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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背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呢？任何一个讨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反映时代的某种特征。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关注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在当代背景下的意义。假如我们讨论的内容还像清朝朴学一样，那么就与现实脱节了。再比如，在抗战时期，在那个民族救亡的时代，如果学者们在一起讨论风花雪月，就显然很不合时宜。在当代考古学学术背景下，学术讨论基本上遵循两条线索：一条是科学的，另一条是人文的。我们现在更多采用科学的路径，而对人文的路径考虑得比较少。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时代背景主要与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相关。人们之所以关注并重视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都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还有就是当前的国际环境，在此背景下，更加凸显了我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更进一步说，就是要考虑时代精神。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存在诸如经济发展、技术独立自主、生态建设等问题。基于这个时代所有的思想基础与社会背景，围绕这些问题的研究会形成一个时代特有的时代精神。我们现在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是特别值得思考的。
目前的知识界有三种研究视角，即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和后现代性的，很多研究者站在现代性的角度上来批判前现代性，而忽视了现代性本身也需要批判。所谓现代性，我认为它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一套观念、制度和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目前在世界上占主流，它塑造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如果站在后现代的角度上来看，就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当前中国考古学界有两种需要反思的趋向：一种与前现代思想相关，合适的反思工具是科学；另一种与现代性相关，合适的反思工具是人文思想。基于后一项需要，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文化中国”，这里的“文化”是动词，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一直都有的文化脉络重新清晰起来。
从理论层面看，早期中国文明的演化涉及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有关“夏”的争论，究竟有没有夏朝？理论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究竟什么是文明？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第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中国文明是不是西来的，或者说，西来的文化因素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概念的理解很多时候反映着我们的时代观念。从考古学史的回顾中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20世纪初，非常流行中国文明“西来”说、彩陶“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那个时期也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时期。而在中国实现独立后，则特别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到改革开放后，又开始强调东西方文化交流。这其中，有一部分内容确实存在着东西方文化交流，还有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现实观念影响的。
假如带着这样的观念研究问题，所想即所视。尽管看到的东西不是假的，但其反映的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一种认识。第一个是关于“夏”的问题，涉及考古学上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理论问题——族属。在考古学上能不能识别族属上的“夏”？我们所说的“夏”究竟是指什么？是指夏族还是指夏代？如果指的是夏族，那就是族属考古的问题。如果指的是夏代，在考古学上的应对策略则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社会复杂性的演化，也就是国家的出现。国家的出现是一个过程，中间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世界体系不同，或者说所关联的环境和关键约束是不一样的。它必须要突破，突破它关联的环境和关键约束。有关社会复杂性的讨论的核心是社会权力的变化。第三个问题的关键是上古世界体系。上古世界体系不等于全世界范围，而只是一个关联网络。这种影响有何种形式，经历了哪些阶段，对中国文明有何影响？任何文明都是从一定环境，或者从一定联系中诞生的，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回溯上古世界体系的发展，中国文明是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是西来的？或者是独立发展的？或者其间曾受到外面的某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