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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1926年9月出生，中国历史学家。生于江南人文荟萃之地，他自幼酷爱文学，遍读经史。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两年后毅然退学，弃工学史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师从胡适、郑天挺、朱光潜、许德珩、向达、邓广铭等人。1948年，戴逸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为躲避政治迫害，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北大前往解放区，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学习并留校任教，最初从事中国革命史、近代史研究，后从事清史研究，是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中国历史教研室，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三届副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史学会会长。
戴逸勤于笔耕，著作等身。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六十余部，代表作包括《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语冰集》《涓水集》《繁露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经史札记》等。其中《简明清史》第一、二册，1986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并于1987年荣获吴玉章学术基金会历史学优秀著作奖。
戴逸一生致力于清史纂修工作。20世纪50年代，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纂修清史。1965年，中宣部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组建清史研究所，39岁的戴逸名列七位委员之一。1972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经北京市委批准，清史研究小组成立。1978年，经教育部批准，在清史研究小组基础上正式成立清史研究所，戴逸负责实际工作。以纂修清史为目的，对清代历史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得以全面展开。2002年，清史纂修方案终获国家批准，年过七旬的戴逸再次披挂上阵，出任编委会主任。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经过海内外专家们的鼎力合作和辛勤努力，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相继推出大批阶段性成果。学界高度关注的主体工程《清史》巨著，共103卷105册，约3 200万字，已于2018年向中央提交送审稿。截至2020年底，共出版“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等各类图书246种3 677册，可谓成果斐然。
由于在教学科研事业的突出贡献，戴逸1959年曾参加全国群英会，1960年因在河内综合大学授课获得越南政府授予的胡志明勋章，1961年被推举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1994年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1995年获首届“孺子牛金球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2013年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我作为从华北大学转到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届新生，有幸参加了1950年的开学典礼。”彼时，他是亲耳聆听刘少奇同志在典礼上讲话的热血青年，现在，他是鬓发如雪的史学泰斗。70载时光，于历史洪流而言只在弹指一挥间，于个人而言却需要用整个生命去诠释。戴逸先生依旧在铁狮子胡同1号（现张自忠路3号），坚守着为国修史的初心使命，用不变的信念屹立在巨变的时代里，将不变的追求深扎在万变的洪流中，胸怀天下，勇毅前行。
烟雨楼台，人文荟萃，戴逸生于钟灵毓秀的江苏常熟，幼年所居之地常浸笔墨浓香，那时他有着一个充满江南诗意的名字——戴秉衡。之所以改名戴逸，则是出于他对自己青年时代奔向信仰的纪念。
常熟在历史上出过黄公望、钱谦益、翁同龢等众多名士，文脉相传，戴逸耳濡目染，自幼便喜好读书，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小人书。每至下午，便有许多走街串巷的租书人，身着旧长衫，背着破旧的藤篮或皮箱，装满出租给孩子们阅读的小人书。其中有一位是因抽鸦片而穷困潦倒的书生，他擅长说书，能将岳飞、杨家将、薛仁贵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每每听到都令戴逸如痴如醉。
作为流动书摊的常客，戴逸最喜欢读的是历史故事，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等等，那些画着历史故事的连环图画书，让他爱不释手，一读再读。小人书虽然大多是野史演绎，但其中真真假假、琳琅缤纷的故事为戴逸打开了一扇历史之门，潜移默化间培养了他对历史学问的兴趣，塑造着他的性格。戴逸将小人书看作自己最早阅读的历史书，也将那位租书人视为自己启蒙的历史教师——他们将戴逸带入了数千年的历史世界中，在戴逸内心深处埋下了爱好历史的种子，“我对文史的爱好，最初就来自这些小人书和说书人，如果没有童年的这段经历，我对历史的兴趣也可能会长眠心底”。
中学时，戴逸早已不满足从连环图画中寻找历史踪迹，而是去寻阅各种历史古籍。常熟人文底蕴深厚，虽遭受战火摧残，但街上仍旧零星散布几家旧书摊供人阅览。每每有空，戴逸便一头扎进那些线装书中，沉湎于与古人朝夕对话的乐趣，甚至常常因为站着看书太久而头晕眼花。待有些零用钱时，戴逸也会在旧书摊全部花掉。他曾经攒钱买了一部《昭明文选》残本，又借来整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其抄录补齐，珍重收藏。那一本本残旧的古籍成了戴逸珍藏的小书库，虽然寒酸古旧，却是他心爱的精神粮仓。
当时戴逸还没有阅读古籍的知识功底，一知半解间，只囫囵吞枣地读着，也不懂得如何做笔记，课余时间就用红蓝色笔在书上标点断句，探寻文字中的含义。戴逸曾在自述中写道，“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竟也自得其乐”。就这样，他阅读了大量古籍，而对书籍的痴迷，也成为他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
1944年高中毕业后，戴逸本一心想报考文科，但当时社会上重理轻文风气严重，家乡附近又没有理想的文科大学，戴逸带着遗憾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的铁路管理系。当时，铁路管理专业是热门专业，毕业之后求职有保障，但与历史毫无干系，自然也不符合戴逸的志趣，他还是念念不忘历史和文学，道不尽满心的苦闷挣扎。
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准备从昆明迁回北京，1946年暑假在上海交通大学招生，考场正好设在戴逸的宿舍楼下。对于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戴逸来说，这是从天而降的好机会。他果断在报名表上填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果然得偿所愿。录取消息传来，戴逸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忧的是他已经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完了两学年，此时放弃未免可惜，身边的亲戚友人也难以理解，认为这是“下乔木而入于幽谷”。
不过，现实的权衡也终究敌不过多年强烈的热爱。对文史的热情最终令戴逸下定决心，毅然放弃了交大的学籍，乘船北上，在北大历史系了却心中夙愿，从此走上了史学研究之路。重要抉择往往会改变人生的走向，弃工学史是戴逸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回首往事，他感慨万千，“对三十六年来走过的这条路并不后悔，甚至还庆幸当初的正确选择”。
不同于交大严谨踏实、纪律严明的校风，北大则是一所处处洋溢着民主、自由氛围的学术殿堂。在这所学术殿堂中，课程大多是选修，学生们常常跨系听课，老师上课也不点名，纪律宽松，兼容并包。北大素来有知名教授给低年级学生讲课的优良传统，戴逸也因此亲聆许多名家教诲，郑天挺的明清史、陈垣的史源学、朱光潜的美学课、向达的隋唐史等等尽收耳中，戴逸听得甚是陶醉。教授们学术功底深厚，课后与学生们亲近交流。郑天挺先生担着学校秘书长的工作，每日早出晚归，还总和学生们谈古论今，他曾借给戴逸《明元清系通纪》作为课外读物，在他的鼓励下，戴逸第一次阅读了大部头历史著作《明史》，为自己走上史学研究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最吸引戴逸的是北大的图书馆，阅览室中琳琅满目的图书令他心境豁然开朗，“很多古书，我连见都未曾一见，就这样整整齐齐全都放在北大图书馆，只等我翻开。我太高兴了，一天到晚就在图书馆泡着看书”。
但规模庞大的北大图书馆，却找不到一本具有进步色彩的书刊，甚至连一份普通的《文汇报》都没有订。学生们在图书馆无法借到想阅读的书籍，多次向校方投诉无果，只能把心爱的书籍交换阅读，久之便把书籍都存在大一学生会保管借阅。
1947年夏，戴逸将升入大二，大一学生会面临解散。戴逸当时正负责保管书籍，暑假期间他的挚友陈宗奇也来帮忙管理，并提议办个图书馆，当时的戴逸并未意识到这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决定，但他由衷地赞同这个建议。战乱纷争阻挡不了思想进步的步伐，北大学生们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进步潮流中，各种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图书馆便在这个大背景下筹备建立，以“孑民”命名，一方面是崇尚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另一方面是希望新图书馆能及时获得校方批准和资助。
为了能使更多的同学阅读到进步书籍，戴逸和大家奔走呼号，面向社会筹措资金、募捐书籍。他曾挨家挨户地登门拜访北大教授募书，说明来意后，教授们大多非常同情和支持，当即捐出大量书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戴逸等人已经从教授、学生、书店、北大老校友等处募集了一千多册书籍，其中很多是国民党当局禁止传看的进步书刊。
眼见募捐到的图书日益增多，请学校帮助解决房屋、家具和照明等问题迫在眉睫。为此，戴逸与一位田姓同学专门拜访了校长胡适，却遭到了反对，戴逸抗声争辩，不欢而散。幸而得到郑天挺和邓广铭先生的帮助，孑民图书馆才得以如愿开馆，戴逸被举荐为常务总干事兼编目股股长。孑民图书馆虽然体量不大，却为爱国民主运动期间的北大学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学生们口口相传：想看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籍，就去孑民图书馆！
由于戴逸优秀的学业成绩和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的干劲，北京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早已将他列入入党考察对象。1948年5月下旬，地下党组织派专人找戴逸谈话，决定发展他为中共党员。戴逸十分激动地表示愿意为党的崇高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
正值暑假，戴逸暂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而是回到了常熟老家。此时正在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对北大学生运动的镇压却更为严酷，制造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准备拘捕11所高校的进步学生，戴逸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通缉名单之上。
戴逸在回到北大后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带到特种刑事法庭接受当局审讯。胡适得到此消息，赶忙写了一封信保释他。得益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声望，戴逸收到了“保释在外，听候传信”的处理意见，暂时恢复了自由之身。时局危急，戴逸未敢久留，通过地下党组织迅速离开北平，准备奔赴华北解放区。
戴逸担忧因自己参加革命牵连亲人，便决定易名出行。他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解释自己的新名字，“我是‘逃’出来的，那就叫戴逸吧”。逸，表示逃离虎口，而戴逸本人身上也恰恰有一种遨游史海的超逸之气。自此，世界上少了一个青涩的学生“戴秉衡”，而多了一个革命青年“戴逸”。在华北解放区，戴逸开启了读史修史的学术生涯。
1948年，戴逸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与众多热血青年一起学习革命知识。戴逸感觉自己仿佛一滴水汇入了革命的磅礴浪潮中，深深地被恢宏壮丽的革命运动所感染，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激情涌动。
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老师是著名党史专家胡华，他以历史学家的敏锐洞察力，深刻地分析着党的诞生、成长——历经挫折却不断发展壮大的伟大历程。从未学过中共党史的戴逸宛若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从此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培训结束后，戴逸在分配工作的志愿表上毫不犹豫地填写下“历史研究”四个字，并幸运地被分配到胡华所领导的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
作为胡华的助手，戴逸学到了丰富的革命史知识，阅读了大量的革命史文献和马列文章。北平解放后，华北大学搬到刚解放不久的北平，第二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在革命史组的工作中，戴逸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在逐步深入的学习过程中，他更加深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去发现历史规律、分析历史进程、解释历史发展，从而以史为鉴、指导现实。胡华经常和戴逸谈论写作问题，他很欣赏戴逸的才华，鼓励他选择一个研究题目试着写作。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新解放区的一些群众不了解抗战的真相，刚好戴逸读到了一篇通俗易懂的解放战争史，他联想起幼年时读过的演义小人书，萌生出写一本通俗的抗日战争史演义的想法，“当年废寝忘食地阅读史料、用心构思、伏案写作、推敲文字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两年后，25岁的戴逸以王金穆为笔名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虽然戴逸自认为这本书“幼稚、浅陋、平庸”，但这本普及型读物填补了民众知识的空白，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广泛欢迎。
1952年，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蓬勃发展，革命史组一分为二，戴逸被调往中国近代史组，担任近代史教学的任务。戴逸回忆道，“当时的历史界有个毛病，就是厚古薄今，老师们喜欢讲春秋战国，好像到汉代以后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当时几乎没有老师做近代史研究，学校把我调过去填补空缺”。
研究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的学者很少，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书籍更是寥寥无几。面对教学科研任务中的重重困难，戴逸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摸索前进。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他积累了系统的理论知识，萌发了编纂中国近代史著作的想法。于是从1956年起，戴逸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着手写作《中国近代史稿》。写作既如绣花又如拔河，需要兼顾细致的耐心和坚定的意志，戴逸花了两年的时间从鸦片战争写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共计40万字，但这也只完成了全书的四分之一。
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结构严谨、论证缜密，厘清了中国近代史的整体逻辑，被当时的学者们评价为“一本流行很广的好书”，也成了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作为学术新秀，戴逸参加了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的工作，又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近代史专业组的组长，行政工作十分忙碌，但在他的坚持下，《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卷的写作到1964年基本完成了。
第二卷正待出版，戴逸便开始着手第三卷的写作工作，但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海瑞是清官，戴逸曾以星宇为笔名执笔写过一篇名为《论“清官”》的文章，该文章被批判涉嫌为清官辩护，是调和主义、折中主义的毒草。因此，戴逸被打成“黑帮分子”，监督劳动，关进牛棚。后来，他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过了好几年的“猪倌”生活，与书本绝缘。但繁重的劳作和清贫的生活并没有打垮戴逸的意志，在艰苦的岁月中，他始终坚信“守得云开见月明”。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易代修史是中国社会流传千古的史学传统。
“清朝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对当今中国的影响最为密切，我们要了解现在中国的问题，必须彻底了解清朝的历史。”戴逸认为，“清朝灭亡以后，民国曾经修过一部《清史稿》。但因为都是清代遗老遗少所写，他们站在清朝立场上，歌颂清朝，反对革命，把国民党叫作‘乱党’，甚至史书里都不提孙中山。所以，《清史稿》在民国时期一直被当作禁书”。
早在195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就提出要编纂两套历史书的设想，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二是清朝历史。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总理专门找吴晗谈过清史编纂事宜。因为戴逸研究的近代史属于晚清史，所以吴晗特意征询了戴逸的意见，两人一起畅谈了许多清史研究的想法。遗憾的是，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使得清史纂修工作被迫搁浅。
1965年秋，清史纂修第三次被提上日程。中宣部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领导，戴逸名列七位委员之一。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修史计划再一次搁浅，但清史研究仍久久萦绕于戴逸心中。学校被迫停办后，原中国历史教研室的教师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郭影秋再次向中央提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戴逸也成了北师大清史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终于得以成立，戴逸担任所长。当时，举国上下正在改革之初，《清史》纂修条件尚不成熟。戴逸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社会上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清史著作，漫漫史卷，两百多年光阴，直接着手纂修大型清史未免陷入没有抓手的困境。于是，戴逸向郭影秋副校长提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梳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就这样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
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史册，戴逸发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沉下心来，一步步、有条不紊地进行资料收集整理考证等工作，花了七年时间。戴逸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系统阐述了清朝历史，完成了70多万字的《简明清史》，这也成为研究清史的权威性著作，是戴逸的又一部代表作。年过花甲的戴逸仍旧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专注于清代边疆开发和乾隆时代的研究，相继推出《乾隆帝及其时代》《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重要著作。
清史纂修三起三落，几经波折，戴逸在清史领域钻研半生，早已华发满头，但依然系心于推进清史编纂的进程，在杂志上撰文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2002年，清史纂修方案终获国家批准，耄耋之年的戴逸坚守着作为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再次披挂上阵，出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编纂清史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600年以来，中国易代修史仅四次：朱元璋下令修元史；顺治帝下令修明史；袁世凯下令修《清史稿》；第四次就是21世纪启动的清史纂修工程。数十年准备，终到落实之时，戴逸深感任重道远、责任重大，“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方面因为圆了多年的梦而高兴；另一方面内心又充满了忧惧，担心事情干不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后代”。
担起重任后，戴逸首先调整了作息时间，几乎每天都前往办公楼坐班、召集会议、安排前期工作，在统筹推进总体设计的同时开展多个项目。即使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作为清史编纂的领头人，他仍常常因为担心项目的质量和进度而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与戴逸以往的著作不同，《清史》的封面上看不到“戴逸著”的字样。21世纪以后，戴逸停笔不写，而是扛起《清史》主编的使命职责，他为修史“大我”舍弃“小我”，肩负起几代史学家的郑重托付，承担起修史的历史重任。作为接续传统“二十四史”的第二十五史，《清史》工程浩大，卷帙浩繁，除了3 000多万字的主体工程，还包括三类基础工程：国内档案整理、国内文献整理、国外档案文献整理。根据时代背景的需要，修史的体例、史观等都需具备创新性，《清史》纂修的创新之处或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具有世界眼光、做好档案基础工程、创新编纂体例、创新史观、采用白话文修史及学者修史。2018年2月，《清史》三稿基本完成，这部由国内2 000多名清史学者共同完成的百卷巨著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审阅阶段，圆满完成编纂任务。编纂工作虽已完结，而戴逸与清史的缘分却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绝，历久弥新，愈久弥醇。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修史者秉笔直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在历史的帷幕后叙述着辉煌的文明。他们史心清透，史德温润，因此散发着令后人敬仰的亮光。戴逸的学术之路并非坦途，经过多年的艰辛求索，他探索出自己独特的治学之道。
戴逸将治学概括为勤、苦、乐、迷四个境界，四个境界贯通串联，互相成就，筑成通向大家之路。
做学问没有捷径，勤字是立根之本。戴逸总结做学问的四勤：眼勤、耳勤、手勤、腿勤。眼勤，要多看书；耳勤，要多听老师的教诲、同学的讨论和各种意见建议；手勤，要勤于记笔记、写文章；腿勤，要勤于跑图书馆，勤于查阅各种资料，参加各种学习活动。唯有勤奋刻苦，才能做大学问。
治学第二境界为苦。戴逸曾感慨：“治学是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坐在用‘苦’字做成的船上，才能到达‘乐’的彼岸。”在读书遇到困难之时，要忍得住苦闷焦虑，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忍得艰苦，方有成就。而苦与乐相辅相成，读书苦中有乐，苦尽甘来，乐在其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从书本破解疑惑，豁然开朗后，精神的满足与愉悦是难以与外人道的。
治学的最后一个境界是迷，乐到极处，自然入迷。迷是一种强烈深厚的感情，要喜爱自己的专业达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程度，任何力量都不能将自己与书籍分开，这是成才的重要条件。从勤到苦，从乐到迷，而入迷之后自会更加勤奋执着，这又回到勤字，四个境界贯穿循环，螺旋上升，不断提升治学的境界，通往成功之路。
戴逸自年少起坚持不懈地阅读史书，忍得住治学的困苦，耐得住求学的寂寞，在书中与古今中外的伟人促膝长谈，自得其乐，忘却自我，其治学情状，正是勤、苦、乐、迷这四个境界循环往复的必然结果。“立志高远，贵在坚持”便是戴逸治学经验的毕生总结。
除了戴逸本人归纳的治学四境界之外，他还曾对历史学家提出“四要”，即四项要求。戴逸解释道：“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一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用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
治学四境界和治学四要对后辈历史学家们启迪颇多，戴逸以此严格要求自己，治学严谨，方成为一代博专并举的清史大家。一方面，戴逸旧学深厚，少时阅读的大量经史子集为其积累了坚实的文史哲功底，同时戴逸又不同于长年待在书斋中的“学究派”，而更像一名“革命战士”。戴逸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探寻历史规律，其治学过程和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理论适应时代，实践检验真知。另一方面，戴逸的学识非常渊博，从革命史到近代史再到清史，治学过程逆向回溯，贯穿几百年。正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任总编辑王俊义所说：“戴逸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的贯通：一是纵向的前后通，按史学界通行的划分，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归两端，之前为古代史，之后为近代史，以往是两批人分头搞，戴老师则前后都搞。二是从横向左右通，他编撰《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国际18世纪研究会原主席约翰·施洛巴赫称“戴逸教授主编九卷本《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这个著作定将为这个时期的研究奠定基础”，由此可窥戴逸深厚学术造诣之一斑。
铁狮子胡同内，清史研究所后的一栋红砖瓦房里，戴逸在此居住了半个多世纪。“华发隳颠，而犹弗舍。”历史在戴逸身上留下痕迹的同时，他也用纸笔无声诉说着历史的变迁。
戴逸毕生寄情清史，正如他笔下的那句：“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但当人们用“清史泰斗”尊称戴逸时，他却连连摆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个修史的。”
虽为大家，但戴逸一贯谦逊，他待人宽厚，平易近人。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们开会时，虽有时会意见不合，但整体气氛非常轻松和谐。戴逸有几次提出一个想法，副主任们纷纷反对，戴逸面对争议也并不生气，而是始终坚持学术民主，鼓励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他当时不接受反对意见，但思考一两天还会说“你们这个主意还是比我的好”。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写道：“与先生受教论学，如书院中师生之间坐而论道，切磋辩难，洵洵有古风焉。这才是令弟子终生难以忘怀、时刻铭记在心的求学体验。”每次有新著面世，戴逸还会为后辈亲笔题书，并工整盖上赠书印章，以示尊重，表现了一位慈祥老人关怀后辈的拳拳之心。正是因为戴逸亲善和蔼的人格魅力，以宽广的胸怀兼容多样意见，清史编纂委员会温馨和谐的氛围得以存续至今。
除此之外，令人钦佩的还有戴逸炽热的家国情怀。戴逸有着高度的“经世”情怀，在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政治敏感性。
正如戴逸在北大读书期间就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一样，他不将自己局限于一方书斋，不同意“史料即史学”，而是主张学有所用，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看待历史，他认为“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鉴古而知今，史学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观察自己和社会，这样才能够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但戴逸同时也强调，“史学不是对策学，任何以现实需要为借口随意剪裁历史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20世纪60年代之时，珍宝岛事件发生不久，戴逸以中俄尼布楚条约为课题，在写作之时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以冷静客观的立场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为中苏谈判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也开了研究清朝边疆史的先河，填补了学术空白。“南海仲裁案”发生之时，戴逸特别嘱咐在《清史·边政志》中设海洋篇，要把清代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历史讲清楚。戴逸对清政府的边疆治理问题格外重视，多次叮嘱专家有关边界条约签订史实的叙述一定要准确，反映了他对国家领土主权的强烈关注。
20世纪80年代戴逸就提出应建立“避暑山庄学”，体现了其对皇家园林保护修复问题的思考。戴逸的著作《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从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的角度探讨清代皇家园林的价值，《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亦列有“北京城市建设”专章，细致梳理京城“三山五园”兴建的历史脉络。30多年后，北京的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开始意识到，应从古都整体保护的角度对皇家园林进行修复和整治，并逐渐付诸行动。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戴逸又敏锐地意识到情势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撰写了《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一文，一方面肯定了清廷西部开发的举措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注意到清朝无补偿地开发导致森林消失、牧场萎缩、水土流失等问题，颇有先见之明。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如今96岁高龄的戴逸依然住在初心起航的张自忠路平房内，他用一生的执着坚守编撰《清史》的史学追求，用一生的无私胸怀“国之大者”，用一生的心血支撑起人们对他的称誉——清史泰斗，史学重镇。
（执笔人：阴志璟 禹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