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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楼前，有一尊写着“业精于勤”的太湖石，每年毕业生离开人大或校友返校必在这尊石头前合影。所有的人大人皆知这四个字的内涵与分量，不仅在于它语出韩愈，更在于那是老校长黄达先生的手迹。勤奋是黄达先生最看重的治学品质，他亦身体力行，毕生勤恳。英文版的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语言晦涩难懂，鲜有人能通读该书原文，人大图书馆的英文版《通论》，扉页上插着一张发黄了的借书记录卡片，寥落的几个姓名里赫然有着黄达的签名。先生没有留过洋，早年学过俄文，英语全靠自学。先生说：“时代背景不同，每个人自己的条件不同，但科学之路总会被有志者走出来的。”如此境界，足令晚辈钦佩学习。
回味黄达先生的人生，点点滴滴，给我们既有温暖的感动，又有严肃的鼓励。作为黄达先生的学生，我有幸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在循循善诱的指导、自由平等的切磋中，感受他严谨求实的学风，学习他精雕细琢的精神——他给予我们的是传世之作，更是传世之行。先生的传世之作自不必赘言，他将半个多世纪的精力献给了我国的金融教育事业，直到如今他也从没离开过三尺讲台，著作等身，桃李天下，自然是他应得的回报。阅读先生的文字，文才风流，倾听先生的演讲，醍醐灌顶。而先生达观的人生境界和包容的态度，又时刻打动和影响着我们。
先生做学术研究坦荡正直。《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是他受到侯梦蟾、周升业两位先生的一篇论文启发，进一步深入思考研究写成的。在这本著作中，先生特意提到两位先生的那篇文章并作为专著附录。他毫不含混的求实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先生遣词工于文言而善于炼字，行文一气呵成如飞瀑直下，使阅读者十分享受；更重要的是，从文面到文里，谁都可以感受到一副铁骨铮铮。
最令我们年青一代钦佩的是，作为我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先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其大部分研究成果始终居于前沿地位，毫不脱离时代的发展步伐；根植现实，毫不脱离当前的实际情况。他是一流的理论学师，却非象牙塔里的学究。他一直不间断地阅读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不间断地参加社会学术活动，不间断地为学生授课，与此相伴地，他对我国财政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影响也从未间断和减弱。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从尚未洗净征尘的战士转到经济学讲台上的教员，黄达先生通过不断地教与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货币银行学教学思路。他率先引进西方货币银行学，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由国人自己编写的货币银行学教材——《货币信用学》，这本教材将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融合起来分析，突破了照搬苏联讲义的桎梏，成为众多兄弟院校纷纷使用的通用教材。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大学停办，先生虽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但他始终抱以乐观态度，使自身醉心于学术研究，学以致用，经世济民。他开始研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学者之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人大复校，师生振奋。之后的几年中，先生迸发出极大的工作激情，写下了大量文章，并编著了《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等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还获得1986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先生出任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的十年里，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仍然恪守原则，从不脱离教学第一线，并且在金融学科诸多领域继续进行深入探索。1992年，先生主编的《货币银行学》出版，迅速成为全国高校财经类学科的经典教材。
在世纪之交的几年中，黄达先生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处在十字路口的金融学学科发展方向。我国传统的金融学学科主体是宏观金融，而国外金融学学科则一般设置在商学院，重点在微观金融，全国高校对此认识不一，令时人困惑。就如何处理好我国金融学学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先生先是在全国十几所重点大学做广泛深入的调研，后又到美国访问了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著名大学，最终做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金融学教育应该走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路子，无论在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都应该使学生了解我国习惯采用的宽口径金融的内涵和把握宽口径金融的学科框架，唯顺此势方有出路。他将这一教育思想结集成书——《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并在2001年出版。在新世纪之初，先生以战略的眼光，在中国金融学学科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就从技术角度而言，黄达先生都当仁不让地走在时代前沿。他是学院老教授中用电脑写作的第一人，更可以自己扫描图文、制作课件，充分利用各类网络资源。他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之快，令不少年轻人汗颜。
先生曾喻成仿吾老校长是人民大学这座革命熔炉的“掌炉人”。而先生自己也曾出任副校长与校长，他的熔铸艺术也可谓炉火纯青！
先生学贯古今。放眼世界，不仅他的学术著作“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学界有口皆碑，他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前瞻性地提出：“我们要将学生造就成能够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的人才。”这成为人民大学培养财经类学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目标。他说“人类的智慧、学识和文明，永远是超越国界的”，“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化大学，必须实现校园的国际化”，并身体力行地推进人民大学与世界各国大学的交往，使得人民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交流局面迅速拓展，亦为人民大学的传统财经学科与国际主流接轨奠定了基础。他所推动的美国福特基金会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为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和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经济学人才。这批人，现在正是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
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从教十五年来，无不以黄达先生为榜样，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个衷心求学的学生，也从来不敢秘技自珍，唯恐有负先生教诲。虽是兢兢业业，常感如履薄冰。而每当见到先生，年已八旬依然精神抖擞、步履坚稳，我便又多了一分自励。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党委副书记。原文刊发于《银行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