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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成为人，首先要知道人是何物，人是怎么来的。在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之前，对人类起源与人类特性的认识基本都来自神话传说或者宗教教义。17世纪时，红衣主教乌舍尔（Ussher）根据《圣经》中的记载，计算出世界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中午，这似乎是那个时代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年代探索的巅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许多文化，如古希腊、古埃及、亚述、巴比伦以及古代中美洲文化，都认为人类有数以万年的久远历史，但这些认识都没有立足于实物材料。
1669年，丹麦博物学家尼古拉斯·斯坦诺（Nicolaus Steno）绘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地质剖面图，认识到它所代表的沉积过程与地层叠压关系，即晚期的地层应该位于早期的地层之上。1797年，英国人约翰·弗里尔（John Frere）在萨福克郡的一家砖厂采土的地方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手斧以及绝灭动物的化石，他认为这些石头是人工制品，并将其归属于一个“绝对非常遥远的时代，甚至是在现在这个世界诞生之前”。但他的成果发表后几十年都无人问津。其后还有一些重要的发现，随着地质学与进化论思想的发展，最终在法国确定了人类古老年代的里程碑。提供这个最后证据的人是法国的一位海关官员德佩斯（de Perthes），19世纪中叶他在阿布维利（Abbeville）地区发掘了一处旷野遗址，证明了石器与猛犸象、披毛犀出土于同一层位。1859年，数位杰出的英国学者访问了阿布维利遗址，此举促使官方接受这个遗址的真实性，同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人类不再被认为是神的创造物，而是长期生物演化的结果。把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落实在实物证据上，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旧石器考古——完成了一锤定音的确认。在这个确认的过程中，考古学结合了地质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成果，同时受到了启蒙主义思想的推动
。
认识人的由来是第一步，下一步需要回答：人与动物究竟有何区别？人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在大自然演化的舞台上，为什么人类能够崛起？我们可以从问题解决机制入手来回答这些问题。人类在面对危机挑战的时候，首先还是会像其他动物一样，通过改变行为、通过生理反应等途径来应对，但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类更多地依赖文化（部分学者认为有些动物也有一定的文化）。这里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包括向外求，通过技术改造外在世界；也包括向社会求，通过社会组织的变化来解决问题；还包括向内求，通过精神的强化来克服或消解困难。人类文化的演变过程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与人类能力的成长密切相关。具体地说，它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是石器技术的出现，第二个是语言能力的形成，第三个是艺术的起源。
与动物相比，人类拥有一项特别突出的技能，就是能够制造工具。当代动物学家，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学家，发现其他动物也有一定的工具制造能力。但人类的能力并不限于制造简单的工具，而是一整套的技术能力。抽象地说，就是拥有向外求的能力，人能够利用与改造外在世界。这种能力是从石器的发明开始的。当前，考古学研究显示，人类最早的石器可追溯至300多万年前，从简单的石片、砍砸器开始，发展到两面加工、形制对称的手斧，再到预制台面技术出现，按照规划打制出特定形制的石片，再后来可以生产形制标准的石叶、细石器。石器技术越来越复杂，制作效率也越来越高。这些石叶、细石叶可以镶嵌在骨柄、鹿角柄上，制作成复合工具。利用投掷工具，人类可以在远离猎物威胁的远距离处猎杀动物。
人类利用外物改造世界的能力中最突出的应该是用火，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用火时间超过100万年，但是能够得到普遍承认的用火证据只有数十万年。有了火，通过焚烧，人类就可以改变大片土地的景观，把森林变成草地，吸引更多的食草动物；有了火，人类就可以把食物弄熟后再吃，极大地减少了消化的时间，还能消杀其中的某些毒素与病原体；火给人类带来了温暖，有利于人类向更广阔的地域扩散。火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围绕火塘，人类可以面对面地交流。火塘的范围，也限定了人类亲密社会网络的规模，按进化人类学家邓巴（Dunbar）的说法，就是5个人，这是围坐在火塘边谈话，能够听见对方说话的范围
。
DNA考古研究显示，人类社会演化在大约30万年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此时人类祖先的语言能力有了显著进步，这意味着人类社会交往的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转变称为“社会革命”。现代人在这个方面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人类群体，比如尼安德特人。考古学家克里夫·甘博（Clive Gamble）认为，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在社会能力上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现代人能够利用外物来扩展社会网络，其社会交往较之尼安德特人依赖面对面式的交往更有效率。这种利用外物来扩展社会网络的方式就是利用物来代表人，也就是说，即便交往者不在场，只要有信物在，就能够实现“不在如在”的效果
。这样的话，社会交往的范围就可能扩大，社会交往的效率就可能提高。在地广人稀的时代，有效的社会联系是群体能够找到配偶、繁衍后代的根本保证。
现代人除了利用外物来扩展社会关系网络外，还利用更有弹性、更有效率的工具来延伸自己的生理能力。从石器考古的角度来说，现代人的石器技术展现出更好的规划，即石器制作者会考虑到工具在更长时间、更多样情况下的使用。而尼安德特人在制作石器时更多只考虑当时的用途。现代人的进步在于谋划得更加长远。可能更有意义的一点是，现代人利用外物来储备知识、承载文化。这里有个关键的前提，即现代人用外物塑造了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
现有的考古学证据显示，至少在距今7万年前后，人类开始有了艺术品，这又是一个标杆性的发展，它表明人类文化有了精神内涵。从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人类文化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完整面目，这其中精神（又称精神文化）最为稳定，成为文化的标杆。精神世界是人利用外物塑造的内在世界，其突出代表就是宗教。原始宗教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凝固剂，协调社会矛盾，增进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认同（如基督教之于西方文化），还是个人协调自己与外在世界矛盾的手段。这些认识来自我们已知的宗教。对于史前时代而言，宗教发展还处在雏形阶段。从民族考古，我们推测早期人类的精神生活应该是用神话来解释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世界是人类构建的认识世界的模型。它是当代科学与知识的前身，它的出现有利于人们探索未知的世界，就像我们现在构建的黑洞理论一样，在有限观察的基础上确立世界可能存在的形态。除了有利于探索世界，它还有利于下一代的教育，这也跟我们现在学习科学知识一样。精神还是激发个体与群体能动性的催化剂，让一个人或群体爆发出强烈的动力与创造性。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物质条件、武器装备远逊于对手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精神的作用，激发出旺盛的战斗热情与广泛的创造力。有了精神世界，文化就有了稳定的内核，成为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群体长久的标识。
从考古学的视角来认识人类的演化及其特征，会发现人最重要的属性莫过于能动性，即人会利用物来改造世界，实现自己的目的，如用工具狩猎，用火改造自然景观。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开始赋予物文化意义，构建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这样的世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的发展。
上面说到考古学在认识人类自身由来与特性上的意义，然而，人之于自身的定位不仅基于自然史，许多时候是基于社会与时代的。考古学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帮助呢？从考古学超长时段的视角出发进行考察，我们可以把整个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狩猎采集时代、农业时代、工商业时代。在这三个阶段，人类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方式是不同的，由此在居住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主要方面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别。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居无定所，过着流动采食的生活，群体成员也具有流动性，社会组织的基础单位是游群，意识形态多是万物有灵的崇拜。农业时代，人类开启食物生产经济，更多是定居的，基础社会单位是乡村，意识形态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宗教或类似于宗教的思想。工商业时代，人类依赖工业化生产与市场交换来获取资源，居住的基本形态从乡村变成了城市，科技帮助人类摆脱许多环境约束，宗教退潮，意识形态趋于多元化。
从全世界来看，在原始技术的状态下，具有广阔农业自然地理区域的地方是很少的。我们首先可以把南半球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温带区域面积十分有限。在北半球，则要排除北美，因为新大陆地区，人类较晚涉足，这里的狩猎资源丰富，农业需求并不强烈；另外，这里缺乏适合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如马、牛等，驯化动物仅有火鸡与豚鼠，农业系统不完整。然后需要排除北非、阿拉伯半岛，这里是干旱的沙漠，根本不适合农业。欧洲的温带区域大部分为海洋所占领，陆地区域所处的纬度跟中国的东北差不多。尽管它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但总的热量条件还是不如中纬度地区。最后，我们看到，剩下的、适合农业发展的区域不过是西亚的“新月形地带”（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欧洲的农业都是受到西亚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与中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中国这片区域的面积更大、更完整，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万多年前，中国发展出了两大农业起源中心：北方地区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中心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中心。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两个地区几乎出现得一样早。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形成。中华文明的首要特点是原生型，它立足于原生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根基深厚。当前的研究表明，早期中国文明从距今近六千年起源，经历了三波浪潮：第一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良渚文明与石家河文明为代表；第二波在北方地区，以石峁、陶寺文明为代表；第三波在中原地区（后文有更详细的讨论）。不过越来越多的发现似乎表明早期中国文明更像是群星闪烁，逐渐汇聚，最后形成我们熟知的中华文明（或称中国文明、华夏文明，书中三者通用）。中华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南北相依，两大农业起源中心赋予它深广的社会经济基础，这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意义巨大。每当北方遇到战乱的时候，人群南迁，保存并扩散了中原先进的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绵延不绝的古文明，与这样深广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
中华文明的基础并不限于南北，而是有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从农业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来看，在作为生态交错带的长城南北地区曾经存在着一种波动的文化适应，这里环境不稳定，新石器时代一直在农业与狩猎采集之间波动，后来增加了畜牧，再后来引入了马、牛、羊，在春秋时期形成了游牧经济。1.2万年前，中国东北地区发展出了渔猎传统。这是一种能够支持复杂狩猎采集者的特殊适应，我在《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一书中称之为“强悍的狩猎采集者”。历史上，精于射猎的东北少数民族常有入主中原的机会，从鲜卑到女真，其农业开始较晚，在距今6 000年前后，水平不高，较成熟的农业直到汉代才真正开始。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是一种混合着根茎种植、渔猎（遗址中通常有大量介壳堆积）、狩猎采集的食物生产形式。西南地区是狩猎采集者的天堂，是狩猎采集时代的“北、上、广、深”，直到历史时期，这里还保留有较多的狩猎采集经济成分。农业起源核心区的农业在六七千年前成熟，即农业的文化生态系统形成，农业扩散速度大大加快，此时南岛语族开始扩散，人类大规模进入青藏高原。与此同时，农业起源核心区的文明化进程加快，上述周边地区也开始参与其中，文化融合作为一个中华文明长期的发展趋势与内在结构正式形成。
大约在西周时期，中华文明的融合模式开始发生一次重大改变。向西北扩散［黑腾线（黑河-腾中）以西］的农业结合欧亚草原上驯化的马以及其他驯化动物，形成了一种新的农业形式——游牧。这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它需要与作物农业社会交换，或者采用另一种更暴力的形式——劫掠。游牧社会形成后，3 000多年里与中原地区反复拉锯。游牧社会威胁中原政权主要还是发生在战国之后，此时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形成。南北（其实是东南与西北）交锋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国的西北半壁河山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与东南半壁逐渐融合。19世纪伊始，西方殖民帝国开始从海上方向威胁中国，中华文明格局又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中国开启了海洋时代，或者说工商业文明时代。
回首中国农业时代的后半程（距今六千年之后），中华文明一直在不断融合，这个过程既包括和缓的农业人口的扩散，也包括激烈的战争。农业文明的秩序并不只是国家政统的存在，甚至也不完全是民族的融合，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结构，最终凝聚成一个具有稳定精神内核的文化传统。漫长的农业时代与得天独厚的条件，把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推向了极致。尽管存在地方的不平衡，但通过政府的调配，尤其是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兴建，中国可以较好地解决饥馑危机，堪称农业时代的楷模。农业时代的中国要维系一个巨大的政权，除了依赖国家力量之外，很长时间都需要依赖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所谓皇权不下县。尽管地区差异巨大、方言众多，但中国有统一的文字。在完善的农业生产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堪称农业时代文化结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一切都是如此完善，以至于“十全皇帝”乾隆在面对英国使团代表马戛尔尼时可以高傲地说：天朝统驭万国、抚有四海、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愿意学习西方的“奇技淫巧”（科学技术），即便康熙皇帝带头做示范。
然而，农业时代还是结束了！农业取代狩猎采集，在于它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食物保障，能够产生一定的生产剩余，能够在更有限的范围内获取食物。这样的话，可以避免经常遭遇饥饿（养育更多的人口），打破食物分享上的平均主义（鼓励更多的剩余生产），以及避免群体之间领域的争夺（促进定居）。但是，农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更多的人口、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更复杂的社会，最终形成了文明。与工商业相比，农业生产是低效率的，一个家庭或生产单位要生产自己需要的几乎所有东西，而不是生产这里最适合生产的东西。农业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处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平衡状态，而商业交换可以打破产出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商业刺激下的工业进一步帮助人们突破生产极限。再者，农业社会的生产都建立在控制的基础上，由此形成各种形式的等级制，以及为之服务的意识形态。商业交换需要的是平等与自由，打破身份控制，需要律法来保证交易与财产，打破社会关系对个体的约束，以及确认作为交换单位的个人的主体性。
回顾史前史，不难发现，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阶段，这是一次万年尺度的社会变迁，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社会转向现代工商业社会。非常幸运的是，我们都是这次重大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与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