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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内学者的词汇语用研究也在以上六大领域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词汇语用的研究，实质上是对词汇不确定含义的理解进行的分析和阐释，侯国金（2015）指出词汇语用问题即社会语用问题，揭示了语用现象的本质和交际的目的，即通过语用进行社会交际，达成社交目的，同时指出词汇语用的本质也是认知心理和认知语用的问题，更进一步强调了交际主体的认知参与对社会语用的重要性。汪榕培、杨彬（2011）指出词汇语用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非组合性，强调了词汇的整体意义是由组成其构成的部分意义信息组合而成的，这也充分反映了词汇的整体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其随着语境变化而赋予的部分意义组合而成的，具有临时整合的特点；二是非表征性，词汇含义的理解突破了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原理，通过偏离其原型就关联性、使用频率、显著性等进行语义分析，反映了非组合性中整体意义构建时的认知机制，也凸显了语境对语义信息提取的重要作用；三是经济性，通过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经济原则，可以帮助理解特定词汇或结构的解释，话语交际是由话语参与者共同体构建和维持的，带有一定的交际意识和交际目的，说话者使用某一特定词语必定是在预设听话人能理解自己话语含义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三个特点正反映了词义的不确定性是由语境、百科知识信息、文化等多种客观因素以及人的主体心理认知共同形成的。当人们进行交际时，说话者会依据现下的话语体系创造性地、刻意地去使用一些词语，或者赋予某些词语特殊性或临时性的含义，以实现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下的某些交际效果和意图，这也是语用意义与词典意义的区别，语用意义更具有动态灵活性，是超乎语句本身的隐含意义（李健民，2012）。因此，对词汇语义的确定要结合上述多方面进行考察。
何兆熊（2000）曾在其《新编语用学概要》一书中提到，广义上的语用学是结合语言文字本身含义及其使用者的语用意识两方面的因素，进行其交际价值的研究，指出交际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是语用交际的前提，这种共有的百科信息知识也是构成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构过程具有动态性，为传递新信息铺设前提，揭示了语用和交际的美妙性和哲学性。冉永平（2005）在揭示传统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区别时，指出词汇语用学主要是为了解决词汇语义学无法解决的议题，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词汇含义会出现多种无法确定的含义，仅凭原型意义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判断，听话人必须依据各种语境进行认知层面的再加工，然后再进行语义处理，同样强调了语境对语义理解的重要性。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读者很难从一个单独的句子判断其含义，理解上会出现歧义——即使结合语境，在交际时也可能会出现歧义现象——语境对词汇语用含义理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根据语境进行正确的语用推理，会因语言歧义造成语用失败和交际失败。李宗宏（2006）在Blutner提出的词汇语用学理论的基础上，对语言歧义和说话人的语用意识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歧义的语言标示的词汇语用功能进行了探讨，证明词汇语用学和语言歧义性研究之间存在互补性。生活中出现的语言歧义也主要是由交际者缺乏共同的百科知识信息和语用意识造成的，对语用意识的培养也是解决语用理解失误的重要一环，词典虽然为词汇提供了最基础的意义解释，但词汇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不以其原型意义出现，需要结合特定语境具体分析。董成如（2007）通过语用充实再次强调了语境在语义理解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交际中所使用的词汇意义不再局限于其编码意义，应根据语境缩小或扩大图式意义，根据词义的部分相似概念进行意义理解。语义的理解除了需要结合相应的语境外，听话人的语用认知意识同样影响交际的推进。束定芳（2008）在其《认知语义学》一书中指出，认知语义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结合人的认知能力和方式，把意义概念化，强调了概念内容和心理意象对意义解读的重要性。由此看出，词汇语用问题实质上解决的是不同语境下的语义理解问题，离不开对概念内容和主体认知的探讨，揭示了语用推理的实质，即在语义发生变化后，听话人再次对其进行认知解读加工。
关于结合语境进行的语用解释，冉永平（2008）对词汇语用信息的临时性及语用构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语用过程信息的不完备性，指出语用信息的临时性是由特定的语境决定的，原型范畴和语境是语用信息传达与理解的重要参照，强调了词汇的局部信息组合是实现最佳关联期待的重要过程，并从语义关联视角对语义成分的信息组合进行了语用解释，深刻地揭示了临时性含义解读的过程对认知性解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冉永平提出了“语用松散”这一概念，并给出阐释，为词汇信息传递的基本路向和信息处理的语用充实提供了新的解释力，分析了语用含义理解的过程。何自然、冉永平（2009）在其《新编语用学概论》中指出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区别在于，语义学研究的是基于语句和词语本身的意思进行的研究，不涉及语境，是逻辑上的意义研究，而语用学的研究涉及语境条件，认为语用学研究的意义是话语行为的意义，是在语境中才能确定的意义，不仅强调了语境对语用含义理解的重要性，在谈到认知语用学时，还指出语言使用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相互假设和推理、对特定交际语境的了解、一般的背景知识以及有关语言使用的认知语境假设等，更加强调了主体认知参与的重要性。冉永平（2009）从词汇语用学的视角探究了词汇信息的临时性和语境依赖性，通过对比其词典含义与真实交际语境下的语用含义，指出词典释义的不足之处，意在强调设立“语用类别”的必要性，以求编纂出更接近于实际用法的学习型词典。这种“语用词典”的设想出发点虽然值得称道，但现实中却难以实现，词汇含义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其语用的灵活性、动态性和开放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词汇含义也会不断发生变化，难以封闭为固定的解释。
关于词汇语用信息处理过程的研究，也有学者尝试提出自己的理论进行补充，梁艳君（2010）按照关联顺应理论，结合语用机制、语境和认知，对词汇的语音、形体、语义、语体等方面，研究了翻译过程中的动态转化，其转化动机是使原文与译文更好地实现各个维度的对等，实现最佳关联下交际效果的一致性。语用充实理论同样表现出语境语用和关联语用的重要作用，同样是围绕语境和认知进行的语义阐释，高虹（2011）以语用充实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潜规则”一词在具体语境下的语用充实与顺应，提出在英译过程中通过语境来进行语用充实以确定相关语义的语用特点。彭庆华（2011）指出，SOS（similarity，opposition，substitution）英语词汇语用学模式的目标是结合汉语环境，通过对英语词汇含义及修辞的理解研究，构建出相应的汉语环境的教学和习得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中国英语学习者提升自我语用能力，同样强调了语境学习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不同语言学习和习得模式存在一定的互通性和借鉴性。语用充实也为词汇语用研究提供了一个解释性说法，兰洁（2012）结合英语和汉语多义词语料，试图从词汇语用学的角度对多义词的语用充实现象进行解释，认为在对多义词进行理解和使用时，首先会经过一定的语用充实，结合特定语境进行词义上的收缩或扩充，突破了其词典释义，因此，对多义词的研究，属于基于语境的词汇语用层面的认知语用问题研究，并提醒语言学习者进行多义词学习时，要着重提高语用意识，能够结合语境进行语用加工，进而寻求多义词词义的最佳语境意义。冉永平（2012）在其《词汇语用探新》一书中，对汉英交际中出现的语用词汇进行了认知上的分析，并对语用充实、词义调整及认知机制进行了阐述，较为全面地解释了语用理解过程中的交际属性和认知属性。庞杨、张绍杰（2012）通过关联理论对词汇同义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语用推理是其认知机制，并指出同义关系的构建是基于关联原则建立的认知相似的结果，有效地说明了词汇同义理解过程。周福娟（2012）阐述了概念隐喻、概念转喻、认知语境与词汇语用意义的关系，认为词汇语用含义并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在人的认知体验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其语用含义很大程度上有理据可循，强调了认知语境对于词义理解的重要性，词汇语用含义理解的认知理据是语用意义生成机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并指出语义生成机制对词汇语用学的跨学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周志远、邵艳春（2012）通过对语境中词汇认知能力测试和语境中词汇认知过程描述的实验研究，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词汇学习中的词义映现和提取过程，同样强调了认知语境的动态性对词汇意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广大学者对认知理论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认知研究的发展趋势，词汇含义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词典意义的研究，而需要结合交际者的意图和语境进行相关解读。相比国外，国内进行的实证性研究为数不多，大部分实证性研究主要通过试卷测试等主观性较强的分析方式进行。于翠红、张拥政（2012）通过三次试卷调查，分析了学习者的词汇指称能力、词汇推理能力和特定语境下的词汇释义能力，通过皮尔森相关性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关联理论在词义解释方面的作用，并对词汇学习的心理可视性探讨表示期待，发现了心理可视性研究能够为词汇语用的研究提供更加充分的理据，而国内这种跨学科研究尚有欠缺。
语言既反映思想，又对思想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社会中不乏词汇语用的误用现象，侯国金（2013）从词汇语用学的角度考察了汉语“的时候”的各种使用情况，着力批评了其误用并阐述了该表达式的结构特征与语义特征，并呼吁人们对该词“慎口”，其着眼于对社会误用的批判，对语言生活的优化有着重要意义。词汇语用的目的是推进会话进行，实现交际目的。束定芳（2013）在其《现代语义学》中提到词汇含义的多变性本质，指出语言是一套由词汇编码构成的程序，整理词库（lexicon）不是为了对词汇进行语义解释，而是为了推进话语而展开，这表明词汇语用是为了服务话语交际而进行的，其含义是出于交际目的而构建的，反映了词汇语用创造性和动态发展的特点。由于转喻思维和关联理论对词汇语用的准确意义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一直深受学者认可和欢迎。李怀奎、李跃平（2013）通过转喻关联模式的解释，认为词汇语用意义的扩展推理首先需要依赖转喻，然后将接收的新信息与已知信息结合，并进行关联，从而构建出新的交际语境，赋予词汇更为具体准确的语用含义。曾玉萍（2013）从隐喻、转喻、原型范畴理论及语用语境知识等方面，探讨了学生英语词汇语用能力的发展，并发现英语学习者对词汇的认知能力较强，而词汇输出的语用能力较弱，因此，其在研究学生对词汇语义理解的基础上，从隐喻、转喻、原型范畴理论、语境知识等方面对学生的词汇语用能力发展进行了分析，为语用能力的发展指引了方向。角度的创新同样能为词汇语用的研究开辟新视野。郭伏良、叶慧君（2013）提出了“词汇语用充实层级性”这一概念，并进一步区分为语境层级性和内部层级性，通过丰富的例证分析了不同层级中的词汇语用充实过程，从而为词汇语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析方法。
关于语用意义出现的诱因，李宗宏、李发睿（2014）认为语用意义的产生是一种特殊的语用表征现象，也是语言不受交际策略使用等制约的具体反映，与交际者的语用认知有关，指出词汇语用学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意义语言标示的词汇语用功能，这也表明词汇语用学和语用意义研究的结合对明确词汇意义极具必要性。在翻译实践中，词汇语用的研究对学科发展有着现实意义。谭福民（2014）指出，在翻译中，在词汇语用背景下，词汇聚合表现为语义上的强相关性，可采用难度调整、逻辑分析、同质替换、关联激活、语体解读等翻译手段来提高语句词汇翻译的准确性；同年，其也对实词含义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百科知识框架中语言知识的基础作用以及语境意义的关键作用，并从家族相似性角度进行了语义解释，强调了语境与语用的关系，也指出了百科知识信息对语义准确传递的重要性。从认知角度对词汇语用进行研究，无疑是词汇语用研究的巨大推力，是更加深入探索语用意义产生和理解的发力点，词汇阻遏、关联理论、隐喻、范畴等认知理论也深受学者们认可，从不同的角度对语用现象进行了论证。方小兵（2014）从变异语用学的视角，考察了词汇构成和使用中的阻遏现象，指出词汇阻遏分为形态阻遏和语用阻遏，并认为词汇阻遏的诱因是语言变异与变化，具有动态性。陈朗（2014）同样从认知层面出发，认为词汇语用学以关联理论和认知交际两大原则为根本，临时含义是构成隐喻概念的核心，认可了隐喻在认知理解中的重要价值。周志远、邵艳春（2015）从词汇学、认知隐喻学、范畴化、词汇语用学等角度对英语词汇意义的研究进行了论述，指出词汇语用的研究是社交语用和认知语用的立体、动态性研究，对弥补语义学研究理论缺陷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的是词汇理解和运用，并指出词汇意义的理解与语义、语用、心理和认知等多种因素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研究发现不仅认识到了词汇意义的重要性，而且表明其对话语交际者的主体性研究同样必要。
构式化分析同样应用到了英语词汇结构的研究领域中，侯国金（2015）发现词汇和构式可以联通，提出“词汇构式语用学”这一概念，并借此概念对涉身调变致使动词构式以及英语中缀进行研究，对英语词汇的词素进行了探讨。国内对词汇语用的研究大都以完整语句为研究材料。张延飞、顾晓波（2015）在其《汉语零话句的语用充实研究：默认意义视角》一书中指出国内对零话句的研究尚有不足，许多零话句的语用充实研究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看出，零话句的语用充实研究前景广阔，除此之外，由于零话句的语用充实主要依靠对句子中关键词语的语用充实进行语义理解，因此基于词汇语用的研究十分必要，能为句子研究打下良好基础。词汇、句法结构的研究有着极大的串联性，沈梅英（2016）通过三维语法理论和缺值对立理论对“在VR”和“VR着”两种词汇结构的体态特征进行了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分析研究，指出句式和语体的表意重点差异是选择两种结构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具体结构论证分析词汇结构形成的动因，表明含义的侧重点会影响词汇的结构。同时，学者们也对二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进行了相关论述。吴诗玉、杨枫（2016）对学习者二语词汇语义加工时“跨词干扰效应”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跨词干扰是由于学习者习惯于母语话语感知体系，无法准确区分二语中的对比音（phonetic contrasts），因而导致词汇表征的错误，并分析了这种干扰效应对二语学习者的口语交际和二语词汇阅读带来的影响，跨词的语音干扰也因此体现了认知加工的模式性思维。李红梅等（2016）指出母语不同的学习者概念化的方式也不同，与其说是词汇的填充式学习，不如说是思维系统的构建，同样指出心理词汇的空缺会使得二语学习者求助于母语知识进行知识衔接，对词汇习得策略进行了例证解读。宁静、罗永胜（2016）分别从变异语用学、模因论的视角探讨了词汇语用学中词汇阻遏的现象，分析了语用过程中词汇含义不明确时对词汇的认知处理方式。
许多学者为了更好地对词汇语用进行分析，经常会有针对性地选取某一词语或结构进行例证研究。张福通、张寒冰（2017）对“尤其”一词的词汇化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是由语体环境变化与合作原则制约引起的，侧面表明词汇的创造性及其含义与变化的使用环境有关联，方式准则对语言简洁结构的促成也产生了影响。有的学者从文化角度对词汇语用含义进行了阐述。李婷婷（2019）在其《语言学视阈中的现代汉语词汇认知及其教学研究》一书中提到，词汇的语用含义在于文化赋予的附加意义，独立于语义系统。其虽然看到了文化对词义的影响，但没有意识到文化也属于语境信息的一部分，过于偏颇地把文化影响视为语用含义产生的原因。其同时指出，词汇的文化附加意义能够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形成独立的义项，进入语义系统，也就是由语用的动态含义转到平面的传统语义。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当某一词汇含义的使用频率和认可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其语用含义就会固定并纳入词典含义，该研究看到了语用和语义的动态性转化的特点。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会结合自己的百科知识不断构建新的语境推动交际发展。庞杨、李晶洁（2020）结合关联理论模型和认知语义理论对词汇同义关系的认知前提和机制进行了讨论，指出词汇百科信息和具体语境信息在语义构建中的作用，以及交际双方通过最佳关联进行语用推理过程中认知相似性的作用，从认知的角度进行词汇的语用推理。
限于篇幅，国内关于词汇语用的研究不再一一列举，由此可管中窥豹，该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对交际者理解语用词汇的具体认知过程少有论证，而认知过程是揭示语义理解的奥秘所在，对今后的句法和语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学者研究词汇语用时所采用的方法更加多样化，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层次的研究，对语用方面的词义处理过程解释理论阐述颇多，而缺乏跨学科的实证研究。整体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关联理论和认知修辞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都承认词义的理解是在语境中通过意义上的调节和认知上的调节进行的。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语用意义认知加工的语义化过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