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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人类学家邓巴的《社群的进化》（
How Many Friends does One Person Need?
）一书中对人类社会性演化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邓巴是“邓巴数”的提出者，他注意到人群规模存在5人、15人、50人、150人、500人、1 500人等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之间大约有3倍数的规律，即3倍律，这个规律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究其原因，与人类处理社会交往信息的能力相关，交往频率越高、质量越高，人群的规模就越小。社会性的发展会影响到人类的夫妻关系、家庭规模、语言形成，如此等等。在邓巴眼中，社会性的发展似乎是人类演化的根本特征。这样的认识倒是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人的属性可以分为自然性与社会性，其中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的确，回顾人类的历史，人类几乎所有的成就都是社会的产物。如果让一个人从小脱离社会，孤身生活在自然之中，那这个人是很难存活下来的。即便能够生存，也可能像“狼孩”一样，因为长期跟狼生活在一起，失去了人的能力——文化。
考古学者在考察人类演化的时候，考察的基本对象之一就是文化，我们把文化看作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特征。当然，动物行为学研究在挑战这个论断，比如乌鸦也会制造工具，黑猩猩也有复杂的社会交流，僧帽猴甚至能够打制“石器”。文化是人类在身体之外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在身体之外解决问题的行为都称为文化。人类的文化有特殊的结构，它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换句话说，人类利用文化从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一是向外求或曰向自然求，比如通过技术发明与革新，利用从前难以利用的自然资源，石器技术的变革、植物栽培、动物驯化都属于这个方面的发展。二是向社会求（就是这里说的社会性），即通过社会组织的变革来解决问题，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我们对此应该有非常切身的体会，历史上也是如此，许多时候人类面临的不是生存的问题，而是分配的问题。三是向内求，这是人精神性的方面，精神性构成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由此改变自己，改变世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结构，人类文化才具有其他物种难以企及的复杂性与效率，人类才能脱颖而出，建立了近乎绝对的适应优势——只有自己才能毁灭自己的优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是人类三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一。当然，有人可能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比如可以把人类文化也视为社会性的产物。但是，我们在研究人类演化的时候，文化无疑是一个更合适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上三个层面来考察文化，尤其重要的是，它能够与经验材料联系起来。相较而言，文化是比社会性更抽象的概念，更能概括人类的特殊性。在文化的范畴内理解社会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角度。
社会是人的需要，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人类的猿科祖先就过着相当社会化的生活，这一点从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近亲黑猩猩中也能观察到。当然，不是所有的猿科动物都热爱社会生活，生活在苏门答腊丛林中的猩猩就比较孤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偏好社会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的确，人类祖先要在热带稀树草原上生存下来，社会协作无疑是非常有效的途径。今天我们还能从生活在类似环境中的灵长类动物如狒狒身上看到我们祖先的影子，当狒狒群体穿越开阔地环境的时候，周围都有雄性青壮年个体担负保护职能。有意思的是，人类祖先既然已经掌握了工具的使用技能，为什么还会继续朝社会化方向发展呢？是不是有过度装备之嫌？这可能与两个原因有关：一个原因是，早期人类的工具十分简单，发展也很缓慢，由此赋予人类的生存优势有限。一直到一两百万年前，人类工具行为的最高成就也就是打制最简单的石片而已，之后才开始有了成型的大型砍砸工具。另一个原因是，人类祖先就是过着社会化生活的，这是人类继承的遗产。
把社会能力与工具能力结合起来，会产生如虎添翼的效果。人类演化就在这两条道路上展开，相互推进，相互交融。工具技术的进步是明显的，仅从石器上看，克拉克（Clark）就归纳过五个模式 [1] ，从中能够看到人类选择的石料品质越来越精良，对石刃的利用也越来越充分。石器不仅可以直接使用，还可以用来加工竹木骨角等材料，更有意义的是，石器可以与这些有机材料结合起来形成复合工具，比如带柄的石刀、用于投掷的标枪、可用于远程射杀的弓箭等。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是用火，目前的考古证据把火的使用历史推到了上百万年前，不过控制用火（即能够维持火种）的历史可能要晚得多。火的力量毋庸多言，它能够烤制食物，给人温暖、安全、光明，还能帮助人开辟林地。民族志中的澳洲土著经常烧地，小规模地烧，就像给大地打扫卫生一样。所有这些成就又都是社会的产物，技术的进步是积累性的，需要不同人的贡献；石料的来源地或远或近，需要有人能够提供相关的信息；用火更是促进了社会化的发展，火可以分享，而不损害分享者的利益（不像食物、土地），分享火种可以拉近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人类在这两条并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结合在距今7万年前后结出了硕果，那就是人类开始运用外物来拓展社会关系，物质表现形式是艺术品。从前人与人的交往需要面对面进行，就像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相互梳理对方的毛发。而今有了外物的协助，即使不见面，也可以进行社会交往。某件物品就能代表某人或某一群人，外物有了信息传递的作用，表达从具体到抽象，进而形成符号，最后产生了我们熟知的文字。有了外物的帮助，人类不仅可以更有效地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从认识几十人到认识数百人，更重要的是，可以更有效地积累知识、传递知识，自然也有利于学习知识。文化的发展也伴随着人类大脑的演化，自从人类能够直立行走，后续的人类体质演化基本都体现在大脑上。人类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创造性。至今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两种能力本来就已很突出了，两者结合居然又产生出更强大的能力。这样的演化是由外在环境还是人类自身推动的？距今7万年前后，人类已经走出非洲，开始出现适应辐射，没有物种能够与人类竞争了，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解释，即人类扩散的需要导致了新的发展。除此之外，似乎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DNA考古研究告诉我们，距今一二十万年前人类曾经濒临灭绝
，后来挺过来了，两种能力结合所产生的硕果或可以溯源于此，即生存压力所致。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惊奇于有些人，能够不为利所诱、不为武力所屈服，明明知道必死，但仍然一往无前。这很难用生物学的法则来解释，我们称之为信仰。信仰是精神生活的内核，信仰一定程度上能够让人超越肉体的限制。人类的演化似乎不再满足于物质层面的能力，而是开始超越这一层面，形成精神领域。精神，或称意识形态，是人类能力新的丰碑。这种能力产生的考古证据至少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此时文化有了爆发性的改变，如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雕塑，都清晰地显示了精神信仰的存在。人的身体、动物的头颅，人与动物融为一体，人仿佛有了动物的力量。精神的发展是一个更不思议的成就。距今4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可以确知完全没有其他物种甚至是气候事件能够威胁人类的生存，但是此时偏偏诞生了人类生存的又一利器——精神。有了它，人类就敢深入不毛之地；有了它，人类就敢登上高峰。有了它，不论是工具能力还是社会能力，都有了新的飞跃，因为有的人开始树立理想，要探索世界存在背后的真理，要改变社会现状，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人类为什么要演化出如此卓越的能力？这是现实所需还是发展的必然？从前者的角度来说，精神生活似乎是为了协调社会关系或矛盾。广义上，文化本身就是社会性的，精神作为文化的高层组成部分，确实要有服务社会的目的，历史时期宗教的形成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史前时代，也有一些关系与矛盾需要协调，但是，除了与社会相关的，还有人与自然的，以及人本身的——人之存在的意义。史前时代的精神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包含了我们当代所有学科的萌芽。相较而言，历史时期形成的宗教似乎更侧重于协调社会关系与矛盾。如果从发展的必然的角度来说，精神应该可以说是物质符号化的延伸。史前人类有了“艺术品”之后，其实就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虚拟的、存在于人的思维中的世界。后来更加复杂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宗教，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的。人的世界包括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一实一虚，相互推动。我们考察当代世界时，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结构。实践的成本是高昂的，在虚拟的世界（理论的）先进行一些推演，有助于提高探索世界的效率。如此说来，人类的演化仍然是在工具与社会两条道路上进行，只不过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了新的结合体——精神。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人类演化的另一个结果：社会等级。它是人类社会演化的副产品吗？还是说它就像精神一样，是发展的必然？社会等级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但却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考古学探索的核心问题之一。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人类早期是奉行平均主义的。不是说不存在平均主义，而是说需要对平均主义加以解释。人类的灵长类祖先并不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要实现平均主义，他们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要去抑制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欲望。也就是说，平均主义也是一种等级，一种反向的等级。考古学者海登（Hayden）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资源变化不定，生存风险高，此时抑制等级是有利于人类生存的 [2] 。这种说法倒是很贴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但是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似乎像是脱缰的野马，在社会等级分化的道路上走向了极致，有些人生而优越，极端的等级社会似乎与农业社会关系密切。进入工商业时代之后，社会等级意识又开始淡化。这也说明，社会等级的演化，或强或弱，并不是单向发展的，而是与人类的社会生产密切联系的。
有趣的是，不同的社会在历史进程中侧重的文化能力有所不同。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大抵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此时世界上有三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希腊半岛及其周边海岛，空间狭小、多山，部分资源如林木、矿产分布不均。但这里海上交通便利，人们兼营农业、畜牧与手工，政治上是城邦林立。古希腊文明以商贸、科学（或称哲学，科学的前身）而闻名。在当时的自然与社会背景下，古希腊人更侧重于向外求，通过商贸、殖民以及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印度的轴心时代以贡献了佛教而闻名于世，当时的印度人选择了向内求，通过宗教来解决问题。佛教的基本旨意是改造人的精神世界，从而超越外在世界对人的束缚。而中国当时兴起了儒家思想，孔夫子及其弟子们更多从社会层面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强调规范的社会等级秩序、社会道德。孔夫子对鬼神似乎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所以并未多加讨论。对于商贸，中国历代对商人的抑制都很厉害。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很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外求的欲望非常有限。三个文明的侧重点存在鲜明的差别，表现出轴心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
历史的选择在当时或许是一种必然，最终的影响极为深远。儒家思想以社会性为中心，在处理社会关系上走向了极致。这是一种务实的策略，相对而言，在向外求与向内求上存在不足。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它对现实的超越，它在概念与思辨上的发展，弥补了中国文明的不足。至于近世，中国更大规模地引入西方文明——以古希腊文明为基础的侧重于向外求的文明。不同文明各有所长，本应取长补短。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出现两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正是因为中国文化能力上存在偏重。能够取长补短、不断学习，正是中国文明能够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以社会性为中心的发展带给中国世所罕有的社会整合程度。而古希腊文明以及以它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则一直没有完成民族融合，欧洲至今还是四分五裂，族群纷争不断。印度历史上几乎很少有统一的时候，范围大一点的政权往往都是外来人群强加的，如莫卧儿帝国。即便是现在的印度，也是大英帝国长期殖民的产物。中国文明在社会整合方面似乎是一枝独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当然，代价也不小，宋元、明清之间，不少领域都在走回头路。如今的中国，融合东西，贯通古今，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明。
社会发展仅仅依凭社会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合适的精神引领，失去精神引领的社会性，可能只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勾结、各种权力的斗争，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与长远的稳定。没有外求能力的社会性，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会陷入发展的停滞或者固定的发展循环之中。社会性本身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成功的社会整合会使社会规模更大、更复杂，还会有更强的行动力；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尤其是在失去精神引领或缺乏外求能力的情况下，社会整合的消耗会更大，这反过来会对社会造成破坏。对于一个人类社会群体而言，其不论社会组织形式如何，都需要将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进来，很难说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最佳方案，但是理论上，通过动态的调整，是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实现最佳的。历史与现实都提供了很多借鉴，如当代西方社会在社会整合上遇到了不小的困难，种族、移民、宗教、阶级、党派等社会利益关系纠缠在一起，短时间内还看不到解决的可能。
回到个体层面，讨论这三种能力也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人类历史与现实社会很大程度上是由三类人驱动的：一类是积极外求的人，如各种能工巧匠、科技人才、工商巨子，他们把人的能力无限延伸；一类是向社会求的人，历朝历代都不乏这样的治世能臣、贤明帝王，或者一代枭雄，他们努力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矛盾；还有一类向内求的人，他们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也是思想文化的传承者，如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以及后世众多的思想家，他们就像是催化剂，既可以催生诸如科学这样的能力，也可以推动社会本身的变革。与之相应，形成了当代学术的三大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无所不能的人是不存在的，但是平衡发展却是人生的需要，至少需要去了解向外求、向社会求、向内求这三个方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外物的丰足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个人可以独立地生存于世，以为人只要有了丰裕的物质就可以无忧无虑。但是，频发的抑郁症以及焦虑的普遍存在告诉我们，人不是这样生活的，人需要在外物、社会与自身精神世界之间保持平衡。这是人经过数以百万年的演化形成的能力，人也由此产生了相应的依赖，脱离就会产生心理失衡，出现健康问题。
[1] 参见Grahame Clark, World Pre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 , 3rd e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 参见B. Hayden,“Nimrods, Piscators, Pluckers, and Planters: The Emergence of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9(1990): 3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