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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天津人，1925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岗位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黄达于1946年5月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财经系学习，后于1946年深秋转入该校政治学院研究室攻读研究生，1951年至1983年夏，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1983年夏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91年底至1994年6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黄达是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程体系的主要引领者。从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1957年版），到突破苏联框架的《货币信用学》（上册）（1959年版），再到《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1981年版），最后到《货币银行学》（1992年版、1999年版）和《金融学》（2003年版、2009年版），他编著的不同版本的金融学教材一直引领新中国金融学教材和课程体系建设的方向。
黄达是新中国经济学领域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系统论证者。他的代表作《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1984年版），标志着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体系得到系统论证。
黄达数十年如一日，在完善金融学科体系、丰富金融学科内容、促进中国金融学科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世纪之交，针对经济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学科建设提出的新挑战，他在国内率先提出兼容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大金融”学科建设的整体设想。他始终坚守在中国金融教育的第一线。1984年，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共建“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作为项目中方主席的黄达开始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交流与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进程。多年来，他不懈地致力于为中国金融教育走向世界建设通途。
黄达是新中国金融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与金融决策的积极参与者。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他便开始正面讨论当时尚属“禁区”的通货膨胀问题，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讨论该问题之先河。一直以来，他积极为国家金融规划和决策、金融事业创新和发展建言献策，多有成就。
黄达的科学研究与教学成果集中体现于1999年、2005年、2010年以及2014年先后出版的《黄达文集》（上、下卷）、《黄达文集（续）》、《黄达文集（再续）》（上、下卷）、《黄达文集（三续）》以及2005年出版的《黄达书集》（6卷本）。他曾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创业史上，高等教育都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无疑是星光熠熠、大师云集的。而若要梳理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奠基、创新、发展脉络，赓续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黄达这个名字无可回避。
他是一位学人，生于中华民族历尽屈辱、生死存亡之时，求学于火热革命年代，学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他奉献所学，应着祖国的需要著书立说，潜心于学术研究，结缘货币银行学70余载，从中国的经济现实出发，在探索中奠定了新中国金融学科和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石。
他亦是一位师者，醉心于教书育人，固守三尺讲台，在党和国家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始终耕耘在高等教育领域，全身心地引导着学生和他一起参与到了解、欣赏、介绍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中，为国家建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专业人才。
他与学术结缘的70余载，亦是在关注现实、求真求实中不断创新的70余载，他被经济学界誉为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程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与引领者、新中国经济学领域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系统论证者、新中国金融学科体系的主要设计者、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新中国金融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与金融决策的积极参与者。
1925年2月，黄达出生在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身为工程师的父亲影响，他自幼的求学理想也是学习工科，对于经济学则并不感兴趣，更从未想过将其立为终身志业。在当时，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为特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既能够与财富阶层有所交往，也能够接触到平民阶层。因此少年黄达从对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巨大差异的现实中，早早了解到社会百态，为自己此后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积累了初步的实践基础。
因为战乱的影响，黄达小学毕业后失去了到南开中学读书的机会，只能在一所教学质量不太好的中学读书。初中二年级时，父亲的去世彻底翻覆了他的幸福童年，甚至一度使他辍学。但他没有放弃读书，经过努力考入天津历史最久的市立第一中学高中部。这所天津当时最好的学校只招收男生，而且学生入校后一律剃光头，因此大家都叫它“和尚学校”，但这里拥有一流的师资。黄达的数学老师杨学涵，风骨清介，学问扎实，同学们提起他总是肃然起敬。正是在他的教导下，黄达补齐了经济理论所必需的高等数学根基。语文老师裴学海是一位知名的文字学家，带领学生们一窥汉语的殿堂。还有带领大家历游中国古往今来文学园地的王荫浓老师，也于无声之处将民族精神的种子播撒在少年们心中。
黄达最爱的地方是学校的图书馆，午间休息的两个小时里，他常常狼吞虎咽地解决午饭，就为了能够省下一个半小时在图书馆读书。从中外文学作品到科技知识读物，不论是课内课外，他都满怀着兴趣翻阅。广泛涉猎的阅读习惯，为他此后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教学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让他受益终身。
在几经辗转、好不容易完成高中学业后，他又因病错失了升学机会，只能谋个职位糊口。这段坎坷时光没有摧毁黄达心中的希望，他仍在不断地寻找着光明。
1946年，21岁的青年黄达做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追求光明。他离开了国统区，只身前往解放区，通过考试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财经系学习，不久又转为该院研究生。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每个人的命运之帆随时都可能因为时代洪流而彻底改变方向。令黄达没有想到的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将他引向了经济学领域，乘着劲风，一路远航。
如果从大学时代算起，那么黄达与这所英雄的学校结缘已有76载。他尤其看重学校精神实质的一脉相承。1992年，那一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55周年。时任校长的黄达和领导班子对学校的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先后三次分别为河南校友会、广东校友会、校庆55周年展览题词：“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永葆中国人民大学奋进在时代前列”“烽火中为民族存亡战斗成长的大学永远在时代的前沿开拓奋进”。并在建校55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上，郑重地向全体人大师生说：“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应该是中国人民大学继承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传统的核心内涵。在他看来，不论时间如何推移，中国人民大学对于传承自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的精神都不会也不能动摇，并且更应该在不断前进的时代中自觉地以“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的精神使学校持续保持开创、进取的锐气，在高等教育之中建树应有的功业，这才是人大精神的根基所在。
2012年11月1日，在延安的清凉山，延安市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行了“陕北公学旧址暨中国人民大学延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黄达在这个仪式上以反问的形式对“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进行了诠释：“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合大学的校友们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陕北公学的精神应该怎样概括，怎样提炼？是不是对时代脉搏的敏锐体察和把握，是不是激情迸发地响应时代的召唤？是不是为时代的使命而全身心地奉献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是不是永远在时代大潮的前沿搏击、奋进，或者说永远做时代的弄潮儿？”
自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再到中国人民大学，从学生到教师再到校长，他既是学校历史的亲历者，伴随学校一路成长、一路奋斗；也是学校历史的创造者，引领学校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下一路走在时代前列。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是农业人口，但当时全国的粮食产量只有1亿多吨，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工业生产基础极其薄弱，钢铁、煤炭、电力、汽车制造等重工业产能极少，不能满足国家需要，轻工业的发展也非常落后，洋货充斥市场，新中国的工业生产亟待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大批经济建设人才的培养和造就成为首要大事。时代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高等教育领域，落在了新中国第一代高教人的肩膀上。他们以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踏上了新征程，迈开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而选才育人的坚定步伐。1950年10月，党中央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亲手缔造了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校成立初期，按照国家经济建设急需成立了八大系。结束了在华北大学四年学习的黄达，进入财政系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踏上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讲台，明确了以经济理论为授课方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地开始沿着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职业道路前进。
正式开始教学和研究工作，摆在包括黄达在内的新中国第一批高校教师面前的是重重困难。当时，人民大学的授课模式采取了苏联专家为人民大学教师先讲、教师们再给学生讲的方式，但双方语言不通、文化相异，教师队伍本身也存在较大文化差异，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培养出新中国急需的经济建设干部，不啻“挟泰山以超北海”。在得知即将站上大学经济学讲台时，黄达就开始从最基础的经济学知识学起。他所在的是一个全部没有经济学基础的教师小组，而学生更是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青年干部，教师没教过，学生没学过，真可谓白手起家。这让黄达意识到，仅仅抱持传道授业的美好愿望远远不够。想把学生教懂，首先得自己懂；自己懂了还不够，还要通过语言精确地表达观点。除了从苏联专家的课堂上、从苏联教材中学习金融学知识，黄达更从《资本论》等经典中恶补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知识。经过最为艰难的第一学年，黄达深深被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吸引了，教与学已经成为一种享受。别人称赞他“自学成才”，他却笑称自己只是“土法上马”。
翻过了教学方式这重“陡坡”，黄达和同事们站在了又一重“陡坡”面前——没有适合中国学生的教材。没有怨言，顾不上喘息，他们选择继续“爬坡”。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领域内一边倒地以苏联为榜样，大部分课程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专业书籍和教材，外文译著时有错误，教学时往往是在“苏联模式”中加入“中国部分”。1951年，教研室翻译了苏联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解了燃眉之急。但这样直接翻译的译著教材，学生难以迅速接受，同时也与西方世界金融领域的新进展新理论相脱节。于是，自1955年开始，黄达带领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的同事们，结合几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又担起了以此书为蓝本、重新编写适合中国课堂的教材的重任。这是他著书立说的开篇，也是中国人民大学自主编写金融专业教材的开端。历经两年半的打磨，全新的教材于1957年出版。1959年，黄达又与同事合作编写了《货币信用学》，这部教材初步摆脱了苏联的理论框架，添加了很多切合中国金融实际的内容，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起纳入经济学考量，这大胆的手笔为黄达引来了诸多非议，却也奠定了传承至今的金融教材编写思路。
195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1959年出版的《货币信用学》，可以说是以黄达为代表的老一辈财政金融学者积极探索适合新中国经济建设实际情况而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也因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一直作为我国培养财政金融领域人才的重要教材。在新中国金融学科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过程中，黄达作为领军人物，为教学而钻研、为编著教材而呕心沥血，其重要作用不可磨灭。
2014年12月19日，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揭晓，分别授予著名伦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著名教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给黄达的颁奖词这样写道：“黄达先生，中国经济金融学界之泰山北斗。他徜徉浩渺幽深之经济金融天地，揭秘揽胜；结缘货币银行学六十五载，培育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自由漫步之英才。他博通古今、学贯东西，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与中国实际于一炉，开创东方文化精髓引入经济金融学研究之先河，钟于斯、成于斯，终铸一代大家。他是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程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与引领者、新中国经济学领域‘综合平衡导论’的系统论证者、新中国‘大金融’学科体系的主要设计者、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新中国金融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与金融决策的积极参与者。”捧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奖杯，面对经久不息的掌声，黄达哂然而笑。他说，“我就像一名导游，全身心地参与到了解、欣赏、介绍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中”。
黄达曾对后辈学人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发展任务，我们要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面，承担时代发展最前沿的任务，要始终站在潮头。大师之所以成其为大师，既在于他们高远的学术前瞻性，又在于他们保有的学术初心。黄达始终认为，金融学科的研究热点、理论体系、发展方向必然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不论是做学问还是搞实务，都要把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而不能唯书唯上或人云亦云。
作为“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论证者和主要贡献人，黄达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关注并涉足这一领域，直至改革开放后系统搭建起理论体系。如果没有高远的学术眼光和坚毅的学术定力，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艰巨工程的。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制度也建立起来，成为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苏联的货币体系。学术界对于人民币制度的研究，也在争鸣中发展。1957年，黄达因在《经济研究》发表《人民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一文，一度被冠以“黄金派”的帽子。为了揭示人民币如何成为金符号，他在刘鸿儒等同事的协助下，编译了苏联学者弗·伊·米哈列夫斯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一书。这部译著没有最终解开他的疑惑，但为他积累了关于黄金的理论和实务知识。1962年，黄达在《银行信贷原则和货币流通》一文中，由于“谈论金融、研究市场”，与占据当时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苏联式计划经济理论背道而驰，在学术界引起争论。20年后，在改革开放实践的试金石下，他的主张与论点最终被证明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理论，得到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认同。
1966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国民经济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全国人民正待继续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被迫停办，教学科研工作被按下了暂停键。在那特殊的十年时光里，黄达仍然保持着学者的治学精神，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尽可能地做一些学术研究。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黄达苦苦等待的学术春天也终于到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火热实践将一波波新问题、新热点推到理论界、学术界面前。
1979年，黄达开始正面讨论当时尚属理论“禁区”的通货膨胀问题，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讨论该问题的先河，提出的政策建议在今天仍具指导意义。1980年，他明确提出“通货膨胀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并强调中国经济改革中通货膨胀的长期存在。1981年，他和同事们编写出版了《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从经济生活中货币层面的宏观均衡（综合平衡）角度论证了对这些范畴进行综合研究和教学的必要性，全书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这本著作是黄达和同事们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财经问题贡献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也标志着将货币、价格、资金（公司理财）、财政、金融等融为一体的全新学科体系的首次建立。而1984年出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可谓集黄达多年学术研究之大成者，被誉为“对计划经济中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的最后总结”。书中提出了正确解决建设资金供求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这一重要论断，标志着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体系得到系统论证。这一理论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了中国经验，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确立了中国宏观平衡理论的基本框架。此书获得1986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和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入选“中国文库”。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已明确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黄达持续关注着最新的理论热点，不断深化对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论证。当时的金融学教材，本土的，内容失之于旧；翻译的，是外国教授结合外国实际写的，脱离中国国情。这种情况下，黄达和同事们受国家教委委托，开始编写《货币银行学》教材，该教材几经修订再版，成为全国大专院校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的首选教材。1997年，黄达在新出版的《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论体系。综合平衡理论体系采用规范分析方法，按系统论的要求，建立了关于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分析方法系统，设计了理论分析模型。
一方校园，隔开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纷扰，三尺讲台，寄托的是一位师者70年的执着守候。黄达热爱课堂，除了因学校被迫停办而离开教学岗位的十年，他一直都与自己钟爱的方寸天地为伴。2011年6月1日，黄达获得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但相较于“中国货币理论研究及开拓者”“中国金融学奠基人”等赞誉，他更愿意被称为“教书的”，更珍视身为师者的成就。“在中国的讲坛上，结合中国实际，面对中国学生，讲授先进的货币银行学”是他最大的愿望，更寄托着他对后辈学人最深沉的期待。即使后来担任学校领导，行政和科研工作繁忙，“不脱离教学第一线”仍是他始终恪守的准则。
1977年，教育领域迎来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1981年，黄达成为我国首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他首先带着审视的眼光对博士生培养制度进行了深入思考，方在1985年招收了第一批3位博士研究生并全力培养，直至他们毕业，第二批博士生才进入师门。渴望拜到黄达门下的，不乏官员商贾，但他从来只选择真正想做学问、能做学问、会做学问者收为弟子，始终坚持以“育人”作为博士生培养的原则。直到2010年关门弟子完成博士学业，黄达共培养了16位亲传弟子，而受教于他学术思想的学子，则难以计数。
作为学校金融学人才培养的总设计师，黄达认为新时代的金融学人才应该可以在中西两个文明的平台上自由漫步。这一教育思想，源于他少年时代的一个疑问。近代世界的历史，是一部西方现代文明跨越式发展并在全球传播的历史，而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封建王朝故步自封最终陷入百年屈辱境地的历史。致力于改变国家命运的人士，寄希望于“西学东渐”。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初叶的新式学校大多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兴办，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校园盛行，取代了旧式私塾灌输的仁义礼智信。在这样的教育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少年黄达，心中总有一个沉重的疑问：有着灿烂文明的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相比真的那么“差劲”吗？中华民族虽然历经苦难，却数度将外来文明融化在自己的胸怀之中，为什么面临资产阶级文明时，反而几乎要被吞噬？
改革开放重新打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西学东渐”进程以新的方式再度开启，东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然而，仍然存在一种声音，认为西方文明是开放进取的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封闭保守的文明。黄达既不赞成挑起这样的争论，也没有参加这样的争论，年少时心中的疑问再次翻涌而出，他对于一些人在文化领域的崇洋媚外耿耿于怀，每每想起，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酸楚。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在黄达心中永远具有不可取代、不可超越的地位，其所蕴蓄的精神财富，是他求学治学的巨大宝藏。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步恢复，开始冷静而客观地审视东西方文化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学者都曾表达过自己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以综合思维见长的东方文化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思辨性的基础上，将会再度迎来辉煌。这些观点也促使黄达思考并寻找自己少年时代所提问题的答案，他把东西方文明差异与交融问题与货币金融学科联系起来，主动为学科建设寻找哲学指引，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在《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一文里，黄达提出了关于货币金融学科建设与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国人如何在西方人创建的货币银行学理论中有所作为甚至独树一帜的问题。他认为，在古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对独立发展，中国在经济思想上的建树，辉映历史，无可怀疑。而在近代以来，由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并建立研究体系的西方经济学，使闭关锁国的中国完全处于效仿的地位，自然无从谈起学理创建。时异世迁，中国人对于经济学学理的创建已非绝无可能，我们会以自己民族的传统智慧审视剖析西方理论，赋予其中国式的理解和阐释，更力争在实践中探索、解决西方理论体系中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黄达信心十足地认为，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对于包括货币银行学在内的经济学原理，必然将有其应有的贡献和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在20年前看似空泛且狂傲的观点，已经在学术界、理论界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引进’的瓶颈已经突破”，黄达谦逊地将自己比作铺路石，他热切地盼望着金融学界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崛起，盼望着“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必将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面对新世纪以来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学科建设提出的新挑战与新要求，黄达在国内率先提出兼容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大金融”学科体系建设，并身体力行。在2001年出版的《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中，他系统提出了大金融学科建设的构想，重新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金融学科新框架。2003年首次出版、2009年修订再版的《金融学》，反映了金融学科的前沿成就，是他大金融学科建设思想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成果，对于中国金融学科在新世纪的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课堂对于真正的教师永远有着难以言喻的魔力。即使年近九旬，黄达仍然曾为本科生讲课，亲自引领新同学步入金融学的奥妙殿堂，鼓励他们成长为“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漫步的人才”。他更曾四处奔走、远涉重洋，力促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的落地，为给予中国经济学教育跨越式发展核心支撑搭建重要平台，培育了一代中青年领军人物。2001年，黄达与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教授共同冠名设立了“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跟踪经济学尤其是财政金融领域的前沿动态，构建中西方良性学术沟通平台。后来，两位学者又冠名创立了“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以期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对当下中国的经济做出研究，提出创见。
当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一荣誉时，黄达心中闪现的是吴玉章老校长的身影，“1948年8月，我23岁，第一次见到吴老，他快70岁了。过去听人家说，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为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组织过后勤接应，在广州为黄花岗起义购运军火，还在四川参与领导保路运动，等等，我觉得，他一定是刚毅、果敢、严肃、深沉，多少令人生畏的老革命。近距离接触，才发现他老人家实际是使人非常愿意在他膝前倾听教诲的慈祥长者。先后18年，我有幸聆听他老人家循循善诱、慈祥平和的教导，永生难忘。现在，中华民族已经走上振兴富强之路，虽然世界遍布荆棘、前途并非平坦，但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这应该是最能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的了”。2017年，92岁高龄的黄达教授专门做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仍不忘谆谆叮嘱后辈学人“基础——必须强调再强调”。
面向更加广阔的学术未来，黄达的目光深邃而坚定，“现在，中国的金融学科应该在世界经济研究中登场了。作为一个大国，我们要有自己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理念指导我们的实践，同时也要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他毫不保留地表达对中华文明有着深沉热烈的爱，更坚定地相信中国的金融学人必将对世界金融学科的发展做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神韵的贡献。“近些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东方文明、中华文明，不断闪烁着耀人的光芒，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相信这个过程必将继续、必将加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东方文化精髓必将进入货币金融学科的建设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万古伟业，需要金融这个强有力的工具；而由西方文化精髓培育出来的货币金融学科必将由于东方文化精髓的注入具有更为强大的理论活力，从而指导金融发挥更为强大的作用。”他热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偶然邂逅，结缘终生；求真求实，不懈攀登；兼容并蓄，终成大家。这位耄耋老人，总是用行动证明，他“始终站在潮头上”，始终是金融学理论与学科建设的开拓者、领航人。
（执笔人：陈骊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