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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从这样一个看起来大而无当的题目开始呢？这跟考古学有什么关系呢？考古学表面上研究的是物质遗存，实际上是要研究人，是通过物来研究人。物质遗存是零碎的，人的世界是完整的，就像拼图游戏一样，我们必须知道完整的图形是什么样的，才可能顺利地将图拼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学首先要理解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可能如同盲人摸象，摸到大腿就说大象像柱子，摸到耳朵就说大象像扇子。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对于考古学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能不重视，不能不思考。人的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问题，需要宏观地考察。需要指出的是，宏观不是微观之和，宏观是不同于微观的考察角度，它能够获得微观所不能发现的性质与问题。宏观考察针对的是考古学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具体问题的研究理论或方法。了解这些，可以帮助我们明确思考人的世界的价值所在。
欣赏《黑客帝国》《盗梦空间》等电影的一代人，对于真实的世界总会有几分怀疑。《黑客帝国》的英文名是“The Matrix”，可直译为“体系”。所有的真实都存在于一定的知识体系之中，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同样存在于一定的体系之中，我们喜欢把这个体系称为科学。狩猎采集时代流行万物有灵论，猎人认为自己与动物的身体能够互换，他们模仿动物、体验动物，如此真实，以至于连被狩猎的动物都不能准确分辨。他们的认识是真实的，他们的体验是真实的，而不是如我们认识的那样虚幻。真实有不同的层次，我狠狠掐了自己一下，疼痛让我意识到我不是在做梦。但是在现实面前，我们会发现自己看到的可能是假象，或者表象，真实在其背后，藏在更深的地方。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真实。如若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终结，恐怕还是一种狂想，是另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变形。人的探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知识体系都有其前提，都有其局限。科学时代人类遇到或制造出来的问题层出不穷，其严重程度似乎不输于狩猎采集时代。正如《三体》的作者刘慈欣所言：毁灭人类的不是弱小和无知，而是傲慢。现在是我们放弃认识论上的傲慢的时候了。
我曾做过一个梦，梦里自己有可以无限支配的金钱，但又发现自己消费有限，周围环境不佳，又有什么好消费的呢？我想或许可以用这些钱来改造世界，我把钱投资到希望改变的领域中，给希望改变的人进行投资……谁也不会注意改变一切的力量来源——金钱，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叫作资本。每个人都像风筝一样，好像在自由飞翔，但其实背后都有一根线在牵着，资本就是这根线。不管目的是什么，是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还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抑或是赚取利润，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人的世界是为资本所操纵的。我们会听到资本的声音，因为资本可以控制媒体，资本还可以控制人的认知模式——（资本）自由主义。就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刚在美国暴发时一样，主政者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资本的利益，必须保护股市，让民众在自由的“奶头乐”中沉醉。一切看起来都像是行动者自由的选择，但其实背后都是资本的力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把握住资本，似乎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人不过是资本操纵下的木偶。知识精英以为自己在为自由呐喊，其实只不过是做了资本的传声筒。
《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的作者道金斯（Dawkins）认为，人不过是基因的载具而已
，他在生物学意义上看穿了人的本质。基因总是寻找最能传递自身的载体，有更多、更好、更稳定的资源供给，就可能有更多的后代，基因就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扩散。优势的基因（表现形式为拥有资源）会有更多的遗传机会，不管它属于谁，情况都是如此，真正在背后运作的是基因。就一个生命个体而言，完成了基因传递之后，身体机能就会逐渐衰退。总之，一切人的行为似乎都是为基因所左右的。
在科学兴起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基因，人们相信神。有的地方的人只相信一个神，有的相信许多神。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包括人之生死、命运沉浮。人的世界似乎是为一种冥冥的力量所支配，它可以让高山倾倒，让河流泛滥；万物为刍狗，为这种力量所摆弄。人应该做的就是顺从神的安排，向它祈祷，祈求它的怜悯，为此，要祭祀它，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它。人为什么愿意相信有神呢？因为人要面对太多不确定的事情，神是确定性的象征。有了它，人至少能够心安些，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在生活中往往表现得比较平静。近代科学兴起后，许多看起来神秘的事情都有了科学的解释，人们不再把彗星与吉凶联系在一起，所有的自然现象似乎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科学给人以确定性，尤其是科学与技术相结合，产生了惊天动地的伟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人类信仰科学，科学无所不能，它拥有确定性。科学揭示世界的规律，发现现象背后的真理。支配人的世界的是规律与真理，掌握了它们，人们就可以避免灾难，就可以克服困难。科学规律与真理成了神的代名词。在学术研究上，我们也是在竭力寻找规律与真理，将之视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物理与化学的世界可以直接通过实验进行检验，生物的世界有了时间因素，于是就有了历史检验的说法。总之，人仍然像是木偶，只不过其背后牵线的主宰在不断更换。
然而，这真的是人的世界吗？回顾史前史，我们知道人生活在自己不断改造的世界中。至少在50万年前人类就开始用火，火是人改造世界的利器。人们经常生火焚烧土地，把丛林变成草地，把枯枝败叶与生活垃圾变成肥料，把有害的物种赶走或者消灭。即便是在人们依赖狩猎采集为生的荒野地带，貌似自然的景观也早已被人类用火“耕种”过许多次。我们通常把狩猎采集看作人类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并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每到一地，砍伐树木，修建住所，留下食物垃圾，其中有经常食用的植物的种子（果核）。砍伐后的空地有了阳光，垃圾可用作肥料，于是有利于人们采集的植物越来越多。考古学家波利迪斯（Politis）称之为“流动的生产”，经过千百年的反复利用，一个地方的自然景观就会被人类改变 [1] 。狩猎采集者尚且如此，农业群体就更不用说了，为了开垦耕地，人们焚烧树木，排干沼泽，驯化动植物。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其实都是人工改造的产物。至于说工商业社会，改造的力度更是前所未有，排山倒海，四季不分，昼夜颠倒，人似乎有意要颠覆自然的秩序，人似乎更喜欢生活在由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人之所以能改造世界，是因为人可以利用科学，并发现了规律，利用了规律。人的认知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代代相传，同时每一代又有新的贡献。科学技术的伟力对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生的中国人来说，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在笔者小时候，偏远乡村的生活跟几千年前相比，变化还很有限。然而就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里，日月换新天，先是通电，有了电灯，然后有了机器，再后来就是各种生活电器、交通机械，如今更是已进入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所有这些技术发明都立足于各种科学原理之上，这些发现又是过去几百年来知识的积累。我们看到知识积累是个加速的过程，回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每增加一点知识往往都需要几十万年。直到四五万年前开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才开始认识到投射工具（如标枪投射器、弓）的作用，开始利用罗网这样的编织物来捕猎或捕捞。轴心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印度的佛教起源时期）之前，人类的知识一直是以经验积累为主的，但自此开始，人类的抽象知识显著增加，人类开始探索经验背后深层的原理。又经过两千多年，西方率先开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世界是发现的世界，是人掌握与利用其规律的世界。
人生活在自己改造的世界中，人生活在自己认识与利用的世界中，人更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人类自从有了语言，就开始赋予事物特定的意义，这种意义需要足够稳定，从而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利用，达成交流的目的。这就意味着人的世界是象征的，同时是历史的。在人的生活实践中，人不断赋予周围的世界意义，意义由此渗透到事物中，人由此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中，这些意义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的生活实践。一个稳定的社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会形成自身独特的意义体系，也就是我们日常语言中所说的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文化连续发展的地区，尽管朝代时有更迭，人群不断迁徙扩散，但是总的文化根脉不曾中断。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说法，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的文化根脉之所以没有断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语言。近现代中国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文化精英阶层信心尽失，曾想放弃汉字，幸而他们没有成功。中国文化的连续发展至少有5 000年的历史，而我更愿意将其延伸至农业起源之时，因为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中国文化的前身。这些悠久的意义不仅渗透到中国的三山五岳中，而且渗透到从日月星辰到一草一木的广阔世界中。这是一个诸子百家、两汉文赋、唐诗宋词等歌咏过的世界，这是一个由无数历史经验积淀的世界。这片河山不仅仅是我们的栖身之所，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人的世界是辩证的。人改造、认识与创造自己的世界，同时又为这个世界所制约。人创造了国家，也受到国家的约束。人制造石器，取代利齿、肌肉以及复杂的肠胃，于是人的身体更加纤细，更依赖工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集通信、支付、娱乐，甚至工作平台于一身，使我们须臾不能离开它，它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但同时也成为我们最想扔掉的东西。未来将是人工智能的时代，汽车将可以自动驾驶，许多事情都可以由机器人来完成，有些人已经开始担心它将是人类的敌人。所有这些由人创造的东西都可以归为文化。人类开始依赖外物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人依赖文化，文化也制约人，人其实一直都在与自己创造的东西做斗争！有时是技术，有时是制度，有时是精神。
然而，人似乎一直都在抗争，有人诅咒各种科技的发展。面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太多的人是无可奈何的，有人选择隐居，希望回归更加简单的物质与社会生活，从而保持内心的宁静。但是，无论怎么选择，人都无法脱离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的基本属性。如果摆脱了它，人就回到了像黑猩猩那样的状态，我想没有人愿意这样。人的世界是辩证的，人创造文化，依赖文化，又为文化所制约。这是人所面临的基本现实，这就是人的境况。如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则各有不同，面对现实的状况，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国古人讲要审时度势，“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成都武侯祠的一副对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中国人熟知的成语。它们都说明了一点，即辩证关系是复杂的，它不是简单的折中，不是捣糨糊，处理好辩证关系需要智慧。世界的奥秘就在这里，人生的趣味也正在于此。
人的世界是辩证的，不仅因为这个世界的形成过程如此，还因为人的认识过程也是如此，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导致我们在看待人的世界这个问题时处在多重的辩证关系之中。所有人的认识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关联之中，都是特定情境下的表达。与此同时，我们的认识对象也正在发生改变。有趣的是，科学研究强调客观、真理等超越历史的存在。因为古今基本一致，所以当我们研究自然界时，历史并不成为问题。然而，当我们研究人类社会本身时，问题就来了。认识人的世界需要历史关联，包括跟正在不断成为历史的现实之间的关联。
回到考古学研究上来，我们该如何开展研究呢？我们经常说考古学要透物见人，就是要通过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的世界。但是，人的世界是自然与文化双重的存在，一方面是规律、结构与机制，另一方面是文化意义、能动性与历史，两者是高度融合的。单独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不合适的，忽视前者，人之过去就成了玄怪志异；忽视后者，人之过去则成了机械工厂。我们需要有辩证的方法或视角。具体到当下的情境中，中国考古学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应该说，两个方面的挑战都存在，玄怪志异式的研究时不时会露头。不过，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把人的世界看作机械的，这样的世界是决定论式的，人仿佛是被某种东西操纵的木偶；这样的世界没有历史，或者说把历史看作无足轻重的，也没有能动性与文化意义。研究者从自己相信的前提出发（如经济学上的“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发展出一套又一套解释的理论，最后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说自话。这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历史学本身也丧失了作为一种方法的独立性，不能提供一种独特的理解世界的眼光。走出乌托邦，走出机械工厂，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出路，也是考古学的出路。
[1] 参见G. G. Politis,“Moving to Produce: Nukak Mobility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mazonia,” World Archaeology 27（1996）: 49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