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我与民法同行已逾四十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在法律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个人文集第一至十辑。此次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邀，对原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个人文集进行了全面修订。这确实是一件颇为繁复之事。

这套文集收录了我四十余年来公开发表和未发表的学术论文。在今天读来，一些文章显得粗糙甚至肤浅，但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我对中国民商法现实问题的一些思考，凝聚了我的汗水和心血。这些作品的写作也是一段冥思苦想、艰苦求索的心路历程。在那个年代，由于没有电脑网络，图书资料极度匮乏，从事学术研究是件苦差事。许多早期作品都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创作出来的。虽然这些文章或许不乏幼稚之处，但敝帚自珍，更何况那也是对一段艰难困苦历程的记载。

古人云：“君子之为学也，将以成身而备天下国家之用也。”我也一直铭记先师佟柔教授“治学报国、奉献法治”之教诲，以研究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为使命，以为中国当代法治建设建言献策为己任，借此追求法治梦和民法梦。我国《宪法》通过对“依法治国”方略的确认，书写下我们的法治梦，描绘出中国法治的宏伟蓝图。而新中国几代民法学人的民法梦就是一部中国民法典的面世。就我个人而言，民法梦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要构建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回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展示民族时代风貌的理论体系。在世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这样一个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也应当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色，受世人广泛关注、高度评价和普遍尊重的法律文化样态，其能够为促进世界民法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贡献。那么，我们应当构建什么样的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呢？

——它应当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为重心。“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马克思语）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这也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和市民生活“百科全书”的民商法，更应当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为依归。这就要求我们将民法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实践，密切关注和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善于总结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善于归纳和运用市场经济社会所形成的习惯。德沃金言，“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只有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民法学理论，才是真正有生命力、有针对性、有解释力的理论。

——它应当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依归。“道无定体，学贵适用。”我们的民法学要成为经世济民、服务社会的有用之学，就必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既是我国民法学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也是我国民法学发展的重要契机。我国民法学的发展始终应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针对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现实问题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以此为民主法治建设作出贡献。在我看来，解决了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中国特色民商法重大问题，就是解决了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就是对世界民商法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也就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还要看到，“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esto），民之所欲，法之所系。民法本质上是人法，民法学研究应当始终以实现人文关怀、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民的福祉为理念，始终以尊重人、保护人、关爱人为出发点。

——它应当具有对世界优秀民法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态度。构建以研究我国现实问题为重心的民法学理论体系并不等于对异域法律文化的排斥。相反，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应当是一个包容世界民法学文化精髓的体系，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应对智慧。理论自信不等于盲目自大，学术自信离不开我们对异域法律文化的充分了解，离不开我们对人类社会最新成果和趋势的准确把握。对人类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应秉持鲁迅所言，“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但借鉴不等于照搬，域外的法治经验只能作为借鉴对象，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外国的制度、理论都只能是我们借鉴的素材，最重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绝不能“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绝不能在外国学者设计的理论笼子中跳舞，绝不能单纯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做世界学术的贡献者。

——它应当具有自身的逻辑性和科学性。民法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民法学本身具有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民法学在自身独特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概念、规则和制度，形成了富有逻辑的、体系严谨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民法学以私法自治等原则为基础，构建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并形成了自身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这些方法的运用，对同一问题能够相互交流，进而得出具有共识性的结论。民法学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断创新，在注重解释方法的同时，也要注重实证研究，应高度重视利用我国丰富的案例资源，并充分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努力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征。

四十余年来，我本人的民商法学研究经历基本上遵循了前述思路。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从最初在佟柔教授指导下研究民法的调整对象和民法体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所有权形态等问题，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赴美学习，回国后开始从事对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物权法基本原理等问题的研究，再到后来因参与合同法立法而开始全面研究合同法问题，可以发现，本人就民法学中诸多重大疑难问题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在90年代末期我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重点研究司法改革等法治热点、难点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我作为起草人之一参与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就物权法、人格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民法典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专门研究；后又配合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就相关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认真探讨。作为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在整个研究历程中都尽最大的努力提出建设性意见，提供理论支持；我也与其他民法学同人一道，大力助推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民法学文化的传播。

弹指一挥间，四十余年过去了，当初荒芜的法学园地而今已繁花似锦，当初被认为“幼稚的”法学在今天已成为一门显学，民法学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记得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上一般人都不知民法为何物，对一些重要的民法制度和民法术语更为陌生。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权威词典仍然把“隐私”这一概念理解为“阴私”，将其视为一个贬义词汇。而在今天，“隐私”这一术语已广为人知，保护隐私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不得不承认，这一历史性演变与进步凝聚了一代又一代民法学人的汗水、心血与期盼。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时，民法学教科书仅寥寥数本且尚未公开出版，民法学论文屈指可数。而今，我国民法学教科书汗牛充栋，民法学论文浩如烟海，民法学研究人才辈出，民法学的未来一片光明。

但我们还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还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与此直接相关的是民法学理论体系仍处于初创阶段。这不仅表现在现有民法学理论和相应民法制度还未能有效地回应诸多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表现在我国民法学理论的国际影响尚不尽如人意，民法学界掌握的国际话语权仍然有限。虽然法治梦和民法梦已经筑起，但这些梦想的实现，还有待我们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尼采有句理想主义名言：“不断重复一个梦幻，就能把它变为现实”。我们已经从迷茫中醒来，选择市场经济这一发展道路，法治是中国的唯一选择，舍此别无他路。在这一过程中，法学工作者肩负着重大职责和光荣使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希望借“中国民商法研究文丛”出版之机，重复我的中国民法梦想，以助推法治梦的实现。犹如大海需要涓涓细流的汇入，学术繁荣需要每位学人的不断努力和积累。我愿化作沧海一粟，汇入中国民法学文化的江海；我愿作为一粒石子，铺在法治的康庄大道。

期盼中国民法梦不久成真，期待中国法治梦早日实现。