皇帝；相较之下，费拉拉、里米尼、乌尔比诺、佩萨罗和那不勒斯都是教皇的封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教皇国的一部分。

起初，这些独立的城市国家建立起公社政府统治，但到了13、14世纪，公社政府纷纷被强大的家族推翻。这些独立的王朝统治家族包括自1262年起统治维罗纳的德拉斯卡拉家族（della Scala），1274年在费拉拉、1288年在摩德纳确立统治地位的埃斯特家族（Este），1277年起统治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Visconti），1318年开始统治帕多瓦的卡拉拉家族（Carrara），1328年起统治曼图亚的贡萨加家族（Gonzaga）。相形之下，热那亚和威尼斯则是从富有的商人阶层中选举出总督（duke，威尼斯方言写作doge），并在其领导下，形成一种半领主式的统治。而在佛罗伦萨和其他托斯卡纳城市国家中，商人们选择建立共和国，依托选举产生的行会委员会实行统治。

15世纪30年代，君主制政府与共和制政府孰优孰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不过关于这一现实问题的争论却是在一层古典的外衣下展开的，即当下我们应该效仿西塞罗歌颂的罗马共和美德，还是推崇恺撒开启的帝国文化。对于宫廷供养的人文主义者来说，恺撒及其继任者，也就是古罗马的皇帝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则恰恰相反，他们更推崇共和派领袖，将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 视为理想的政治家，认为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代表着腐朽和堕落。共和派和君主派的争论不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还延伸至科学与文化层面，即两种体制谁做的贡献更大。恺撒的捍卫者认为他不仅自身具备历史学家和演说家的高超技巧，还慷慨资助拉丁文学人才。

在人文主义者的鼓励下，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选择效仿并使用其祖先的文化用语，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举动。帝国时期性情各异的皇帝们成为如今的暴君、僭主、穷兵黩武之徒和开明君主们最喜爱的榜样。当然佛罗伦萨共和国是个例外，人们毫不掩饰任何对绝对统治相关事物的厌恶之情。这一时期的贵族们选择用古典文化来教育自己的子女。他们聘请人文主义者来教授古代历史、演讲术、诗歌、伦理学和数学。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中世纪传统贵族的追求，因此还聘请专家教授他们骑术和比武技艺。和他们的先辈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也深谙艺术的宣传之道。他们在宫廷中豢养的人文主义者继承了吹嘘赞颂之传统，熟练地采用古典修辞手法，在各种传记和史书中鼓吹君主的权力与威严。15世纪的城市在传统的城市主保圣人之外，通常也为异教人物竖碑立像，以期增添城市的古典韵味。受古罗马艺术启发的新式“仿古”（ all’antica ）造型艺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时期雕塑和绘画的风格与内容。其中一项著名的创造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受古罗马钱币的启发，创造了肖像勋章这一艺术类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钱币上的肖像仅限罗马皇帝。肖像勋章在15世纪意大利宫廷中的复兴显然是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企图与古罗马相提并论的一种尝试。这种企图在建筑艺术上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这些受统治者委托建造的宫殿、庄园别墅和教堂都装饰着古典的柱式、柱头，以及其他受古罗马建筑风格启发的细节。

从本质上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生活在一个战争的世界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雇佣兵出身。一些人依靠武力夺取了统治权，但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天赋却往往无法转化为宫廷所需的治国之道。并非所有的统治者都是或残忍或贪婪的暴君，但他们都野心勃勃。毕竟他们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一种比军事才能更为微妙而狡诈的权术，这样才能保证其在竞争激烈的意大利政治舞台上发展壮大，特别是在与半岛上那些拥有终极仲裁权，同时也更加反复无常的教皇、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发生冲突或谈判时。

在明枪暗箭的战场之外，则是一个奢靡而闲适的世界：在森林和沼泽边，带着猎狗和猎鹰围猎；参加马上比武竞技大赛；在餐桌上享用美味的盛宴，欣赏戏剧和娱乐表演；在牌桌上豪掷千金；在宫殿或庄园别墅的任何地方闲聊八卦，这也是宫廷生活的一大乐趣。贵族妇女们不上战场，但她们热衷于打猎和参加宴会。理解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君主的关键在于，他们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血缘或姻亲关系，并由此结成了一个复杂的联盟和竞争网络，也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和外交往来。丈夫、妻子、情妇、岳母或婆婆、表亲和兄弟姐妹，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如黏合剂一般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凝聚在一起，但也可能由此结下世仇，持续威胁这个社会走向分崩离析。

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他们的宫廷成员常常四处巡游，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一个月。有的走亲访友，有的去罗马参加周年纪念庆典或教皇加冕礼，也有的去威尼斯购物，但更多的是在城内的宫殿、城堡和庄园别墅之间迁移，将主要的居住地点从乡村转移到统治区域内的小城镇，闲暇时节则回到他们的乡间别墅打猎、钓鱼，或躲避炎炎夏日。出行主要依靠陆路交通，女士和年老体弱者一般乘坐马车，但这一时期许多妇女同大多数男人一样选择骑马出行。这种生活方式给君主们的家仆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他们必须随时做好打包的准备，将主人所有衣服、家居用品、银器和各种挂饰装箱，然后用骡子运走。这种时候挂毯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由于可以方便地卷入定制的皮革旅行包中，因此运输起来相对容易。只需几个钉子，仆人们就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挂毯将最不显眼的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

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君主们出行阵势则更为豪华。波河及其支流，以及沟通其间的运河组成的水路交通网不仅连通了米兰和威尼斯，还成为伦巴第平原的商品、建筑材料和农作物的重要贸易动脉，毕竟驳船比骡子更适宜装载货物。当时米兰、费拉拉和曼图亚的统治者们都喜欢乘坐自己的“鎏金巡游船”（bucintoro） 出行。这种船通常在庆典仪式中使用，虽然行驶速度缓慢，但与半岛上未铺设平整的道路相比，乘坐起来更为舒适。“鎏金巡游船”虽然也可在河道中自主航行，但在狭窄的水域，通常还是由划桨手人工操纵，并依靠两岸的马匹拖动前行。“鎏金巡游船”形制巨大，结构复杂，船体长度通常能达到约18米，巨大的船体支撑着上层甲板的木制房间，房间内部装饰着镀金的天花板和精致的挂毯。 由于船上房间的天花板比通常的宫殿大厅低得多，为此这些挂毯都是特制的。同时，房间的窗户还装有玻璃，屋内还设置了烤火的炉子，使人们在潮湿的冬天也能感到温暖和舒适。

但最应谨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宫廷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式的社会，宗教不仅支配着普通人的生活，也主导着君主们的日常生活。宫廷生活的节奏以基督教历法为中心。在复活节这个基督教的重大节日期间，不仅会举行庄严的弥撒仪式，还有专门的戏剧表演，讲述耶稣受难的故事；一些君主还会在复活节前庆祝濯足节 ，模仿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为穷人们准备晚餐，给他们洗脚，救济穷人以钱财和衣物。在基督圣体节和圣母升天节还会举行更多的庆祝活动，还会在每年的季度日 为辛勤工作的廷臣们送上传统的节日礼物，如米迦勒节的鹅肉。大多数君主会在其最重要的居所庆祝圣诞节和新年的到来，庆祝活动常常持续12天之久。每年的1月是尽情享用美食的季节，教堂里有雕刻着月份轮回的画板，传统上会用一个举着酒壶的农民坐在摆满食物的桌旁或欢快跳舞的形象来代表1月。这场美食盛宴通常会一直持续到四旬斋开始之前的狂欢节，等到肉食重新回归餐桌，开始再次庆祝复活节。

每座城市的主保圣人纪念日也是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许多地方人们会举办赛马活动来庆祝。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赛马一直是统治者们才有实力参加的运动。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都拥有自己的赛马。其他非常规的庆祝活动还包括欢迎外国政要来访或迎接新娘进城。作为宫廷社会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婚礼总是伴随着持续数天的盛宴，以及马上比武和模拟战斗、戏剧表演、骑射比赛、狩猎探险等庆祝活动。宫廷婚礼也是普通人的节日，商店关门，工厂歇业，人们都涌上街头观赏参加庆典活动的巡游车队。城市的街道上满是色彩斑斓的植物和鲜花，华丽的临时拱门上点缀着这座城市的统治家族的种种细节装饰，无声地宣告其与来访者或联姻家族之间的关系。

宫廷婚礼为手工工匠和供应商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他们需要搭建一些临时的木制看台供客人们观看比赛，还要设计和搭造临时的拱门供新娘穿过。这些拱门常常用喷涂成大理石质地的浮雕装饰，并配以青铜质地的赤陶雕像。香料供应商不仅为画家提供颜料，还为厨师提供可食用色素，帮助他们更好地制作出精美的菜肴，以及展示两个联姻家族纹章和族徽的糖雕作品。画家不仅负责用版画和湿壁画来装饰墙面，还需要装饰一系列实物嫁妆，包括饰有家族纹章的旗帜、嫁奁、婚床床板和施洗托盘。宫廷里如果有孩子出生，特别是继承人降生，还会点燃篝火、鸣响教堂钟声、放烟花，甚至向全城发放免费酒水来庆祝。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如此奢侈和挥霍无度是权贵们的职责。一位人文主义者这样赞颂他高贵的赞助人：

您为了盛大的排场、荣耀的庆典活动、声势浩大的马上比武和骑射比赛一掷千金，并不是为了愉悦自己，而是为了给其他人带来更多的光荣，给深爱的臣民带来快乐，给您的宫廷增添光辉。

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贵族生活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炫耀性消费：建造的宫殿别墅、购买的珠宝华服、圈养的马匹、添置的家具、餐桌上的珍馐美馔、参加马上比武和其他休闲娱乐活动的花费，都是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一时期意大利编年史家留下的官方记录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外来访客身上“炫富”的细节：挂着大金链子、身披锦缎和天鹅绒的阿拉伯富豪，甚至他们身后驮载行李的驮骡数量。挂毯则是体现一个富豪的家底尤为重要的标志之一。虽然这一时期普通的羊毛挂毯只比湿壁画装饰略贵，但采用丝绸和优质羊毛制成的挂毯价格直接翻了五倍，使用金银丝线编制的挂毯价格更是扶摇直上。

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时尚潮流，特别是收集古典雕像和打造精致的花园，都源自他们先祖的习惯。总之，这些君主为文艺复兴时期闻名于世的建筑和艺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正是在他们的率领下，意大利创造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用来展示意大利式贵族精英的地位和权力，并成功地推广至整个欧洲，为当时全欧的统治者所使用。 j2xwn/7IAx6YmH1hZigMYCswawpQ9xRtsU3Q9o0fO4ftnaqRBq1U/eB/skA4R1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