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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沧萍，出生于1922年，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我国人口学、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我国最早一批人口学硕士、博士生导师之一。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英文版）编委，《人口研究》杂志名誉主编。曾任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老龄科研中心名誉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专家组组长，首都医科大学老年医学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人口研究机构联合会常务理事，国际计生联亚太地区常务理事，国际老年学会亚大分会常务理事，联合国马耳他老龄研究所兼职教授。曾任第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府参事，民盟中央常委和北京市委副主委，民盟中央顾问，《群言》杂志顾问。
邬沧萍1941—1946年就读并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学系，1948—1951年在美国纽约大学攻读并获MBA学位，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统计学作为第二专业。1951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教授统计学、人口学和老年学并从事研究工作，1971年起开始专门从事人口学教学和研究。
20世纪70年代，在人口学沉寂20多年后，邬沧萍等率先意识到人口问题将长期成为中国最突出、最特殊的问题。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中国人口学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人口非控制不行》，先后参加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学系、老年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杂志等，并担任《人口与经济》《老龄科学研究》的学术顾问，为沉寂多年的中国人口学的恢复、重建奠定了重要基础。1979年，邬沧萍与其他中国人口学者组成代表团，到联合国总部、美国、法国、英国、泰国等考察一个月，其后又多次到欧美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参加会议、讲学、考察，对世界人口形势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也结识了当时国际上知名的人口学、老年学的专家、学者和主管官员。1980年后，邬沧萍作为联合国与中国合作成立的中国人口学培训中心的中方负责人，负责培训人口学学员、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学、选派年轻学者出国学习人口学、进行南南合作、培训朝鲜和越南年轻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束后，在我国离进入老龄化社会还有一段距离时，邬沧萍就已经预测到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的必然趋势，并为人口老龄化进行了理论、舆论、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准备。1983年，他开始指导我国最早的老年学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建立了我国老年学的知识体系，给这门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老年学学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专业建立——这是我国高校第一个老年学专业，开创了我国老年学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邬沧萍完成了大量具有奠基性和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先后出版著作和教材约30种，如《人口统计学》《人口学辞典》《社会老年学》《老年学概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与挑战》等；公开发表论文、文章200余篇，其中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红旗》《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的有30多篇。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曾十几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由于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方面贡献卓越，邬沧萍荣获了多项学术奖励，如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科学奖）、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年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2014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评选的“最美老有所为人物”中，邬沧萍是唯一来自高校的获奖者。颁奖词称他“研学唯精，一心存报国家志；桑榆未晚，众口争夸矍铄翁”。2016年，他在清华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级公务员清华大学国家事务研习课程”中，讲授关于人口、老龄和“三农”问题，获得香港公务员处颁发的杏坛奖，还获得清华大学授课100期荣誉奖。他还曾获得中华人口学会终身荣誉会员奖和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突出贡献奖。
退休后的邬沧萍除了继续带博士生，仍坚持从事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独著和主编的《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老年学概论》《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邬沧萍自选集》《从人口学到老年学》《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老年价值论》等著作，先后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其中两本还作为国家重点图书进行推广，曾在国外图书展览展出；2017年还曾应邀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读“十三五”老龄规划。
他有一颗赤子之心，青年时代远赴重洋辗转求学，又冲破重重阻碍跨海归来，回到祖国的怀抱。
他一生醉心于治学，是新中国人口学、老年学的拓荒牛，积几十年专精钻研，成为中国“生老之学”的一代宗师。
他倾注心血润桃李，是我国人口学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以85岁高龄退休后仍坚持指导博士研究生。
他是“最美老有所为人物”，从战“疫”直播首秀到新生入学云课堂，他永远与时代合拍，永远用自己的生命之光传递无穷的正能量。
壬寅虎年金秋，他将迎来百岁华诞。承载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愈加闪耀的是对祖国的热爱，是对学术的挚爱，是对学生的慈爱，是对生命的大爱。他，就是邬沧萍。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东番禺。南村邬氏世居岭南，渐成望族，家境殷实，族中不乏读书人，涵育了重视教育的家风。母亲潘氏也家境不凡。优渥的生活条件不仅使他的双亲成为百年前的留日学生，更使邬沧萍成为一个在母腹中就陪伴父母“留洋”的孩子。他的童年衣食无忧，并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机会。
邬沧萍年幼时，中国正处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席卷华夏大地的革命浪潮在广东尤为激烈，从军队到学校，处处都是高喊口号、大声唱歌的火热情景。以至于现在年近百岁的邬沧萍仍能清楚地唱出那首难忘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当时的邬沧萍年纪虽小，却歌声嘹亮。
邬沧萍在小学就读时，学校环境优美、学习氛围浓厚，他也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然而，这样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却被“九一八”事变击得粉碎。有一天，邬沧萍刚步入校门，校园里的警钟就沉重地响起。全校师生集合到大操场，校长缓步走上讲台，满脸悲痛、声音呜咽地说，“我们的东三省丢了！”一阵沉默后，操场上响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人滚出东三省”的愤怒呼号。二年级的邬沧萍跟着老师同学们一块儿喊起了口号，心中第一次燃起了对占领祖国领土的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
邬沧萍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从那时起我心中埋下了爱国主义情结。”从那以后，作为小学生的邬沧萍就加入了抗日宣传活动。他和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课余时间里走上街头，有时是卖花集资，有时是做募捐活动。邬沧萍积极参与每一次活动，因为老师告诉他们，要为抗日战士捐款买飞机，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年幼时期朴素的爱国主义在邬沧萍心中萌发，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多年后促使他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了当时贫穷落后的祖国，为祖国建设效力。
中学时代，邬沧萍凭借优异成绩进入广东最负盛名、被誉为全省中学精英的广雅中学。广雅中学为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创办，环境幽雅，历史悠久，学风严格，理念超前。邬沧萍很快适应了寄宿制的管理模式，依旧努力学习，成绩优异。邬沧萍极为重视这段求学时光，“广雅中学不仅给了我最优质的中学教育，更与时代共同哺育了我，在我的心中深深埋下了爱国的种子”。不仅如此，学校重视体育，文体活动丰富，邬沧萍也变得热爱锻炼并因此受益匪浅。他能经受十几年战争生活的考验，直至高龄仍能坚持工作，和在中学时期养成的锻炼习惯密不可分。
在广雅中学的日子里，邬沧萍最难忘的是自己曾经历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广雅中学爆发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时，邬沧萍亲身感受到了国人日益高涨的抗日爱国情怀。对各种进步书刊的阅读，是邬沧萍最早接受的进步爱国教育。在校内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中，大家一起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哲学著作，也阅读《生活》《新生》《大众生活》等传播先进思想的著作和杂志，此外，他们还能够通过香港的报纸知晓被国民党封锁的国内外消息。这些进步书籍和报刊，使邬沧萍更加清醒地认清国内政治形势，也激发了他更强烈的爱国热情。
1935年，“一二·九”救亡学生运动在北京爆发。一个月后，广雅中学开始了抗日救亡宣传的示威游行，游行结束后，学生们开始全校罢课，尽管校门外围满了持枪的军警，师生心中燃烧的抗日怒火却无法熄灭。邬沧萍和老师同学们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高唱着革命歌曲坚持宣传抗日。从阅读进步书刊到亲历游行罢课，再到跟随学校迁到顺德，少年邬沧萍在国家的生死存亡之际，把澎湃的爱国情怀厚植心中。
战火在中国大地不断蔓延，父母双亲也相继病逝，邬沧萍和弟弟在短短几年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学习，最终顺利考取岭南大学经济学系，弟弟邬法潜也考上了中山大学电机系电信专业。每每忆起那段艰苦岁月，邬沧萍都不免感慨，“我最庆幸的是，虽然父母去世得早，但是我始终没有失去上学的机会，没有中断学习”。
由于战争，考入岭南大学的邬沧萍依然经历了长途跋涉等异常艰苦的搬迁逃亡，历经五年，大学学业才辗转完成。乐观的邬沧萍曾说起一段逸事：香港沦陷后，岭南大学停止在香港办学，准备迁往粤北的新校址。邬沧萍和几个同学为了前往新校址，必须穿过封锁线。在那片“三不管”地带，时常有地痞流氓专门勒索过路人钱财，邬沧萍模仿有名地痞的语气写信让人放行，又送了些礼物，竟然安全通过。从广州到香港，再到曲江和东江梅县，直到抗战胜利返回广州，邬沧萍跟随岭南大学师生几经辗转，艰难完成学业。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邬沧萍从岭南大学毕业。刚刚结束战争的国民党政府为早日恢复经济建设，面向社会进行全国性公开考试招募人才。邬沧萍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报名参加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组织的特种高级财务人员考试，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通过三场考试后，邬沧萍最终选择了海关。当时，海关待遇好，特别是他被分配到的香港九龙海关，工资比大学教授还要高，在当时被认为是“金饭碗”，几乎一辈子不会失业。
进入海关后，邬沧萍被送到上海开始为期一年的学习。由于成绩优异，他仅用半年就结束全部学业并很快获准前往九龙赴职。在上海学习的半年，他与后来的妻子李雅书相识、相知、相爱，收获了令他终生难忘的爱情。24岁的邬沧萍年轻帅气、学习优秀，是海关考试取得第一名的佼佼者；25岁的李雅书端庄文雅、聪慧好学，是拿到金钥匙奖的燕大高才生。两个同样出色的年轻人一见如故，一起畅谈工作、学习，畅谈国家的未来，也畅谈他们的理想。李雅书的姐姐和姐夫已在美国侨居多年，所以他们的交谈，总是离不了出国留学的话题。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中国，出国留学无疑是许多大学毕业生的最高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1948年，为了开阔眼界，更为了学成后能够为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贡献力量，邬沧萍和李雅书毅然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双双踏上了赴美留学的道路。到了美国后，他们在纽约的教堂举办了婚礼。随后，邬沧萍在纽约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李雅书则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虽然离开了故土，但早已植根在邬沧萍心中的爱国情怀却丝毫没有减弱。他仍然关心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一有时间就会和来美国后新结识的来自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的学生一起交流讨论来自国内的信息。这些青年学生和邬沧萍一样热爱祖国，思想进步。在香港的亲戚还经常寄来《华商报》，邬沧萍自己也继续订阅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和《文汇报》。这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又敢于揭露真相、阐明观点的进步报纸，让邬沧萍在学习之余也能够多方面阅读到关于祖国政治局势等的各类消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邬沧萍和几个要好的进步同学异常兴奋。他们立刻决定搞一个欢庆活动，以表示对新中国诞生的庆祝。经过一番筹备，一场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纽约大学国际留学生楼礼堂里的小型庆祝活动顺利举办，满含着这些进步学生对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切热爱与向往之情。
1950年，邬沧萍不仅顺利拿到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且修完了博士学位的全部课程，与此同时，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下统计学专业的学位。邬沧萍意识到，MBA课程内容对于当时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派不上用场，而统计学则是计划经济的基础。在一心报效祖国的情结下，邬沧萍努力学习了统计学知识，也正是这次跨学科的选择，成为他回国后开展人口学研究的“起源”。在当时的美国，人口学也仍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学科，学者们更热衷于研究国民收入。参与了国民收入比较研究课题的邬沧萍通过数据惊讶地认识到了旧中国的极度贫穷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巨大，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促使他响应党的号召，回国参加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
邬沧萍时常说，“中国人回国还需要理由吗？留在美国才需要找借口”。在他心中，回国从来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一个感叹句。但在无法逃避的现实面前，这一选择依然面临着严峻考验，亦“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万里回国路上，邬沧萍与妻子最先面对的是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的极力阻拦。除此之外，来自家庭和生活环境的压力、待遇优厚的工作、在美亲人的真心挽留等等，都是横亘在回国之路上的障碍，但他们最终选择遵循深埋于心中的爱国情结。到如今纵使已经时隔一个甲子，回忆起当初的选择，邬沧萍仍然感到无比自豪。
1951年8月，邬沧萍夫妻带着年仅一岁的儿子天方登上了“富兰克林号”轮船，途经日本抵达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到达深圳后最终回到广州。到达广州后，近30名海外归来的学子受到了隆重欢迎。一周后，他们离开广州，经由上海奔赴北京。
回到祖国后，邬沧萍被教育部分配到了北京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统计学。正如他所设想的，工商管理学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第二专业统计学反而派上了用场，此外英文也被认为没有用，他们又重新学习俄文。
一年后，中央人民政府仿照苏联的教育模式，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辅仁大学经济系与北大、清华、燕大各财经专业的教师一起被并入刚成立不久的中央财经学院，于是邬沧萍也随之去了中央财经学院。1953年，中央又做出撤销中央财经学院的决定，并将其中部分师资并入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随之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对此次调动十分高兴与激动，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从解放区走出来的一所新型社会主义正规大学，声名显赫，我在美国时就有所耳闻。新型的大学里面样样都是新的、革命的，吸收的教师都是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很多都是解放区的学生。我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真是想都不敢想能去中国人民大学。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地位很高，当时大学的排位是‘人北清师’。所以我回来一年后调入人大，真是喜出望外……”为此，他“一直诚惶诚恐，努力工作，力求完善自己”。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读书时经常阅读中国民主同盟《华商报》的邬沧萍，就十分赞同民盟坚持国共合作、坚持进步、反对分裂的一贯原则。因此回国后，他在辅仁大学党组织的推荐下加入了“民盟”。来到人民大学后，邬沧萍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教学上兢兢业业，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革命者，想要搞好教学工作，就必须思想进步，一心跟党走。
祖国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了邬沧萍无穷的工作动力。为提高思想觉悟，他一边任教，一边开始如饥似渴地参加学校组织的理论学习，而且依然如上学时一样勤奋认真。在学校开设的马列主义夜大学四门基础理论课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领跑在前。“印象最深的是吴玉章校长亲自给我们讲党课，即便是在三九天，也是照讲不误。我们都是穿着一件棉袄，每个人带一个小马扎，在文化广场露天听报告，很冷的，一听就是一两个小时。”通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邬沧萍的思想觉悟和理论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了质的提升，课程中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哲学基础，也为邬沧萍的教学工作提供了“望远镜”和“显微镜”，让他能够既站得高看得远又对小问题看得更加深刻。
1953年，中央政府决定开始对全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翔实的人口普查资料也将为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重要依据。一年后数据公布，大家都没有想到居然超过6亿，大大超过原来普遍认为的4.75亿的估计数。这个数字足足高出估计数四分之一，一直焦急等待这次普查结果的知识界学术界顿时掀起热议。很多学者分别在各种场合提出了中国人口过多、必须要节制的问题。当时马寅初提出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正确主张，为我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的年轻教师，同时也是这次人口普查工作的直接参与者，邬沧萍由此开启了对人口问题的思考。
1957年，邬沧萍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批下乡劳动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西山南平庄村整整干了一年农活后，才回到人大继续从事教学。也是在这个时期，邬沧萍编写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商业统计学》。后来，邬沧萍又去了条件更为艰苦的湖南湘潭易俗河，也曾与学校的其他教师一起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的刘家站“五七”干校劳动。提起那一段经历，邬沧萍十分坦然，“实践也证明经过劳动锻炼的这些人，后来都是比较坚定、任劳任怨的。他们大部分人思想作风都艰苦朴素，爱国主义立场坚定。通过劳动，我慢慢就觉得经历农民生活对我从事社会科学有好处”。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需要履行会员义务参与各类问题的讨论。在人口问题引起全世界重视的背景下，人口大国中国受邀参与在1974年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人口会议。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新的研究人口问题的班子迅速筹备起来。一直从事统计学专业教学，并且精通英语的邬沧萍，“求之不得”地被吸收进人口学研究小组。因为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萌发了研究中国人口的愿望。他在美国就曾想过，中国并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地大物博”，“人口多是提高人均收入的一个大障碍，必须改变”。加入人口学研究小组，是一心要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邬沧萍在我国人口学研究的道路上迈开的第一步。
1974年，邬沧萍在人口学研究的道路上又一次做了坚定的选择。这一年，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牵头，联合北京市委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共同建议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专门研究人口的常设机构。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人口学研究机构的成立，无疑表明一度受到忽视的人口学重新得到恢复和正名。因为当时人们对马寅初人口论遭受的批判记忆犹新，所以愿意继续从事人口学研究的教师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极少的。邬沧萍在这个时刻义无反顾地留下了，他有信心亦有决心搞好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现代人口学研究者之一，到现在，也是我国从事人口研究时间最长的人。
虽然邬沧萍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初建的人口研究所，但无论是当时中国国内的国情，还是国际上人口学研究发展的具体情况，都在客观上为刚刚成立的人口研究所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多困难：专业从事人口学的学者屈指可数，留下的著作寥寥无几；缺乏现代的理论方法和人口数据；难以与国际接轨，学术环境堪忧。建所初期，邬沧萍和刘铮、戴世光、查瑞传等学者们共同克服困难，开始了研究工作。他们首先从外国人口学研究现状、人口思想史、人口发展史、人口统计学技术方法等入手，翻译英文、俄文等人口资料文献，也编著了很多有关人口学研究的著作，为没有理论和方法的中国人口学研究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随着《世界人口统计简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等著作的问世，邬沧萍等学者可以说是在废墟之上建立起了中国人口学的第一层基座。在邬沧萍的建议下，人口研究所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人口学学术期刊《人口研究》。该期刊的出版，无疑更积极地促进了我国刚刚起步的人口学研究队伍的发展和壮大。这是中华大地第一批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工作者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研究最早的奉献。
中国人口学研究真正迈开步伐快速前进，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我国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合作，组成了一个人口学家代表团出国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国考察访问的人口学家代表团，也是邬沧萍自1951年归国近30年后第一次走出国门进行考察访问。代表团中有三人都是研究人口学的党外学者，这让邬沧萍十分感慨，他觉得“亲身体会到党的改革开放，看到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从心底里感觉和党的感情又拉近了一步”。1981年，中国人口学家第一次出席在马尼拉召开的国际人口学会会议，并随代表团对联合国总部及美、英、法、泰等几个国家的各类人口学机构进行考察访问，让邬沧萍亲眼见到了我国人口学研究同国外人口学研究的差距。访问美国时，他也见到了阔别近30年、在美国过着富裕生活的几位亲友。不同境遇的对比使他百感交集，更坚定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
197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邬沧萍与刘铮合写的一篇文章《人口非控制不行》。自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以及其他学者的人口论述在1957年被批判后，时隔20多年没有人敢公开发表关于人口的论述。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冲破人口问题“禁区”之时，《人民日报》刊登的第一篇关于人口学理论的文章，也是邬沧萍和刘铮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撰写完成的，亦可说是邬沧萍在我国人口学研究的道路上迈出的有力一步，这篇文章被形容“为之后新时期人口科学的蓬勃发展吹响了号角”。
1980年，《人口研究》刊登了由邬沧萍、刘铮和林富德联合发表的《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这是三位作者对北京、河北、江苏等地的工厂和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后，用手摇计算器，按照人口统计学年龄移算法，根据当时取得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分年龄死亡率，推算出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及预测结果，最后由邬沧萍起草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当时既没有电脑，也没有现如今那么多人口预测软件的条件下，要预测出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可以想见是何等艰难不易。因此，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学者关于人口问题提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不仅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更浸满了邬沧萍和那一代学者的辛勤汗水。
在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后，邬沧萍即敏锐地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苗头已经出现，并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于是他着手进行调查研究，并在科研项目“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承担了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研究，终于在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后准备召开国际会议之前，完成了又一篇力作《中国人口性别比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我国人口学研究的邬沧萍，不仅先行开始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进行思考，更明确提出人口零增长的战略构想，同时还为推行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为人口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开拓、创建和发展中国人口学的同时，邬沧萍也因较早预见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而成为最早创建中国老年学的人口学家。他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穆光宗称他“在老年学领域……迄今为止，在国内被公认为是最有影响的老年学家，也是这方面事业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
自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虽然此后连续数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邬沧萍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但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为了完成这次普查工作，600万名调查员被动员起来，甚至超过有些国家全国人口的总和。技术设备也从用笔记录、用算盘计算“升级”为使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有了很大改进，调查项目也增加了很多。第二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有10亿人口了。经过对人口结构等数据进行分析，邬沧萍率先意识到中国老龄化问题已经初露端倪，他在不久后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赢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赞赏。此后，他就逐渐将研究重点放在人口老龄化上。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重点是控制人口，很多人觉得人口老龄化在中国不会出现，也有人认为这个时期在中国开展老年学研究对计划生育工作大局不利，因而邬沧萍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让当时的有些学者不以为然。但邬沧萍仍然坚持对老年学的研究，并力所能及做了许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工作。在人口学研究领域中早早预见到我国人口老龄化，并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为人口老龄化做好准备工作，这是邬沧萍为创立中国老年学迈开的第一步，也是他对开创中国老年学的贡献，不由让今天的我们对邬沧萍的超前意识和对老年学的辛勤付出更加钦佩。
1984年，邬沧萍在指导研究生利用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率先研究老龄化问题之后，又撰写完成了自己第一篇有关人口老龄化的文章《老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并在《人民日报》发表。1987年，邬沧萍又完成了《论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一文，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这是一直积极投身开创中国老年学的邬沧萍为进一步推动老年学研究的又一贡献。
这之后，邬沧萍又先后发表了《创建有中国特点的老年学》《老年学在我国是一门有现实需要的科学》《人口老龄化与我国老年学研究的开展》等多篇论文。这些论文的完成和发表，既为中国刚刚兴起的老年学开创了道路，也代表了邬沧萍潜心研究中国老年学取得的初步成果。而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发表的《论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及《创建有中国特点的老年学》更是得到了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的赞扬。
为中国编写一部有关老年学研究的书是邬沧萍埋藏已久的心愿，进入20世纪90年代，邬沧萍对老年学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1999年10月，浸满了邬沧萍致力于中国老年学辛勤汗水和治学心得的《社会老年学》出版了。这部书是邬沧萍和他的学生经过几年的时间共同研究社会老年学的成果，也是他们为发展中国老年学做出的卓越贡献。如今《社会老年学》出版已有23个年头，仍在中国老年学研究领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邬沧萍在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时就提出提案要成立中国老年学学会。1986年经过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老年学学会正式成立，并加入国际老年学学会。邬沧萍在第一届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在第二届大会上被选为会长，任职长达10年之久。后来每一届都被选为名誉会长。在担任会长期间，他组织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学术活动，担任名誉会长以后，继续参加中国老年学学会的年会活动，并在学会成立20周年大会上获得了老年学终生贡献奖。
此外，邬沧萍关于“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未富先老”“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存在决定健康长寿”等一系列学术思考和实践指导已成为我国制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战略的重要参考。
如果说科学研究是邬沧萍的毕生志趣，那么在中国人民大学70余载教书育人的历程，则每每令他深感欣慰与自豪。让他尤其引以为傲的是，在他的悉心指导和陪伴下，已经有一大批人口学和老年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成长起来，他们奋战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奋战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每当看到学生们成长起来并取得成绩时，邬沧萍的心中就会涌起一阵阵抑制不住的激动，深深以自己的学生为傲，“我的学生早已超过了我们这些曾经指导过他们的老师，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我国人口学和老年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带头人”。看着学生们学有所成，邬沧萍就像一个园丁看着他亲手培育的秧苗不断茁壮成长，终于开花、结果，心中充满欣慰与激动。
2005年退休后，“退而不休”的邬沧萍更加忙碌。除了带硕士生博士生外，他还受聘于清华大学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中心，担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一直到2016年9月，第105期授课结束，94岁的邬沧萍才向清华大学提出辞请。20多年来，邬沧萍出色完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级公务员国家事务研习课程班讲授人口问题、老龄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教学任务。正式退休后，依然为老年学拼搏奉献的邬沧萍硕果累累。
从20世纪70年代走进中国人口学，开拓创建中国人口学到首创中国老年学，到以95岁高龄主编完成60万字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依然在为中国老年学辛勤浇灌的邬沧萍，至今已满百岁，是人人景仰、学养深厚、品德高尚的寿星。
谈起长寿的秘诀，邬沧萍表示“仁者寿，勤者寿，智者寿，乐者寿”，这是他百年人生的凝练和真实写照。历经千般种种，奉献大半生智慧，如今，这位精神矍铄的百岁老人仍然活跃在人口学和老年学界，正如学生在贺词中所写：“百岁华发少年梦，万世桃李下成蹊。”
（执笔人：陈骊骊 叶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