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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个有些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人类历史中的文明实际上并不大文明。许多时候文明留给人的印象并不美好，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人的生活仍然充满痛苦，更别提那些所谓文明人犯的种族灭绝罪行了。我们只有在回归理性的时候，看看身边的文明成就，如衣食住行的便利、文化娱乐的丰富、科学技术的先进，才会认同文明是人类的伟大成就。文明跟世上所有的事物一样，美好与阴暗的方面总是形影不离的。文明的结果如此，文明的起因又如何呢？尽管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解释有许多，不过，从根源上看，考古学家亚历克斯·巴克（Alex Barker）认为只有两种：一种是集体主义的，文明兴起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如抵抗洪涝灾害或应对资源紧缺；另一种是个体主义（或称个人主义）的，文明兴起是个体地位分化的产物 [1] 。在个体地位分化过程中，有的人成了领袖，有的人成了仆从。为了固化社会关系、防止底层反抗，形成了国家这样复杂的社会组织机构，也就是文明。究竟哪一种观点更合理，研究者们的分歧始终是存在的，这些分歧甚至是无法弥合的。实际上，不同地方文明兴起的原因可能并不相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有的是集体主义的，有的是个体主义的，一如当代的人类社会组织模式。
当代社会中，有一个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词，叫作“自由主义”。“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把自由抬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由不是什么坏东西，不过自由主义（即自由高于一切）就不一定是个好东西了。自由主义的根本是个体，换个名称就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讲团结，个体主义讲自由。个体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的基础。最近读了本书——《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英国学者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著，该书系统回顾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形成过程，与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一致的——个体是发明的（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按照西登托普的说法，“自由主义传统唯一承认的天赋权利，就是个体的自由”。自由主义对于西方社会打破宗教约束、释放人的欲望、激发人的创造性，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任何事物都免不了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比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个体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对西登托普的著作有不同的意见，原因在于个体并不是西方发明的，其在人类社会中有悠久的历史。准确地说，个体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发明（在非洲地区还要早），一个直接的考古证据就是个体装饰品。这是对个体身份的肯定。人类历史上个体第一次有了与众不同的标识。这不是说更早的人类社会没有个体区分，比如黑猩猩社会也有不同的个体角色，但这种个体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文化极大地强化了个体的差异。到了新石器时代，有的人就成了神的后裔，有的人具有绝通天地的能力，有的人具有天生的优越性，而其他人则一代代心甘情愿地服侍这些人。这是十足的个体主义：个体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个体的欲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个体行为不需要受到任何约束——只不过是以牺牲其他个体为前提的。现代的自由主义究其本质，仍然如此，个体的利益、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行为受到最小限度的约束。至于说因此要牺牲谁的利益，这似乎不是自由主义者要考虑的。殖民时代以来牺牲的是非西方社会的个体的利益，当没有足够的非西方社会的个体的利益可以牺牲的时候，同一社会群体的个体（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是可以牺牲的（表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早已有之，旧石器时代晚期涌现出来的个体是文化意义上的，这无疑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里程碑。考古学上，我们发现这个时期出现了文化大爆炸，文化意义上的个体的兴起可能是主要原因，由此个体有动力在文化上创新。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之间的竞争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文化可以使个体改变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态势。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并不能占据优势，文化上有优势才是最重要的。个体的文化发展反过来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协作分工、利益分配、关系协商、信息传递等都需要有相应的发展。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过着高度流动的生活，群体内社会成员也存在流动，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难以保证固定的性伴侣。在这样的社会中，维系个体自己的身份还勉强可行，但要把自己的身份传递给子女就有难度了，因为个体并不能确定子女就是自己的。一个优秀的猎手，他的威望也仅限于自身，而不能保证传递给后代。与此同时，狩猎采集社会，尤其是季节性较强的区域，很容易面临季节性的资源压力，群体的协作对于生存意义重大，因此，这样的社会往往需要存在较强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形式，是抑制个体的平衡器。集体与个体的平衡保障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存，同时促进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大爆炸。
旧石器时代结束，农业开始起源，在有关农业起源的解释中有一种说法，即发展农业主要不只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请客吃饭”。这个说法倒是很符合我们的常识，比如传统农村，人们终年劳作，好大一部分资源是用于社会内部竞争的——为了请客吃饭。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许多人仍然保持了原初的工作目的：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为了社会关系（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如此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意识推动了农业的起源。但是，农业时代，至少在其初期，还是非常强调集体意识的。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聚落强调空间布局，与此同时，个体墓葬的分化也不明显。以辽西的兴隆洼文化为例，其聚落中的房屋往往成排布置。我曾参与发掘的白音长汗遗址是个双生聚落，以浅壕沟隔开，每排房屋中都有一座较大的房子，每个聚落中都有一座超大的房子。该地区后来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很少有这样严整的布局。究其原因，在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如果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显然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群体内部的协作至关重要。当然，这不等于说这个时期个体意识消失了，这时个体装饰品依旧存在，还出现了玉器，但集体主义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就人类文明阶段而言，应该说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都是文明的根源，只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可能会有所偏重。具体到地区文明层面，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两种主要人类文明形态。
当代西方文明无疑是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实现近代化的产物，实际上，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尤其离不开其经济基础。古希腊的农业来自西亚，包括种植麦子、驯养牛羊，但是希腊地形崎岖，缺少适合农业发展的平原与盆地，如果完全依赖当地的农业生产的话，很难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不过有利之处是爱琴海岛屿众多，海上交通条件相对优越。于是，古希腊很早就发展出一种依赖海上贸易的文明形态，贸易的物品不仅有奢侈品与其他用以增强首领威望的罕见物品，还有大量的实用物品，如橄榄油、陶器、木材、铜块等，水下考古发现的古希腊沉船上有数量惊人的物资（公元前1350年前后的乌鲁布伦沉船上就有约10吨铜锭）。古希腊文明不断开拓商路，向外殖民，其范围一致延伸到黑海、北非。而商业交换是以个体为基础的，强调商业交换必然导致个体意识的增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古希腊文明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个体主义的文化基因——向外不断索求、殖民。其影响还可以从文化景观上看出来，西方表现出对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而中国则更偏好隐蔽和屏蔽性结构（俞孔坚语），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两种文明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更多是内向的。从考古证据来看，中国史前农业有两个明显的中心——华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是以粟、黍种植为中心的旱作农业，南方是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稻作农业。两种农业的发展都经历了从山麓、盆地向沼泽平原扩散的过程。如在洞庭湖地区，从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到大溪文化，可以看到这一明显的扩散趋势。长江下游地区、华北地区也是如此。山麓、小盆地是史前狩猎采集者的最佳栖居地，水源、石料、燃料供给便利，同时还能享用森林、草地两个地带的资源，但是这里适合农业发展的土地有限，人口增加之后必定要向外扩散。除了向沼泽平原地区扩散之外，还会向河流的上游区域以及其他更边缘的农业环境扩散，如在辽西发现的兴隆洼文化，在内蒙古中南部、冀北地区发现的裕民文化，年代都在距今8 000年前后，这里都属于农业边缘环境。双向的扩散带来两个后果：在河流上游以及其他更边缘的农业环境扩散，难以发展灌溉，农业完全靠天吃饭，而且容易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恶化；而在河流下游沼泽平原地区扩散，有灌溉的便利，但需要有大量的劳力以及强有力的劳动组织，而且还会遇到洪涝灾害。需要注意的是，上游的环境破坏会加剧下游的危机。简言之，中国史前农业的文化生态格局需要应对危机挑战，需要建设系列工程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农业支持下的人口规模与密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华北的沼泽平原、长江中下游泛滥平原地带都有了密集的聚落。这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风险规模越来越大，便利迁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其他区域也已经有人定居了。人们必须对这个地带的风险加以控制，最直接的风险就是洪涝灾害，还有利益上的激烈冲突。在长江边生活的人都知道，一个地方泄洪必定会淹没另一个地方，因此是泄洪还是加固围堰就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高风险地带生活的人们必须要组织起来，必须要有良好的集体意识才能生存下去，由此能领导大众的精英就脱颖而出，社会复杂性也随之提高，文明开始萌生。后来，随着生产日趋小家庭化以及群体间的冲突走向军事化，个体的权威得到进一步加强，最终形成国家。在国家正式形成之前的复杂社会可被称为古国（有人可能更愿意称之为酋邦），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一千多年。简言之，在中国文明发生过程中，集体比个体更可能是出发点，这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史前农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自给自足。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中下游，与谷物农业相关联的都是驯养猪、鸡、狗等动物，马、羊出现得较晚，是商周时期由中亚引入的。牛的驯化要复杂一些，目前的证据更支持存在多个驯化中心。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史前农业的物种结构是相互补充的，谷物的副产品如糠壳就可以喂养牲口，基本不需要占用专门的劳力。相反，养羊、马、牛（水牛除外）需要专门的草地与专门的劳力，与谷物农业是矛盾的。西亚史前农业的物种结构就是如此，古希腊从西亚引入的农业继承了这种内在的矛盾。由于存在这样的矛盾，交换就成为一种必要。如在西亚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就出现了可能用以计数的陶筹，最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楔形文字。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史前时代没有交换，只是中国史前时代交换的更多是礼仪用品，或者说是奢侈品，而较少需要像西亚、古希腊那样交换牲口、谷物等生活物资。自给自足的中国史前农业经济促进形成一种稳定的文化模式，氏族、宗族、乡土等以社会为中心的观念由此可以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充分发展，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超级稳定的文化系统。这是中国文明能够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原因之一。当然，个体也深深嵌在各种以集体为导向的社会结构中。
生产方式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西方早期文明的发展，但是由此分别形成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导向，后来的发展又不断强化了这种趋向，由此成为某种文化基因。需要强调的是，两种文明都发展出了相应的平衡策略。就西方文明而言，能够制衡个体主义的是宗教，只有通过神才能约束漫无边际的个体。历史上，强烈的宗教氛围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中世纪时，宗教约束发展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近代西方通过变革，摆脱宗教束缚，依赖契约、法律来约束个体，但这种约束似乎不够强大，于是出现了米兰·昆德拉那样的说法——“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如毒品枪支泛滥、家庭解体，等等。
就中国文明的发展而言，集体主义导向是不断得到强化的。大禹治水作为一个神话故事，与某个具体的个体联系在一起不一定可靠，但作为一个文明的文化心理的共同记忆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南方的良渚文明、石家河文明，还是中原文明，都需要克服在沼泽平原开展农业耕作时遭遇洪涝灾害的困难。历史时期，南北互济，为此修建了大运河。超级稳定的文化系统结构，家庭、氏族、宗族、国家等，层层叠叠的社会关系，把个体联系在一起，包裹起来。中国文明史中一直没有出现很强的宗教文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各种集体的约束已经足够强，完全没有必要再创造出一个上帝来约束个体。为了平衡集体主义，中国历史上发展出了极为丰富多彩的诗歌文化与神仙思想，许多诗歌都与超脱、退隐、佯狂等心理相关，代表个体试图摆脱种种社会约束的心理追求。现实中，那些想暂时摆脱社会关系约束的人，可以选择去道观、寺庙。
从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导向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两者是辩证的关系，一般意义上，并不存在哪一个更好或更占优。但在特定历史时期，还是可以分出优劣的。就像在抗日救亡时期，全民族都在浴血奋战的时候，高唱个体自由、鼓吹风花雪月，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个体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以人的逐利性为引导，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近现代中国就借鉴了西方个体主义的发展模式，包括学习了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
文明是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并不必然孰好孰坏，关键在于平衡。当前，我们看到如西方这种个体主义导向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失去平衡，弊端日渐显现。个体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没有节制地攫取，终将耗尽自然资源，气候危机加剧，生态环境崩溃，社会内部阶层固化，矛盾尖锐。当下，在人类生存风险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西方的个体主义应该退潮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是说个体主义是错误的，而是说它在当今这个世界要暂时让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真的更符合时代的潮流。
[1] 参见A. W. Barker,“Chiefdoms,”in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 eds. R. A. Bentley, H. D. G. Maschner and C. Chipindale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08), pp.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