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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国内外学者都不断地在词汇语用学研究领域做出努力，不断地创新研究理论和方法。冉永平（2005）指出，词汇语用学虽然属于一个新兴议题，但对其进行的相关初步性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颇为丰硕。
Wilson（2003，2004）曾指出词汇语用学可探索的领域有词义处理、词义习得、概念习得及其内在性、交际概念及其作用、词汇语义观和词汇语用能力发展等，对词汇语用学的发展进行了宏观意义上的分类。陈新仁（2005）在其《国外词汇语用学研究述评》中归纳了词汇语用所研究的语言现象，指出“迄今为止，词汇语用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形容词的语用属性、语用畸形、词汇阻遏现象、词义调整、词缀的语用特性、标记语的语用功能、语用与词汇内部意义之间的关系等”。陈新仁指出的研究内容几乎没有涉及词义习得和词汇语用能力发展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Wilson提到的词义处理、概念习得及其内在性等其他四个领域内。
20世纪后期以来，关于词汇语用现象的研究，国内外涉及的领域基本都涵括在Wilson所提到的六大领域中，而国内的主要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则体现为陈新仁所归纳的以上几点。单就词汇研究而言，焦点主要放在了探索说话者进行词汇语用时信息接收者的语义理解过程和语用效果方面。
关于国外的研究，可按照Wilson提到的六个领域进行梳理。
第一，在词义处理方面，主要从听话人根据语境对词汇意义进行理解与选择的过程入手，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进行理论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认知层面的研究转向，采用了实验心理学等跨学科的实验方法对受试词义认知加工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了本族语者或二语学习者的词汇意义处理模式。Walaszewska（2011）从认知层面出发，结合关联理论，从语义收窄和语义扩充的角度解释了儿童语言表达失误现象，发现儿童在表达过程中出现了临时概念构建现象，指出该现象与逻辑输入及百科知识有着密切联系。Shtyrov（2011）采用了ERP、功能磁共振成像（f MRI）技术的脑电实验，结合单词图片联想学习范式（word-picture associative learning paradigm）的行为方法研究，并对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发现学习者在学习新的口语词汇时，大脑会瞬时出现新的皮层回路，指出左侧周围皮层网络是新单词映射到大脑心理词汇的基础。该研究结合心理实验数据，为学习者学习语言的认知过程提供了论据支持。Falkum（2017）以语言学图书中的例子为研究材料，同样发现了认知语义关联的重要性。他研究了英语和其他几种语言中多义词的一个子类型，该类型依赖于名词使用时的可数性和集体性（例如，射兔子/吃兔子/穿兔子），同时，他支持论证了基于规则（rule-based）的分析方法，并证明了基于规则的分析比可数集合句法（count-mass syntax）获得的语言成分信息更明确，论证了词汇语用下可数集合多义词分析的解释效力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整合性，指出临时语义的构建是在相关理论框架下进行的。Stephen（2018）通过语料库研究方法（corpus linguistic methods）和词汇启动（lexical priming）理论对讽刺性的新闻标题进行了研究，发现讽刺的幽默性来自低频搭配的意外效果，以及标题文字背后潜在的更深层次的话语内涵。Tang（2018）对采用眼动技术的传统词汇歧义消解的心理语言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发现包含两个以上含义的多义词比非多义词花费的阅读时间长，表明在语义理解过程中多个语义信息的进入具有竞争性，为大脑处理语言反应提供了理据。Del Pinal（2018）采用了成分真值条件框架（compositional truth-conditional framework）理论，主要针对普通名词和名词修饰语的非延伸明确信息在语义理解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词汇编码既有延伸含义也有非延伸含义，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表达的非延伸确定含义能够参与理解该表达的复杂含义的过程，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多维语义为语义理解通达性提供了可能，也为真值条件语用学（truthconditional pragmatics）的发展提供了可能。Palaz et al.（2020）同样采用了脑电技术，通过N400的ERP句子验证（sentence verification）和句子图片对比任务法（sentence-picture comparison task）以及E-Prime 2.0的脑电设备记录了实验人员的行为反应，对否定词“not”在语用句子中的处理情况进行了观察分析，各实验结果都支持并证明了否定词的处理是对整个句子进行理解后的第二步加工处理。脑电实验方法为理论性研究提供了实证性依据和研究路径，使语言科学的真相得以具体化揭开。
第二，在词义习得方面，主要是关于词义如何被语言学习者感知并匹配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儿童词汇习得技巧及语用技巧的实验观察，来判断他们的语言能力和匹配任务表现的关系，分析多义词词义处理的方式和原因。Falkum（2015）通过基于代码的方法（code-based approach）和基于推断的方法（inference-based approach）解释了多义词的词汇意义和语用意义，对儿童词义习得和处理进行了具体考察和论述。Ronfard et al.（2022）通过视听范式（looking-while-listening paradigm）研究了一岁半到两岁的儿童的词汇处理效率，探究了词汇表达、执行能力、语用能力以及通过快速匹配（fast-mapping）学习新标识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发现儿童的语言技巧和认知发展跟他们的词汇量和词汇发展状况有关，那些能够比较准确地处理熟悉单词的儿童，能更好地通过快速匹配的方式学会新的单词。由于语义的理解离不开语境，语用意义又因语境的复杂性而多变，对语义习得过程的研究也是对语用能力发展的研究，对儿童的语言学习和发展具有深刻意义。
第三，在概念习得及其内在性方面，主要是针对某一具体词语或词语结构概念的获得进行的研究。概念的习得需要结合话语语境或语篇语境进行语义和语用匹配。Franceschi（2014）基于词汇构建模型（lexical constructional model）以及认知语言学假设，采用分析法分析了“开始”一词的四种不同英文表达在使用时的认知状态以及它们所传达的语用含义，特别关注了影响词汇句法和语义语用表征的转喻与隐喻过程，发现这四种英语表达的含义是在一套限制性结构中被理解的，即在句法提供的语境下来明确词汇的语用含义。Shyu（2018）通过词汇方法（lexical approach）和作用域方法（scope approach）对“even”一词由词性重叠造成的词义理解问题进行研究，结合汉语中“连……都……”“甚至”两种表达进行了语义分析，发现作用域方法能很好地起到预测效果，而词汇方法应结合语用进行分析，指出该词的理解应结合句法、词义及语用进行理解。在符号的世界里，人们通过语言进行概念性输出表达思想，通过语言符号输入形成概念世界，这一习得过程即体现了对语言符号的理解过程，通过对理解过程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抽象思维具体化的形成模式。
第四，在交际概念及其作用领域方面，主要研究对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会话环境的理解和认知，及其作用于交际过程的效果。Flores（2017）从语用认知的角度，探究了西班牙政治话语中委婉语的使用对思想和心理方面的影响，指出词汇构词（lexical framing）、指示阻遏（blocked access to the referent）及概念污名化（conceptual stigmatization）现象对听话人的思想和心理都会产生影响。Judith et al.（2019）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了说话人在表达不同程度的承诺时所使用的词汇，对比了含有情态修饰语的证据性表达和不含证据性标志的表达，来判断听话人对证据性的情态修饰语的识别程度，以及听话人针对说话人体现出来的语用强度作出的评价，并指出该研究范式的研究价值。Cernevska（2019）将《职业健康与安全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中有关木工和金属制造的章节内容，作为文本分析的数据，研究了词汇概念调整对话语的语用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结果表明词义模糊和词汇概念调整差别不大，在上下文语境中，两种方式都能很好地说明一个单词或一个表达的含义，指出仍有待于进一步做定量研究分析，同样突出了交际语境的重要作用。Khafaga（2019）节选了爱德华·邦德的戏剧《李尔》的部分内容，探究了话剧中权力关系如何影响话语参与者的认知世界，从而影响话语参与者的言语行为。他通过细究刻画权力的具体词汇和语用修辞，采用了词汇语用和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理论、话语分析的词汇模型（lexical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以及礼貌原则和面子原则的相关概念，探究了权力关系、词汇使用如何影响话剧人物的话语行为，并证明了话语对权力关系和角色认知有着重大影响。对语义的正确理解是交际成功的关键，通过语言，我们可以透视说话人的交际目的和心理状态，语言是说话人进行社交活动的有效手段。
第五，词汇语义观对词汇丰富含义的本质理解进行讨论。赋予话语真实内容不止遵循一种简单稳定的内涵或某一个单一意义，结构形式的输入及修辞的使用也应作为意义理解和语境系统分析的一部分。Peng（2015）阐述了认知基础上的历史背景中词汇范畴识解（categorization construe）的预设延伸概念，探究了词汇预设（lexical presupposition）问题，特别是古汉语范畴化的泛指问题，并指出《说文解字》中部首在其派生词中具有图示背景的作用，其中隐喻在此分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Huang（2015）通过收集的词汇克隆语料进行描述分析，并从新格莱斯会话原则的角度对这一语用现象进行了分析，反映了语境对于意义解读的重要性。Bibok（2016）通过对匈牙利和俄罗斯的语料数据的分析，表明在语用中大量话语含义的叠加为语境提供了百科信息，语法和语用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语境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Patterson（2017）以单词“grew”为例，采用了语料库驱动方法和关键词方法论（keywords methodology），研究了不同语境下对隐喻的解释，分析了在隐喻语境中单个词语的特点。该分析着眼于语义通达模式以及隐喻和其他修辞的关系，基于大型语料库驱动，通过对搭配、共现、语义、语用、语篇等关系的观察，对隐喻和非隐喻词语例子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探究了在含义或隐喻不明晰的情况下该模式是否可行，以及信息凸显度，表明了词汇、语法、语篇和语用在区别语义时的重要性。Brochhagen et al.（2018）提出了一种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语言竞争游戏理论模型，研究了语义和语用在语言选择和学习中是如何演化的，关注其交流效率及在交流中获取语用信息的阻力，通过层级含义（scalar implicatures）的个案分析来说明该模型，发现不明确的语义和语用推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同演化的关系，词汇语义和词汇语用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语义的习得需要在语用中加强巩固，语用的丰富含义又让学习者在基本词义习得的情况下进行拓展应用。Holtgraves（2018）指出层级表达（scalar expressions）包括语义含义和语用含义，研究了不同程度的面子威胁会话语境下的五种标量表达。实验人员阅读前半部分中包含标量表达的目标话语（后半部分包含可能是语用的也可能是语义的话语），通过ERP实验监测标量词汇和词汇含义，发现在面子威胁的语境下，对标量词的神经反应没有变化，而词汇含义引起的P300比语用含义引起的波动更大，这一模式表明会话语境中的语用含义值得进一步研究。Hogeweg（2020）对文学中丰富含义的使用现象进行分析，指出话语的真值内容不是取决于简单的稳定或单一的含义，而是取决于信息的丰富性叠加，讨论了信息的丰富性含义是包含于语义范畴，还是包含于百科知识系统，发现知识结构（包括对不通顺句子的理解和预测能力）在获得真值条件中发挥着作用，同样强调了语境信息和百科知识信息对词汇语义理解的重要性。Stojicic（2021）讨论了英语中的词汇克隆现象，同样指出词汇克隆的理解离不开语境，说话者通过强调语义避免误解的语用含义，讨论了英语会话中形容词的词汇克隆现象以及该现象出现时形容词的调整模式和调整动机。Mayuuf（2022）使用文本分析法分析了小说《奥特兰托城堡》中描写受害者和施害者行为的语用词汇，发现施害者通过使用各种修辞，如词义收窄、词义扩充、语用形容词、夸张和隐喻等进行精神性迫害的表述，突出了词汇的选择会对说话人的意识状态产生影响。词汇语义的理解在人们的话语理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激活作用，对词汇进行研究能够更具体地理解听话人对话语进行加工处理的认知过程。
第六，关于词汇语用能力的研究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主要针对儿童教育及儿童的词汇能力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对儿童更好地学习词汇的方法进行了各种实验，为儿童语言发展做出了贡献。Coutanche，Thompson-Schill（2014）通过快速匹配和显式编码（explicit encoding）的研究方法对儿童的词汇学习能力进行了研究，发现相比显式编码方法，快速匹配的方法更有助于儿童将学习的词汇快速植入脑皮层记忆网络，形成即刻的词汇能力并对相关概念的激活起着作用，对词汇教学具有借鉴性意义。Ziafar（2020）通过将对比词法（contrastive lexical approach）、显式方法与隐式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了伊朗二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发现三种方法没有明显区别，都有利于语用能力教学，为儿童词汇语用能力发展提供了理论方法。Sell et al.（2019）结合了功能言语行为分析（functional speech act analysis）和词汇分析，对儿童的语用能力进行了研究，指出两种方法的结合能更好地对语用能力及其发展特征做出详细描述。词汇语用能力能体现出词汇学习和习得的效果，是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和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的综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