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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受邀参加了一个读书群的讨论，主题为“文明是一种社会秩序”。之所以设定这个主题，是因为读书群之前组织过多次讨论，这是之前讨论达成的共识。参与讨论的研究者来自不同学科，包括哲学、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在这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讨论的交集并不是太多，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换个角度来看，能有一个让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感兴趣的话题，也很难得。因此，学科之间的交流尽管困难重重，但仍然值得为之努力。简言之，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想知道：文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秩序？它是怎么产生的？有哪些共同标志？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尤其想知道：文明与国家是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其实已不只是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们关系到人存在于世的基本属性与意义。
说到文明，恐怕要先从文化说起，因为两者在不少情况下是混用的。严格地说，文化是人在身体之外应对挑战的手段，其中包括技术、社会、意识形态三个层次。相对而言，文明是文化的一种状态，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文明作为一个概念是启蒙主义的产物，与野蛮对应。而今学术意义上的文明已经失去了道德上的判断，也不是文化成就的泛称，而是与社会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文明的核心要素是社会复杂性达到了“国家”的程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代表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它取代了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社会秩序。
马兹利什（Mazlish）在《文明及其内涵》（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中讨论什么是文明时说，他最认同一位伊朗学者的观点，即文明应该包含两部分不可分割的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一套清晰的世界观，它可以表现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宗教，其中以宗教形式出现的频率最高。第二部分内容由一套连贯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体系表现出来，而这种体系又常常具体地以一个帝国或者一种历史体制的面貌展现出来
。我也赞同这个观点，文明的两部分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具体表现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上，前者指我们要去研究文明阶段中国文化的起源，后者指我们要去研究一系列体系及其常见的国家形态的起源。目前学术界特别关注的往往是国家这一特殊社会组织形态的起源，而相对忽视文明的文化内涵，更是很少注意到文化内涵在文明起源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按照文明的第二部分内容，所谓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还应该从多维度（政治、军事、经济等）去探索作为体系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也就是说，中国文明起源不是某个点上的表现，而是一个体系，体现在多个维度上。如果把文明起源等同于国家起源就显得过于狭隘了。
实际上，究竟什么是国家，学界并没有定论。我们现在的“国家”概念与民族密切相关，是近代化的产物，与历史上的古代国家不能等同，与史前时代国家的差别就更大了。史前时代，地方之间交通困难，交流远不如现在便利，地方之间的阻隔比比皆是，可以想见那个时代很可能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模式，而要形成具有统一形态的国家，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学界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国家定义以及共同的标准，这个定义越具体，标准越明确、越丰富，也就越不可信。相反，一些模糊的、粗糙的定义倒可能更可靠。为了避免与国家既有的含义混淆，有学者采用“早期国家”的定义
，用以探讨文明起源。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流行的另外一个概念是“酋邦”。“酋邦”概念来自民族志研究，把这样一个概念用于史前时代，就存在古今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无论是早期国家还是酋邦，都有不少歧义。因此，回到元概念“社会复杂性”也就成了不二的选择。不论采用怎样的概念，最终还是要解释它们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人类社会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把文明看作一种新秩序，也就意味着承认在文明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本身是存在社会秩序的。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组织若是没有某种组织原则，是不可能形成的，即便动物社会也是如此（其中的原则就是进化论）。那么，文明是按照怎样的原则来组织社会秩序的呢？文明是文化的一种状态，本质上文明还是文化，人类是唯一依赖文化来应对挑战的动物，也就是说，文明是人类应对挑战的产物，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文明解决了以前社会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尽管文明的形态可能多种多样，但不等于说其间没有任何共性。共性是存在的，只是比较少而已。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不平等（或称为等级）。文明社会是等级社会，文明之前的社会通常被称为平均社会（或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学家塞维斯与弗里德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文明演进方案，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平均社会。他们从全球民族志材料中观察到，绝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与农业水平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都是平均社会。这样的社会缺乏稳定的不平等，一个狩猎能力突出的猎手可能会在群体中获得一定的威望，但是这种威望在他死后不会传递下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通过威望获得直接的好处。平均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有一种社会平衡机制，比如人们相信猎人不能吃自己打到的猎物，否则他们以后就打不到或不容易打到猎物了。这种社会平衡机制就抹除了能力突出者可能凭借生产上的优势而获得稳固社会地位的可能性。
平均社会对于早期人类演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类生活在热带稀树草原这样的开阔地带时，面临众多捕猎者的威胁，不得不采取群体防卫的策略。在这样的群体中，个体的突出能力并不足以保障群体的安全，相反，如果破坏了群体的团结，那么群体的所有成员就都可能受到伤害，因此，必须发展出一种社会机制，来防止群体的团结遭到破坏。发展食物分享，抑制劳动果实私有的观念，就是增进群体团结的有效方式。灵长类动物学家在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群体中没有观察到类似的行为，尤其是把采集到的食物带回营地，然后一起分享的行为。人类的狩猎采集社会阶段持续了数百万年，原始的平均主义可以说已经深植于人性之中，成为人性的基础。
然而，平均社会并不是永远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在距今四五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有了远射的武器、各种捕猎的设施（如陷阱、网套等），可以有效捕猎各种类型的动物，从猛犸象到猛兽，人类成为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且作为杂食者，人类可以同时利用众多的食物链。当生存安全不再是首重目标时，平均主义的负面作用就开始体现出来，它抑制了能力突出的个体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石器时代经济学》（
Stone Age Economics
）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社会要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打破这种平均主义的社会平衡机制。在考古学中，关于农业起源的动因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农业起源是“为了吃饭”，因为环境变迁，食物资源开始短缺；另一种认为农业起源是“为了请客吃饭”，农业能够产生满足请客吃饭所需的生产剩余。目前“请客吃饭”理论还有一些问题，因为早期农业还是需要群体成员一起出力才能操持，并不是某个能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再者，文明起源是在农业起源数千年之后，而不是在农业起源之时。这可能是因为平均主义对人类社会始终是必要的（现在依然如此），它对于早期农业起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同时破除平均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是考察平均社会的一个维度，还有一个维度，需要我们反其道而行，即重新考察平均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我们现在把文明起源之前的社会统称为平均社会，这种叫法并不合理，这其中应该包含若干阶段，还可能存在地域性的差异。至少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一些非实用的、具有展示性的东西，如个人装饰品、精致化的石器技术、罕见的外来物品等。海登称之为“威望技术”，是个体用以展示其社会威望的物质表现形式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个体成员的地位已经有所分化，尤其是个体开始运用文化的手段（艺术品、精致技术、外来物品等）来强化或固化其身份，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前的人类社会里，个体的能力也不可能是无差别的，但是差别很难体现出来，没有持久的、明确可见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因此，旧石器时代晚期应该可以算是突破平均社会的一个里程碑。旧石器时代晚期也是人类创造力实现爆炸式发展的一个时期，尽管有学者认为许多创新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而且也不都是同时出现的
[1]
，但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四五万——一万年）不长的时间里集中出现了一系列发明，让此前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相形见绌，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后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在中国史前史上，这个阶段持续了数千年（具体时间长度看如何定义），这也是农业起源的时期。如果“请客吃饭”理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平均社会被突破的另一个阶段，威望竞争开始进入生活资料的生产领域，从形式上的表现落实到了食物生产上。从民族志与考古材料来看，依赖水生资源的狩猎采集社会更可能出现社会复杂性，在北美西北海岸、南美太平洋沿岸、西北欧、日本、中国东北等许多地方的狩猎采集社会中都发现了社会复杂性的证据
[2]
。水生资源的特点是资源域广阔，可以定点利用，这导致了集中的人口分布与更大的群体规模，以及更加明晰的领地概念（一旦挪开，适合渔猎的地方就可能被他人占领）。末次盛冰期时，中国的海岸线向东扩展了上千公里，当时的沿海地带是适合利用的，可能生活着社会复杂性较高的狩猎采集者。随着海平面上升，这些群体不断向内陆迁移。从年代接近上万年前的浙江上山文化的考古材料，如适合宴飨的大型敞口盆、精致的陶壶、酿酒的迹象等来看，这个社会可能带有一定的社会复杂性
。这也可能是良渚文明能在中国文明起源浪潮中拔得头筹的原因之一，因为其初始社会复杂性就比较高。
从复杂狩猎采集者的材料可以看出，社会复杂性的起源与资源控制、人口规模的关系最为密切。换个角度思考，人不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要想有效控制资源，除了控制资源产地（土地）之外，还要控制获取资源的劳力，以及生产工具（需要较大投入的船只）。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冲突必然会增加，社会秩序必须进行调整，也就是平均社会瓦解。狩猎采集者完全依赖自然资源为生，人口密度非常低，作为其中另类的依赖水生资源的狩猎采集者也不可能仅仅以渔猎资源为生，他们还需要去采集植物，这个短板也限制了其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狩猎采集社会的根本局限在于这是一种高度依赖流动性的社会，自然资源是流动的，资源的密度也迫使人类社会群体不得不流动。人群通过流动去获取资源，包括获取资源分布的信息，还包括获取再生产（繁衍）的机会，只有通过流动才能在人口稀疏的环境中找到配偶。除了人群本身的流动之外，群体的部分成员也是流动的，这有利于群体之间的交流。狩猎采集者在流动中生产与再生产，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非常关注流动性问题，流动性的重要性就像农业之于传统社会、工商业之于现代社会。早期人类的社会秩序就是建立在流动性基础之上的，由于一切都是流动的，人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难以确定父子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身份难以固定下来，更别说代际传承了。即便通过母子关系（这个是明确的）可以实现传承，由于没有可传递的固定资源，这样的传承也没有多少意义。
农业起源改变了狩猎采集时代的社会秩序。农业需要定居，需要固定的土地、动植物以及劳动力。按照伍德伯恩（Woodburn）的说法，农业属于延后回报型的生产活动，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获。若是涉及开垦、平整土地、增加土壤肥力等更高投入的活动，则需要数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收回成本 [3] 。如果预期的回报不能确定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人投入，有明确固定的关系是农业社会的根本特点。农业是文明社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文明，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与狩猎采集社会相比，农业社会建立了固定的社会秩序。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文明不仅是固定的社会秩序，而且是复杂的、等级化的社会秩序。为什么文明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在农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阶段，而不是在农业起源之初呢？
万物各有短长，人也不例外，孟子将人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社会分工是不可避免的。群体规模扩大之后必定需要社会分工，这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分工早已有之，狩猎采集时代有按性别、年龄的分工，农业时代进一步发展，百工兴起。但是孟子偷换了概念，由此得出有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劳心者为什么就可以治人？尤其是为何由此形成了固化的社会等级？当人群达到一定规模（通常是150人），就必须分层处理，也就是说，等级化是社会关系扩展的必然趋势。农业起源后，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同等面积农业所能支撑的人口密度是狩猎采集时代的二三十倍。农业还带来了固定的资源，特别是土地，人可以迁移，但土地不能。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加剧对固定资源的竞争，包括群体内部与群体之间的竞争。换句话说，农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社会分工、人口规模与土地资源的固定化），等级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作为文明的社会秩序形成，至于是称为“邦”还是“国”，抑或有其他名称，都只是形态的问题，社会新秩序的基础已然奠定。
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与自然具有密切关联。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但人口的增长也受制于自然资源的多寡，一定范围内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终究是有限的。尽管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捕猎工具与技术（轻便的细石叶技术、远射程的武器等）、采集的装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除了少数能够利用船只进行狩猎采集的群体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运输能力、拓展利用资源的范围（如水生资源）外，只能依赖两条腿走路的群体每天活动的范围也就是步行三四小时能到达的地区（还要考虑返回）。狩猎采集者后来发展出专门化的任务小组以及更好的食物储备方法，如猎人去更远的地方打猎，然后带回晒干的肉条。没有马匹，能够长距离背运的数量是很有限的。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受限于自己的身体，生产如此，消费亦如此。多打猎物消费不了，居无定所的生活反而会让多余之物成为负担。生产与消费受限，也就意味着人的再生产（人口繁育）存在无法突破的阈值。
农业起源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突破这些极限。首先在生产层面，以动植物驯化为基础的农业极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所能提供食物资源的数量，与此同时，通过储备，食物资源的稳定性有了极大提高。其次在消费层面，由于社会等级分化，高等级的社会成员突破了消费上的极限，他们需要奢侈品，需要专业的工匠、仆人为他们服务，这些不能参加农业生产的人都需要农业生产者来养活。由此可以说，没有农业提供的充足的生产剩余，就不可能产生文明所需要的基本要素：专业化的工匠、管理与服务人员，以及统治阶层所需要的其他力量（如军队）。农业之所以能突破狩猎采集社会的极限，这与一定历史阶段自然条件的发展密切相关，人口密度达到了极限，全新世稳定的气候到来，伴随着农业起源，狩猎采集社会的平均主义传统被打破。
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有南北两个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如果加上北方草原的游牧业与岭南地区立足于根茎种植的园圃农业，就有四种食物生产形式。在上万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农业文化生态系统，支持中国文明在超过五千年的时间里实现连续发展，并发展为一个超大型的文明。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落后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除了少量的奢侈品生产之外，生产与消费处在平衡状态。受制于劳力输出（加上少量的畜力帮助），生产很难有进一步提高，士大夫阶层满足于既有的利益，中国形成了一个能够自我繁殖的稳态社会，以农业为根基，人口规模趋于饱和，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下降了。过去100多年里，中国通过一系列革命来打破这种稳态结构，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近现代史，其中经历的困难挫折之多，反过来也说明要改变一种稳态的社会秩序是多么艰难。
工商业社会首先以商业突破了农业生产与消费的极限，人们可以享受来自不同地方的物品。商业也激发了人的物欲，物欲需要生产工业化，让更多的人获得想要的物品。工商业社会强调平等，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人类社会进入工商业阶段之后，人口较之农业社会又出现大幅度增长，一如农业取代狩猎采集的影响。工商业社会形成之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都与农业社会大不相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贵族士大夫阶层消失了，社会等级的边界趋于模糊，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美丽的新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状态。
而今，世界似乎又处在一次新的变革的边缘。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是不可持续的，物欲满足达到极致之后，人会对物欲产生反感。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运作效率越来越低，代表资本的社会精英逐渐丧失了群体对他们的信任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有可能实现精准的生活与消费。当然，这一切还只是一个趋势，未来会如何发展，历史将给出答案。
[1] 参见O. Bar-Yosef,“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1(2002):363-393。
[2] 参见W. C. Prentiss and I. Kuijt (eds.), Complex Hunter-Gatherers: Evolu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Prehistoric Communities on the Plateau of Northwestern North America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4), pp.140-154。
[3] 参见J. Woodburn,“Hunter-Gatherers Toda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in Soviet and Western Anthropology , ed. A. Geller (London: Duckworth, 1980), pp. 9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